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朱红灯起义的考察

在朱红灯起义时,毓贤等清流派当权,将镇压朱红灯的袁世敦等罢了官。《辛丑条约》之后,洋务派袁世凯、张之洞占了上风,袁世敦等又开复的原官,袁世凯、张之洞更是飞黄腾达了。     

张之洞薨逝后之时评——以《申报》为中心

张之洞病逝后,《申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介绍了全国各界的悼念活动及其对他一生的评价.既有为政之评价,也有人格声望之评价,还包括与袁世凯的为政比较.在为政上,肯定了他兴办实业、兴学育才以及政治主张和措施,但也认为他用财浩繁和后期保守;在人格声望上,张之洞为官清正廉洁、不事聚敛,其声望当时无人能及;在待人处事上,张之洞与袁世凯在行事风格、政治主张和宦海经历等方面虽相似,但希望张之洞死后,袁世凯“他日行事之异”.这些评价充分彰显了张之洞作为晚清重臣的历史地位及其对社会的深刻影响.     

张之洞的“三不争”

张之洞非常欣赏袁世凯的才能，曾大力向朝廷举荐，对后者有知遇之恩。然而，几件不足挂齿的小事，却让袁世凯怀恨在心。     

袁世凯、张之洞个人因素的差异对新军异化的影响

袁世凯的北洋新军和张之洞的湖北新军是清末中国近代化程度最高的两支军队。作为新军编练的主要当事人,袁世凯和张之洞在练兵动机、选拔军官和招募士兵的标准以及治军理念等方面的差异,左右着两军的政治走向,对北洋新军和湖北新军最终出现不同的异化结果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袁世凯:逼宫谋位

袁世凯(1859-1916),河南项城人。1895年,开始小站练兵。1899年任山东巡抚。1902年被任命为北洋大臣。1908年被开缺回籍。1911年武昌起义后,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1912年2月15日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5年袁恢复了君主制,1916年3月宣布废除帝制,6月6日,因尿毒症身亡。     

袁世凯与民初南北统一局面形成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然而时局复杂,满汉对立、边疆危机、列强窥伺,内忧外患加剧。在国家和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列强为维护自身在华利益传出“非袁不能收拾”的信息,清政府不得不启用已经“开缺回籍”的袁世凯,南方同盟派也把希望寄托于袁世凯的反正。袁世凯手握国家政权和重兵．以安抚为主解决南北争端,促使清帝和平退位,维护了新生的中华民国,避免了国家冲突、民族撕裂和列强干涉。1912年9月“四巨头”会师北京,推出“八点共识”,昭示了南北确已统一,中华民国确已建立。     

袁世凯与近代教育改革

袁世凯与张之洞最后上奏废除了科举制度,但是虽然科举制度被废除,新的教育制度仍然要继续发展下去。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大力发展教育,聘用严修主持教育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就。直隶的兴学观念与具体的做法和西方、日本的经验更为接近,以开民智为主要目标,大力推广国民教育。直隶从兴学伊始就注重发展基层普及教育,强调蒙学、小学、中学、女学的均衡发展,并成为当时全国的直隶模式,与张之洞的湖北模式相并立,并在全国得到广泛推广,成为近代教育改革的典范模式。     

袁世凯、张之洞与北洋、湖北新军异化比较研究

清末新军以北洋新军和湖北新军实力最为雄厚。但后者中的革命士兵倒戈打响了辛亥首义的枪声,前者成为袁世凯威逼清室、胁迫革命的私人工具。从袁世凯、张之洞的个人因素来看,袁、张不同的练兵动机导致了迥异的治军之道,进而形成两军相去甚远的内在素质,最终决定了两军不同的政治取向。     

文武两端:关于张之洞和袁世凯的再评价

"清流"若是八股之下士人内心扭曲的亢奋,"洋务"则为夕阳中当权者妥协的变通,做为清末"士大夫"楷范的张之洞,以"清流"入仕,兴"洋务"畅仕,然"臣民"的自身定位,使他始终无法从配角转化为主角,只能被动的择世而行;袁世凯小站练兵,拉开"北洋系"指点江山的序幕,但武人长于施威,乏于布德;遇乱世若一味持强,则如饮鸩止渴,饱则即亡。张之洞和袁世凯一文一武,于南北间刚柔相济,但面对错综复杂的时局,困顿中求生的民族,也于彷徨间两难。     

张之洞与袁世凯编练新军思想比较研究

张之洞和袁世凯作为清末新军编练的两位主要实践者,在推进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做出了卓越贡献。二者在练兵活动中所形成的建军思想,有一定的相同之处,但本质上存在着一些差别,主要表现在根本目的、对军队的控制以及对士兵文化素质的重视程度等。     

袁世凯与津镇铁路借款交涉

学界对于袁世凯的研究，随着上世纪80年代以来所谓“翻案式”的观点反正之沦落，颇形萧瑟。因此，重建史实至为关键。以津镇铁路为例，作为督办大臣的袁世凯，一方面努力协调与同为督办大臣的张之洞的认知、立场，同时，在国人争取路权情绪高涨情形下，在各方请愿要求废约自办的强烈呼声中，坚持主张借款筑路，在谈判中逐渐形成了借债筑路分为两事的思想，并最终与英、德两国达成借款合约，且使之成为了清末民初铁路借款合同的摹本，影响深远。袁世凯的借债筑路、铁路国有思想，渐次形成。     

张之洞:近代教育创始人

张之洞是中国近代一位复杂而又重要的历史人物，他以朝廷重臣和学界巨擘的双重身份活跃在晚清的政治舞台将近40余年。张之洞的一生，可以说跟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入仕之初，即连续十年出任浙江、湖北、四川三省考官、学政。身膺疆吏以后，抚晋、督粤，办学育才，尤其是移节湖广期间，主持创设各类新式学校，改造旧式书院，开中国近代教育之先河。晚年又与袁世凯会奏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实际主持重订学堂章程，制定出中国近代第一个比较完备的“癸卯学制”，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体制的基础。作为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张之洞还积极鼓励国人走…     

黎元洪:逼上梁山做“元勋”

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武汉黄陂人,1883年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1888年入海军服役。1894年,参加中日甲午海战。战后投靠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1911年武昌首义时,被推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1916年袁世凯死后,由民国副总统继任总统。1922年,他在直系军阀支持下复任总统。1928年6月3日,在天津去世。     

袁世凯与清末官绅教育

袁世凯的官绅教育主张及活动主要包括参劾与请奖并施、设立官吏教育机构以及派遣官绅游学与游历三个方面。就地位而言,设立教育机构是官绅教育活动的重心与核心,它既是参劾与请奖活动的发展和完善,又是派遣游学与游历举措的基础及前提。参劾与请奖、派遣游学与游历分别从教育策略和教育措施上充实了官绅教育活动的内容,前者是奖惩机制,提高了官绅教育活动的成效|后者是交流方式,拓展了官绅教育活动的空间。从地域上看,袁世凯的官绅教育活动不仅立足于山东、直隶两省,而且兼顾中央,作用于全国官绅教育的实践。从时段上看,袁世凯的官绅教育活动不仅贯穿于他抚鲁督直的全部过程,而且持续于'新政'改革的整个阶段。整体来看,袁世凯的官绅教育活动培养了一批推行'新政'改革的新式行政人才,加快了山东、直隶两地'新政'改革事业的步伐,对全国'新政'改革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多见客 少说话

夜览杨度弟杨钧《草堂之灵》,内有《王诫》一文,述及张之洞、袁世凯招杨度出山,杨度为此特向其师王湘绮请教入世之法.先生赠其六个大字:“多见客,少说话.”然观湘绮接物,口若悬河,似与“六字教”不合.其实,少说话者,非枯坐如偶,乃少作关切利害之谈也,这是王湘绮历经沧桑的明哲保身之说.     

历史的上佳选择——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述评

武昌首义,各省纷纷响应。面对革命大潮,清政府不得不请袁世凯出山。在掌握主动权后,袁世凯纵横捭阖,给予清政府以致命的一击,逼迫清室退位,满足了革命力量的反清革命目标,袁世凯也因此当上了民国临时大总统。至辛亥革命爆发,中国的主流民意已倾向革命、统治集团中的满汉矛盾已成不可调和之势,以及袁世凯本人的因素和西方列强的态度,袁世凯走上反清道路乃是历史的必然,并产生了巨大的历史作用,此举以和平手段实现了革命党人推翻清王朝的目标,结束了绵延几千年的君主专制,避免了中国南北分裂,也避免了大规模的民族间的残杀,同时也使俄、日分裂中国的阴谋破产,其历史作用应予肯定。     

布衣也可傲王侯

清光绪年间,孙中山从日本留学回国。有一次,路过武昌总督府,想会见两广总督张之洞,让守门人传进一张便条去。张之洞见条子上写着:“学者孙中山求见张之洞兄”,便问:“他是什么人?”守门人说:“一个书生。”张之洞不大高兴,提笔便在条上写道:“持三字帖,见一品官,白衣尚敢称兄弟?”守门人出来,将条子递给孙中山,孙中山一看,也在便条上写道:“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布衣也可傲王侯。”守门人又将条子传了进去,张之洞一看,连忙说:“请!”布衣也可傲王侯     

王恺运撰联痛骂袁世凯

清代著名学者王恺运很有才名。1913年,袁世凯通过滑稽选举,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为了装饰门面,特请王恺运当顾     

载沣使德述论

光绪二十七年 (1 90 1年 )因义和团运动中发生的克林德事件 ,醇亲王载沣被任命为专使往德国谢罪。这是清朝第一次派亲王出洋。出于报复心理 ,德皇在礼仪问题上刁难载沣使团。德皇要求坐受国书 ,醇亲王行三鞠躬礼 ,且参赞随员须向他叩首。清朝方面不堪受辱 ,为此与德国方面多方交涉转圜 ,最终在勉强挽回清朝面子的基础上礼仪之争得以解决。在整个使德过程中 ,载沣表现的民族气节、才能及谦逊赢得了中外舆论的高度评价     

1990年以来张之洞研究述评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张之洞研究逐步走向繁荣。伴随着历史学研究理论的变革,学术界对张之洞的评价也在发生着变化。本文从"张之洞与‘中体西用’论"、"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张之洞与晚清政治"等三个方面,对近十多年来张之洞研究予以叙述和评论。以期这个领域研究的进一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