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语地名命名法的特点--壮语地名的语言文化研究之三

从壮语地名命名法的角度,探讨壮族方位认知与颜色认知的特点。方位认知与汉族相比有相通点、相异点和相对应点。颜色认知与汉族相比,其认知的基础、物理内涵及文化意义均有不同。壮语地名的意愿地名也与汉语不同,更多的表现出文化的原生性。     

从地图、地名和族谱考证千家峒在都庞岭──瑶族千家峒故地三考

作者以灌阳、道县、江永、江华、富川等县的地图、地名和族谱为史实论证瑶族千家峒在都庞岭地区。     

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对新中国的贡献

我们通常都会认为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对于新中国最为瞩目的贡献，应当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其实，它开始的更早。 当代著名的人类学家周大鸣在评价中国人类学家对于祖国的贡献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对于20世纪初的中国人类学家来说，最主要的不是建立一门学派齐全、体系完善的人类学，而是如何应用西方人类学的知识去剖析中国愚昧落后的根源，提出变革社会、强国富民的方案     

关于"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关系问题

关于"人类学"和"民族学"这两个学科名称的关系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国内有关部门的分类也较为混乱.本文认为,"民族学"这一学科的形成以1839年巴黎民族学会的成立为标志.早期的"民族学"学科是广义的,既研究文化,也研究体质.19世纪下半叶后,"民族学"由广义变为狭义,主要研究文化.而"人类学"这一学科名称在早期则是狭义的,主要研究体质.后来"人类学"由狭义变为广义,既研究体质,也研究文化.在当代中国,"民族学"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民族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狭义的"民族学"与"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基本相同.把广义的"民族学"与"人类学"并列为一个一级学科,比较符合学科发展的历史和当前中国的现实.     

抗战时期迁居西南的民族语言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对民族学研究的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一批著名的民族语言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来到大后方西南地区工作。他们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和少数民族体质进行调查研究,对我国民族学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壮语地名及其研究--壮语地名的语言文化研究之一

壮语地名是用壮族人的思维方式命名、体现壮族文化内涵的地名.守土性、混合性、壮汉对应复杂性是壮语地名的特点.通名和专名是壮语地名词汇系统的重要内容.对壮语地名的研究,有民族学、人类学、农业史、语言学诸多方面的意义.     

一个人类学学者对"壮学"研究的反思--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十八

李富强教授认为20世纪的"壮学"研究在空前繁荣之下,存在缺乏深度的田野调查和新概念、新理论不足等缺憾;突破20世纪"壮学"研究的旧格局,需要新老学者共同负起责任,走进"山野",积极开展以深度田野调查为基础的个案研究,同时努力学习,引进西方的新概念、新理论和新方法,将之融会贯通地运用到壮族历史、社会、文化的研究中去,求得认识上的升华.     

民族院校民族学研究的现状及其发展对策论

民族院校的民族学研究有自身独特的优势,也存在其不足。提高民族学研究的质量水平,可采取以下对策:第一,推进大民族学的建设,带动民族学研究方法的创新;第二,创新民族学的研究组织模式;第三,创新民族院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管理机制。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世界人类学民族学的第五种学术传统

凭借西方人类学理论、古典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苏维埃民族学派、中国经验与理论研究等多元学术传统,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已经构建起一种具有本国特色的学科体系,继英国、美国、欧洲大陆、苏联等四大研究范式之后融汇成为世界人类学、民族学的第五大学术传统,并展开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逐步凝练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作为世界人类学、民族学第五大传统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有如下特点：历经几代学者探索新理论新方法的成果;综合借鉴世界各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学术传统,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原则;以人民为中心,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方位配套;将历史文献资料和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相结合,具有深厚的史学渊源。     

马林诺夫斯基对民族学范式的革新及启示

在早期西方民族学脉络中,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理论书写了民族志研究范式的转变历程,这与当时世界文明的思想史、科技史、交流史背景有着深层次的关系。对这一发生在19—20世纪的学科范式转变过程进行整体性分析,揭示民族学发展既受所处时代的限制,同时也服务于所处社会发展的需求。这为今天中国民族学学科建设与发展作出知古鉴今的启示：应在坚守文化自信的前提下,积极寻找经典理论体系与方法在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的运用与实践途径,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学科活力并对不断涌现的新问题作出积极回应。     

徐人早期活动地域浅议

本文借助文献史料,对徐人早期活动地域进行了考辨,认为徐人的先辈们在早主要活动在今山东曲阜及其以东的地区。     

羊皮筏子·石油二考

文章借用文献史料和语言学的知识对羊皮筏子、石油进行了考证。     

忽必烈薛禅汗玉瓮考述

中统三年(1262年),蒙元帝国的第四代王汗忽必烈薛禅汗在燕京琼华岛修建广寒殿,殿内依蒙古族传统设置大酒瓮和马头琴。本文对俗称“渎山大玉海”的玉制酒瓮的图案设计及其文化内涵进行了考述。     

湟中徐家寨画像砖人物考释

本文由湟中徐家寨画像砖人物命名谈起 ,结合历史文献资料、汉墓画像砖有关伏羲、女娲的形象、考古发掘以及民俗学方面的有关材料 ,论述了伏羲、女娲在中国古史神话中的不同身份 ,及其角色发生转换原因     

青海土人部落的记载与考证

明、清以来始有青海土人及土人部落。建国后,定青海土人为土族。关于青海土人部落的族属在汉、藏文史籍中都有明确记载,国内外学者亦有考证。所有记载和考证都说明现今的土族是一个以元代蒙古人和蒙古化沙陀人为主,吸收其它民族之成分形成的新型民族。     

作为人类学的藏学研究——人类学(民族学)的藏族及周边民族研究述略

人类学(民族学)的藏族及周边民族研究是一种研究视角或研究方法,是采取人类学的视角对藏族及周边民族社会进行的研究。本文对当前国内藏学研究机构及研究方向做了简要的综述,并就当前人类学(民族学)对藏族及周边民族社会研究的几个热点进行了评述,阐述了这一研究在藏学领域中的重要性和面临的机遇、挑战。     

董作宾:乡土研究的先驱

20世纪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存在过多种流派 ,如歌谣研究会、文学人类学派、社会—民族学派、“古史辨”派神话学、民俗学派、俗文学学派、延安学派等。作为第一个流派的歌谣研究会 ,是一个颇松散的团体和流派 ,其中持乡土研究观点的学者 ,如顾颉刚、常惠、董作宾、台静农、钟敬文、罗香林、白启明、刘经等 ,在歌谣研究会流派中占主流地位。本文以董作宾的《看见她》母题研究及其他研究为个例 ,阐明乡土研究思潮是 2 0世纪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的最早的一种研究思潮 ,董作宾 (以及顾颉刚等 )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成就 ,奠定了中国民间文艺学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文学科的最初的理论基础。本文从 (1)“母题”的引入和比较研究的实践 ,(2 )家乡歌谣学应时而生 ,(3)考订与考订者 ,(4)综合研究模式的尝试四个方面 ,对董作宾的民间文艺学思想遗产和历史地位作历史的考察。     

“武陵民族区”命名的价值取向及其意义——《李绍明民族学文选》巴文化研究的反思

武陵民族区概念的学术命名,是李绍明先生五十年西南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实践统一",运用历史方法的重要基础理论成果之一.重提《李绍明民族学文选》、解读"巴文化研究与地域文化"学理认识涉及到的历史方法学术关联.参考"武陵民族区"概念学术命名的价值取向,从武陵地域文化的民族学/人类学问题研究切入,可能寻找到创新问题原点;而"武陵民族区"作为一个特定的民族学/人类学概念学术命名的,服务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核心价值取向,对于打开新世纪巴文化学术研究的新局面可能更有启发性.     

中国上古岁时观念论考

上古岁时观念萌发于中国特定的地理人文环境之中 ,它具有自然性、前宗教性、政治性三大文化特征。人世的时间秩序依托于神秘的自然秩序 ,上古时令与政令合一 ,时间的政治性质明显     

论民族心理学研究中质与量的整合

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研究中两种基本的研究范式.文章讨论了民族心理学研究中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的发展与差异,论述了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中质与量整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从研究设计、研究立场和资料分析等三个角度对这两种研究范式的整合途径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