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人合一”到“系统思考”——论学习型组织理论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

创建学习型组织对中国社会的变革有着重要的意义.学习型组织理论不仅仅是管理理论的一项重大突破,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要把握这种思维方式的内涵,就必须对思维方式进行历史考察.因此研究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天人合一"与学习型组织理论的核心"系统思考"之间的联系与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欧阳竟无为何要坚持“体用简别”思想?

欧阳竟无的佛学思想以"体用简别"思想为核心,有体用对立、即用显体、即体摄用、即体求体等多种形态,都与唯识学的"体用不二"思想不相符合。从思想渊源上进行考察,可知"体用简别"思想与朱熹"理气论"的"理气二分"思想,在逻辑上、思维上、思想上具有同质性,甚至可以说前者是后者的佛学化。对"体用简别"思想的极端表现"无余涅槃唯一宗趣"思想进行考察,可知欧阳竟无的生平经历激发了他解决生死大事的强烈愿望;而一方面批判宋明理学对于佛教的误会,一方面基于其思想的理学本位而要为自己的佛学研究做出合理性、合法性之辩护,甚至要用"无余涅槃"作为沟通儒佛的根本和关键,则是更为深刻的原因。佛教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佛教化"与"中国化",同样是体用不二的关系,这反证了欧阳竟无的"体用简别"思想是非佛教的。     

中国文论中“才”“法”矛盾的解决方式

"才"和"法"这两个文艺创作论范畴有着天然的矛盾.中国古代文论家为此提出了许多解决方式.尚理法者,不大胜也不大败,尚才气者,非大胜则大败.这是中国古代文艺创作实践中解决才法矛盾的最常见思维方式.大部分理论家则认为最恰当的创作原则是"敛才就法".相对于"敛才就法"理论的保守,有识之士所提出的"敛才于法"的观点则体现了中国文艺创作的最高境界.     

元代绘画与体用思想

中国学问里讲究"体用",中国古典美学本身便是"即体即用"、"道器不二"的自洽系统。元代士人及画家便是从哲学本体论的层面展开对画学的思考,"体用一元,显微无间"的思想使得绘画逐渐被确立为"发明本心、陶淑心性"之工具,成为直指人心的学问。     

对熊十力哲学思想之内核“体用不二”的批导

熊十力哲学思想之内核为"体用不二"。熊先生自以为用其"体用不二"思想完美地解决了哲学史上长期争论的"体"与"用"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实,熊先生"体用不二"思想中的"体"与"用"的关系之间还存在着一些无法克服的矛盾和困难。具体来讲有以下三点:即立"体"与立"用"两不足;"体"开"用"的动力缺乏;"体"与"用"区分的不稳定等等。     

中西比较视野下的“象思维”——回归原创之思

"象思维"是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基本内涵和特征的概括。这种思维方式是由中国思想文化最高理念的性质即非实体性所决定的。与西方由其实体性最高理念所决定的理性的逻辑的概念思维方式不同,"象思维"不像西方那样是主客二元、对象化、现成的思维模式,而是整体直观、非对象性、非现成的。西方理性的逻辑的概念思维方式是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但其异化形态如唯科学主义等也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象思维"是比理性的逻辑的概念思维更加基础和本原性的思维方式,具有"原发创生性"和保持动态整体平衡的特性。"象思维"与概念思维可以互补而不能替代。     

“体用不二”论钩玄

熊十力先生原名升恒,字子真,湖北省黄冈人。抗日战争时期,他建立了“新唯识论”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体系,成为中国现代哲学史上颇有影响的哲学家。“体用不二”论是“新唯识论”哲学思想体系的核心。正如他自己所述,“本书根本问题,不外体用。”(《新唯识论》,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1页。下引该书只注页码)他所说的体,是指宇宙本体;所说的用,是指本体的功用或表现。“体用不二”论的基本观点是:本心是宇宙的本体;宇宙万物归根到底都是本心的功用或表现。他是怎样论证“体用不二”的呢?我认为,大体经过扫相、显体、释用三个步骤。这种看法不一定妥当,愿意提出来,就教于方家。     

论孙中山对“理则”的重视

"理则",从深层次来说是关于思维方式的学说,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个民族革命和历史的发展.孙中山一生,尤其是在辛亥革命后,十分重视"理则",他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所以没有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与吾国国民不健全的思维方式有关.无论从其思想上、行动上还是从其个人修养来看,孙中山都对"理则"赋予了很大的情感.     

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与“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

反对"主客二分",在现代西方哲学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都是一个时髦思潮."主客二分"是一元论和二元论共同的思维方式前提,"主客二分"的思维可以导致二元论,但不一定是二元论,也可以是一元论.唯物主义、唯心主义都是一元论,都是以"主客二分"为前提的.马克思主义新世界现是"新唯物主义",它坚持并发展了"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反对"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必然导致否认唯物主义,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现.     

邓小平理论与“负的方法”

"负的方法"是中国传统的哲学思维方法,即从侧面阐明客体的某些性质的思维方法.邓小平理论在形成的过程中,也采用了这种方法.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不同角度运用了一系列否定判断来表述他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二是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阐述;三是表现在表达形式的文体风格特征上.     

近代“体用”思维模式与《劝学篇》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一种观念和思维方式,在近代中国产生过重大影响。张之洞的《劝学篇》虽揭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但从根本上又不同于以前的“体用”观。放在“中体西用”观念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来认识《劝学篇》的“体用”思想,自会发现其独特之处。     

王夫之"体用不二"思想的方法论意义

基于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体用"这对古老范畴的独到理解,王夫之从本体论与方法论角度进一步发挥了"体用不二"的重要命题,并以此为方法,在本体论、社会历史观和认识论方面展开了一些新的研究探索,不仅丰富了体用范畴的哲学内涵,而且开创了传统哲学的新局面.     

意象思维的“诗化”之路

意象思维是中国传统文化富于诗意的运行轨迹,它以取象譬类,天人互参的方式,以饱含情感的意象氛围直达诗意追求.取象譬类与情意倾向是它的诗化特征;天人互参与意象扭转是它的实践基础和体验基础;象外之象与天地同流是它的诗意指向.意象思维不仅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而且是中国传统审美、中国传统艺术的核心思维方式,是中国审美、文化和诗意文化的机制中枢.     

王夫之“体用不二”的方法论意义

<正> 王夫之继承了先秦以来朴素唯物主义与朴素辩证法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宋明时期哲学争论的中心——“理气(道器)”之辩与“心物(知行)”之辩,提出了一系列比较正确的见解,达到了朴素唯物论与朴素辩证法的统一。王夫之的“体用不二”思想从一个侧面鲜明地体现了这种统一。本文试图从方法论的角度对王夫之的“体用”范畴作点探索。一“体”和“用”是中国哲学史的一对重要范畴。魏晋以来哲学家们通过“体用”之辩,逐步加深了事物运动原因的认识。其正确结论是“体用不二”。     

论“与时俱进”的实践智慧本性——对“与时俱进”普遍思想方法价值的哲学阐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活动条件把它放置到实践智慧这一人类理智活动类型中,因而必须遵守实践智慧的普遍活动规律.实践智慧具有从特殊到特殊等不同于逻辑思维的活动方式,内在地要求把"与时俱进"作为思维法则,因此"与时俱进"具有实践智慧本性.教条主义和激进主义都是不当地在实践领域简单使用抽象逻辑思维的必然后果.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必须贯彻与时俱进这一思想方法,从而在实践智慧的光芒指引下,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论“迷狂说”、“摹仿说”与“神感说”

关于诗本原理,古希腊哲学提出了"迷狂说"、"摹仿说"等,中国古代文论倡导"神感说"."迷狂说"和"摹仿说"以纯理性超验主义为核心,"神感说"推崇感性经验主义,两者都不能全面阐明诗产生的根本原因.对于诗本原理的认识还需进行语言思维、神话思维和宗教思维的深入研究.     

“中国学”的本土化

"中国学"本土化需要特别重视四个问题:第一,要破除"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方式."欧洲中心论"或称"西方中心主义"曾经在西方学术界相当流行,把欧洲(主要是西欧)的历史看作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轴和主要动力,"欧洲的一切都是普遍的";"把自己看成是若干文明之中最卓越的文明,认为自己是文明世界,并把这种长期积淀的文明优越论、价值观和偏见"强加于人",形成"话语霸权"."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方式,就是把西方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和发展道路普遍化的思维模式.中国学术界在上个世纪相当长的时段内,对西方理论就是盲目信从和生搬硬套,从而产生一味模仿的"汉学心态"和唯汉学是尊的"汉学主义"风气."资本主义萌芽"理论就是一种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它将近代英国走过的经济变迁道路视为普适性的经验,因此将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定位在寻找这种"普遍道路"发生发展的蛛丝马迹,或者拷问它为什么没能在中国发生的原因上.即便在今天的学术研究中,我们仍大量使用来自西方的知识体系,用西方的逻辑、观点解释中国与世界.学术主体性的严重丧失,导致我们在观察中国和世界的理论中处于"双重失语危机".     

文学经典的“生成”语境与“指认”困境——以“十七年”散文的文学史叙述变迁为例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过程中,其"经典指认"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包括"十七年"和"文革"时期,其经典指认特点主要集中在"当下语境"给予它的制约。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为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特性则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强调中国当代文学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性",所以"审美进化论"思维支配着文学史叙述,同时设定了"文学经典"价值的逻辑前提。二是"本质主义"写作受到普遍推重,具体表现为文学因素的"等级划分"。第三阶段从80年代中期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受"五四文学正统论"的普遍影响,研究主体自觉不自觉地把现代文学经典性作为指认当代文学经典的基本参照和厘定标准。在上述三个阶段中,中国当代"文学经典"指认亦产生诸多困惑,比如,随着"经典"作家在论证分歧中逐步趋于集中,文学史观的矛盾性也日益凸现出来。"文学本体"论和多重关系中的"文学存在论"之间的裂隙,不但没有得到有效弥合,反而更加扩大了。纯粹审美视野及其以审美进化论作为文学史现象的观照方式,与从整体的社会文化演进及其形成的历史语境对文学史现象进行价值判断的思维方式之间,体现在"文学经典"的认定上已经产生了不少的差异。     

王夫之“兴会”说的美学意义

如果说"赋比兴"及"兴观群怨"之"兴"引导王夫之诗歌美学走向以情为主的诗歌本体论的话,那么他提倡的"兴会"说则在此基础上将中国古典美学的审美思维方式推进了一大步.王夫之把"兴会"上升为审美活动的源发性范畴,这一方面表现出明清时期中国诗歌美学的成熟,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兴会"说自身的不断丰富和深化.王夫之对"兴会"审美感兴的重视使得这个古老范畴最终与哲学思维建立起疏通的纽带,使其与"以兴起情"说为主的"赋比兴"诗论和"兴观群怨"的"四情"诗论联结在一起.古典诗歌美学的历史演进和逻辑进程在王夫之身上巧妙地结合了起来.     

论“王道”与“王制”——从传统“王道”思维中走出来

"王道"是王权体系下的一种政治理想,对现实的王虽有某种批判意义,但又寄希望于王,其核心是王制:越是张扬王道,就越肯定王制;越是把王道作为一种理论追求,那么所谓的"道"就越依附于王,两者可谓相反相成。作为一种结构性存在,"王道"属于古代的一种政治思维,是一种历史的形态,与现代政治思维不在一个层面上。"王道"不仅是一种价值观念,也是一种很稳定的思维方式,影响至深。如何从传统"王道"的思维方式中走出来,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这既要改变产生"王"、"道"互相论证的社会结构,又要有新的思维方式取代传统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