“依法治官” 的困境与对策研究——以治理“小官巨腐”现象为例

“小官巨腐”是百姓身边的腐败,主要集中在工程建设与拆迁领域,以山头主义与集体腐败方式居多,“能人腐败”是其突出问题.治理“小官巨腐”现象关键在于依法治官.依法治官存在的困境主要有选官管官的法律法规及政策体系不健全、“好官”的考核评价标准操作性不强、基层官员权力的约束机制欠缺、基层官员的监督不力、基层官员腐败成本过低等.走出依法治官困境主要靠法律与制度.要将“选官用官”权力关进法律和党规的笼子,必须完善“小官”选拔与晋升、基层群众参与“选官”等相关法律法规,要用民主监督制度、问责制度、预防腐败制度的笼子,从严管住管好“小官”手中的公权力,从源头和根本上预防、杜绝“小官巨腐”现象.     

公众性腐败的经济分析

提起腐败，人们立刻会想到官员腐败(权力腐败)。其实，腐败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获取不正当经济利益的行为，因此按这个定义来界定腐败的话，把腐败简单等同于官员腐败(权力腐败)显然是不公平与不正确的……     

权力腐败的理论诠释

无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权力与腐败的逻辑关联已成为人们无法摆脱的经验事实。正是如此,几乎历代统治者都为铲除权力腐败而弹精竭虑。本文试就权力腐败的有关理论问题发管窥之见,以求救大家。 权力腐败的总病根 所谓权力腐败,是指政府官员以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它是社会腐败这一母概念中政治腐败的具体概念。权力腐败的表现多种多样,如行贿受贿,滥用职权,权钱交换等等,但最典型的则是权钱交换,即以权力换取财富。不管权力腐败的表现如何复杂,以权谋私都是其本质要害。     

“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研究

"问责官员"的悄然复出对我国刚刚建立起来的官员问责制构成了极大威胁,使其权威性受到挑战和破坏.尽快完善我国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已经成为当前的紧要任务.在现有官员问责法律框架内,涉及官员复出的内容所占比例偏少,也较为原则,操作性欠缺.问责官员复出的程序建设应纳入法治化轨道.     

市场经济与权力腐败辨析

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权力与腐败之间的关联已成为人们能够常常感受到的经验事实。为什么市场经济会滋生大量的权力腐败现象?有人认为,权力腐败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对此不必大惊小怪;另一些人则认为,权力腐败不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而是市场不规范的产物。我们认为,这两种看法都存在片面性。有关权力腐败的基本理论,笔者在有关文章中已提及。①在本文中,笔者拟就市场经济与权力腐败的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一、市场经济是权力腐败的根源吗? 所渭权力腐败,是指政府官员以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权力腐败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行贿受贿、滥用职权、权钱交换等     

转轨体制下的权力、关系与资源--关于"秘书腐败"的社会学分析

本文认为从政治社会学角度来看,秘书腐败本质上是公共权力寻租,它与我国在渐进式改革过程中形成的"转轨体制"是分不开的.由于转轨体制一方面赋予政府官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资源分配格局中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又通过寻租关系网络使这种资源优势为其秘书所分享.因此依托寻租市场,通过"关系优势"获取"资源优势"便成了秘书腐败的内在逻辑和机制.面对这些现象该如何去杜绝,为此我们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论反腐败的有效机制——问责制

当前,我国的腐败现象是值得认真关注的.腐败案件的涉案人数、涉案金额、涉案的权利层次都在逐级提高,仅在1998～2002年间,检察机关查处的涉嫌腐败的县处级以上干部就达12830人之多,并查处了一批位居省部级甚至中央领导的严重腐败分子.在2003年防治"非典"期间,大批官员因渎职、失责受到了惩戒."问责"一词已日渐成为群众所关心的一个热门话题,"官员问责制"在对党政领导和部门实施有效监督的同时,也更能有效预防腐败的发生.     

转型时期腐败的特征及反腐倡廉策略

腐败是滥用公共权力谋取非权力赋予的特殊权利的一切行为。本文从腐败分子滥用公共权力的方式及程度,分析了转型时期我国腐败行为呈现出绝对权力失控条件下绝对腐败猖獗、从滥用公共权力向滥用公共资源转变、腐败手段更加复杂和隐蔽、灰色腐败危险倾向日益显现等新特征。并针对我国国情,提出了客观权衡腐败零容忍、全面反腐、权力反腐的利弊,综合使用经济处罚、道德教育与法律惩处手段,保持监督制度与权力格局的动态平衡、加强对监督人权益的保护,构建网络监督反腐新平台等反腐策略措施。     

论腐败犯罪的法律预防、惩处机制的构建

近年,我国的腐败犯罪案发数居高不下,如何建立起腐败犯罪的预防、惩处机制以遏制腐败,成为困扰人们的难题。参考国外和我国香港地区的成功经验,结合目前我国反腐败的实际状况,笔者主张,应建立完整的法律机制预防和惩治腐败。它包括:全社会崇法理念的形成、规范公共权力法律制度的完善、新闻监督法制化、反腐败法律体系化和法典化。以上四个方面,要以“法”贯之,从而加大腐败成本和权钱交易的难度,从制度上堵塞腐败漏洞,以期取得反腐败斗争的最终胜利。一、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法律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主张法…     

村干部“微权力”腐败治理机制创新探究

近些年来,村干部"微权力"腐败呈高发态势,给农村各项事业与党的执政形象及执政基础带来巨大危害。村干部"微权力"腐败尽管类型各异、成因复杂,但其根本原因在于村干部"微权力"腐败治理机制的滞后或缺失。要破解我国村干部"微权力"腐败治理难题,必须建立健全农村村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农村基层治理机制、农村基层法治机制、村干部权力监管机制和村干部保障激励机制。     

对权力腐败问题的若干思考

权力腐败是指国家公职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非法获得私人利益的行为.当前,我国社会生活中权力腐败的主要表现是权力寻租、权力经商和权力换食换特色.权力腐败的产生有外部诱因,更有内部原因.根除腐败必须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努力消除滋生权力腐败的土壤;二是构建完善的反权力腐败机制.     

试析企业家腐败现象

如果说政府官员的腐败更多地来自于权钱交易 ,靠权力来索取收益 ,那么企业家腐败则更多地来自于委托———代理关系的契约不完全性与信息不对称。企业家腐败收益是对企业利润的转移。相比较而言 ,企业家腐败比官员腐败更具有隐蔽性 ,有时会披上合法的外衣。在现行的制度框架内 ,企业家的腐败收益是难以界定的。当前企业家腐败与政府官员腐败还存在“交叉感染”现象。从制度根源上剖析 ,企业家腐败源于企业家主导的社会博弈与产权制度的缺陷 ,权力与责任的失衡导致企业家经济人行为的扭曲。同时 ,企业家腐败与其自身的道德素质、收入水平有关。对企业家腐败的治理 ,要把长远目标与短期目标结合起来 ,加大惩罚力度 ,使腐败分子在社会上无立足之地。     

腐败的新动向及其防治

权力腐败问题是影响我国新时期经济建设、政治稳定以及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鉴于权力腐败的严重危害性,近些年来,我国大力开展反腐倡廉工作,不断加大反腐败斗争的力度,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前我国权力腐败出现了很多新变化,表现形式多样化、产生原因复杂化,对反腐倡廉工作带来很大挑战。造成权力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根结底是由于公共权力异化造成的,从经济、政治、法律、社会及伦理等多渠道分析权力腐败的新动向及其防治措施,是当代中国反腐倡廉的有效途径。     

试析当前我国公共权力腐败社会治理的运行机制

社会治理腐败是发挥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社会组织和力量,对公共权力进行自下而上的制约和监督,以期实现"善治"的权力腐败治理的重要模式,在制约监督公共权力方面有着传统监督模式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治理腐败存在社会组织受政府制约、参与机制不完善以及舆论监督作用难以有效发挥等现实障碍。有效实现社会治理腐败的关键在于建立健全社会治理腐败的法律保障机制,完善社会治理腐败的行政公开听证参与机制,强化社会治理腐败的公众监督制约机制。     

历代惩贪肃吏规制及历史借鉴

我国古代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官吏的管理和对权力的控制,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惩贪肃吏,但是社会贪腐并不能根除,其深层次原因在于封建统治的集权专制.我们党应以史为鉴戒,吸取古代惩贪肃吏的经验教训,进行制度创新,用制度规范各级官员的行为,用制度约束和杜绝权力腐败的产生.     

论晚清“司法独立”原则的引进

"司法独立"是西方近代宪政的基础,对于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有着重要意义.晚清法制变革中,"司法独立"原则逐步为先进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员所认识和接纳.随着清末"新政"的展开、"预备立宪"的推进,"司法独立"成为了引领中国传统司法制度近代转型的基本理念,其内容为清末新制定的宪法、诉讼法等新式法律所确认.     

权力腐败的原生性与衍生性论析

权力与私利的交换可以分为有形化交换与无形化交换两种形式,从而呈现出权力腐败的原生性与衍生性.从原生性权力腐败向衍生性权力腐败的演变,没有改变腐败行为权私交换的本质,而是腐败形式衍变、腐败收益提高、腐败成本下降的过程.衍生性权力腐败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有利于我们从整体性、发展性和预防性的角度认识腐败、遏制腐败.     

国家治理与政治发展视角下的政治安全与廉政建设

政治安全是国家治理与政治发展的根本,是国家利益的最高目标.贪污腐化、权力寻租、裸体做官等政治腐败严重影响了我国政治安全.所以加强完善惩治与预防腐败为重点的廉政建设,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做到廉政建设法治化、官员财产公开、禁用裸官.以改革创新之精神全面推进廉政建设,确保权力依法正确行使;促进我国政治安全,社会和谐稳定.     

试析唐代官员经商之风盛行的原因

有唐一代,官员经商之风日益炽烈,政府采取了各种对策,但都无济于事.本文对唐代官员经商之风盛行的原因进行了历史性的考察,认为主要原因有:中国古代社会权力缺乏有力的监督、唐政府经商对官员的诱导、唐代官员的俸禄偏低、商品经济观念对官员的冲击以及官场和吏治的腐败等.     

腐败定义正误之辨：基于事实与逻辑

腐败是廉政学科的核心概念,但却一直众说纷纭甚至谬误很多。争议和问题主要有4个方面,即定义视角的差异、重要概念的数量、公共权力和委托权力之争、腐败主体的模糊性。基于事实和逻辑的严格证明表明,应当基于委托权力而非公共权力定义腐败;尽管现有的基于委托权力的腐败定义可继续使用,但需增加两个重要注解。腐败主体范围甚广,包括所有组织以及个体中凡具备人的基本智力和行为能力者。使用一个过程工具,可辨识嫌疑腐败行为。应当基于正确的腐败定义调整我国现有的反腐败法律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