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话语奠基的尝试

历经认识论转向后,“中国模式”现在又开始了语言转向。欲通过精炼的词语传达复杂的内容,最好能想一个给人留下印象深刻的短语。新自由主义的独白、西方左翼学派的哑然昭示着中国学派话语体系的应然出场。为“中国模式”话语奠基,进而向世界发出“中国好声音”,中国学界责无旁贷。中国学界应在厘清“中国模式”的话语逻辑基础上,坚持循序渐进,把握“中国模式”的话语节奏;坚持理论自觉,夯实“中国模式”的话语根基;增强理论自信,提升“中国模式”的话语能量;实现理论自强,建构“中国模式”的话语体系。     

中国经济法经济学基础的反思与前瞻

中国经济法经济学基础有两种潮流,其主流经过了三个阶段两次变化。“主流”将市场失败理论作为支点,把市场缺陷作为问题而遮蔽了真正的“中国问题”。试图摆脱困境的“支流”却进一步误导人们要不断向西方学习和创新。执着地寻求西方经济学为理论支援且对中国现实问题不太关注乃是因为学者们受着“现代化框架”的支配。确立坚实的中国经济法经济学理论基础,只能以“当下中国问题”为依据,以古今中外经济理论为资源并实现其与中国现实的契合。     

意识的无自主性--西方现代批评理论的潜在共识

马克思通过对阶级意识形态的分析 ,揭示了“人的意识的无自主性” ,赋予“意识形态”概念以实质内容。 2 0世纪的思想家们 ,或者以无意识、性本能 ,或者以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或者以人的符号创造本性 ,或者以语言 ,对这种“意识的无自主性”进行了探讨 ,是继马克思之后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多方位展开。笔者认为 ,正是这些各不相同的意识形态分析模式 ,构成了现代西方诸批评理论的深层的认识论基础     

对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中"时代性"观念的反省

长期以来学界存在的以“时代性”为衡量中国哲学基本标准的理论立场,实根源于西方“现代性”理论的影响。此一理论立场确有其积极意义,但也容易得出在整体上否定中国哲学传统之现代价值的结论。这一主张隐含着以特定时期西方文化的民族性充任人类文化之时代性的理论内涵,轻忽乃至抹杀了非西方民族文化传统的超越性与继承性,并以将西方式现代性看作封闭而完备的价值系统为前提。为完成由主要关注“非西方文化如何彻底照搬西方”向更多地关注“如何集中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智慧以解决地球村的共同困限”这一“中心主题的置换”,必须摒弃机械地持守时代性之一维的僵硬思维模式,而从时代性与民族性两个维度对文化问题予以更完整的关照。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面对西方双重挑战的回应

鸦片战争是西方资产阶级建立“东方从属于西方”这样一个近代世界新格局过程中重要的一环。面对“侵略的西方”和“先进的西方”的双重挑战,在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出现了三种回应:1.闭关主义——导致误国的回应;2.甘当附庸——卖国主义的回应;3.以林则徐等人为代表的爱国主义的回应,即在坚决反抗“侵略的西方”的同时,学习“先进的西方”。这最后一种回应,是近代中华民族觉醒开端的最为重要的标志。本文提出的“挑战与回应”问题,作为一种研究近代中国的理论架构,同西方学者的“冲击与反应”模式,字眼相似,但内涵不同。     

师夷制夷的思想主张及其历史局限性

鸦片战争后 ,先进中国人在屈辱和蒙难中睁眼看世界 ,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主张。这些思想主张具有一定的近代启蒙意义。但因其是以“制夷”为目的而主张“师夷” ,故带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 ,未能形成社会思潮 ,更未对中国思想界产生振聋发聩的冲击力     

“第三条道路”与中国的路径选择

20世纪90年代在英国兴起的“第三条道路”，是西方左翼政党及其领导人为解决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的新问题和一系列社会矛盾而提出的一种新的政治理论与社会实践模式。“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和实践效应更应该追溯于深刻而复杂的理论背景。作为一种理论，它具有进步性；但从理论到实践的历史过程中，它无法摆脱自身的局限性。作为一种发展的实践模式，“第三条道路”对中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只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才是最佳的路径选择。     

“第三条道路”与中国的路径选择

“第三条道路”是20世纪90年代在英国兴起的，是西方左翼政党及其领导人为解决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的新问题和一系列社会矛盾而提出的一种新的政治理论与社会实践模式。“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和实践效应更应该追溯于深刻而复杂的理论背景。作为一种理论，它具有进步性，但从理论到实践的历史过程中，它无法摆脱自身的局限性。作为一种发展的实践模式，“第三条道路”对中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只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才是最佳的路径选择。     

中国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资本主义的概念

本文论述中国史学中的一个问题: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或者从广义上来讲,中国历史中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问题。对于了解中国社会的历史动力,以及了解近两百年来中国和西方的相互影响,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同时,这一问题还因为它具有普遍的理论含义而显得很重要。     

我国近现代学者对祖国传统文化在认识与态度上的发展

一 我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把他们的资本主义文化,随着大量的商品,同时打进了中国的大门。国内的人士对此大致可分为两种人:一种比较有远见的先进人士,认为西方文化,特别是科学技术优于我国,要图富强,必须向西方学习;另一部分人,比较保守,囿于过去传统的“华夷”之见,认为夷人的东西不能学。至于洋务派,则认为西方文化之优于我们的,只是科技,在伦常道德方面,中国远远超过西方。如较早提出向西方学习的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只学西方宗教说辨白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6册中断言:“如果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就要把中国拉回到西方的中世纪”,“把中国历史拉向后退”。这一论断的依据是:在洪秀全心目中,“西方的‘长技’是基督教”,因此,虽然“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是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但所要学习的是西方的宗教”,搞“神权政治”,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实现“近代化”这一中国近代史的主流背道而驰”。冯先生的上述论断及其依据大有商榷余地。关于太平天国”搞“神权政治”一说,朱东安先生已在《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上著文进行了有力辨驳;但关于洪秀全和太平天国     

试论严复的"教育救国论"

1 9世纪末 2 0世纪初 ,“物质救国论”和“政治救国论”暴露出缺陷 ,严复致力于西方理论著作的翻译 ,倡导“教育救国”。“教育救国论”全面比较了中西文化 ,直探西方富强的命脉所在 ,强调以西方文化体系重铸中国国民素质 ,对中国封建文化进行了总的清算和批判 ,把向西方学习的活动引向深入 ,敲响了中华民族救亡国存的警钟 ,带给中国学界一场相当规模的思想启蒙 ,但对西方文化不加批判的学术态度和贬低革命的政治立场 ,也导致了一些不良影响。     

中国新闻传播对宣传之偏重的文化探源

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出现是在当时中国遭受外来先进文化冲击的情况下,向西方学习的结果,不论是新闻实践还是新闻理论都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然而新闻事业传入中国后,却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宣传”的变异,从而导致西方新闻事业和我国新闻事业对“宣传”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从宏观的角度看,中西文化的差异是一个重要原因。     

论"华夏中心"观对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影响

“华夏中心”观的产生发展有着悠远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合理性。它对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进程影响深重而复杂 ,一方面是严重地阻碍抗拒 ,另一方面又具间接支援之功。新文化运动在批判封建思想文化的同时 ,从根本上否定了“华夏中心”观念。在创造性转换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纳西方先进文明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正确指向 ,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归宿     

试评容闳派遣留学生的“教育计划”

容闳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代表人物之一．他向清政府提出的派遣留学生的”教育计划”，首开以派留学生的形式把西方文化输入中国，从而开中国学子出洋留学的先河．容闳的派遣留学生“教育计划”虽因历史原因而流产，但首批出国学习的学生大多数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卓越人才，从而使人们认识到向外国学习是培养优秀人才的有效途径之一．这是向封建旧传统教育提出的挑战．     

略论洋务运动时期的三次论争及其启示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开始大量进入中国。“西学东渐”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清王朝内部一部分开明派即“洋务派”在与西方列强的较量中已认识到了自己的劣势,主张通过向西方学习来挽救统治危机。洋务派的理论和实践遭到同一阵营的传统习惯势力“顽固派”的反对。两派围绕着要不要向西方学习并具体地就京师同文馆天文算学的增设、派遣留学生和修铁路等问题展开“论争”。洋务运动时期的三次论争反映的是清王朝统治集团内部对待西方事物的态度及不同的价值取向,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的多元性、多样性,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貌及发展的规律。     

林则徐对西方知识的探求

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概述过近代中国人为解救祖国和民族危难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经过,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学习西方的过程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它的先声便是林则徐对西方知识的探求。林则徐探求西方知识,是和他的爱国御侮思想直接联系的。为抵抗西方侵略,必须了解西方,为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必须学习西方的“长技”。虽然林则徐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由于封建顽固派即投降派的破坏而没有达到目的,但他留下的经验教训,却是值得我们吸取的。     

試論洪秀全“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思想与实踐問題

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罗尔纲等在《论洪秀全》一文中认为这段话是了解洪秀全的“一个具体出发点”。1979年重版的侯外庐《中国近代哲学史》也充分肯定洪秀全是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吴雁南更认为洪秀全不仅是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而且还是学习得卓有成效的人①。所谓向西方寻找真理,当然是指学习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思想、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等等而言。我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初探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促使我们认真地研究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管理理论,但与此同时战后日本的巨大成功,引起了欧美管理学界的震动,1981年,日裔美国管理学家威廉·大内在其著名的《Z理论》中提出:“向日本学习”。正当我们对欧美管理理论趋之若鹜时,美国人却惊呼向日本学习,而日本企业家又说他们在管理思想方面向中国学了不少东西。日本学者伊滕肇说:“日本企业家只要稍有水准的,无不熟读《论语》和《道德经》的”,他们希望从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找到人生哲理和经营之道。所谓日本企业家“六十年代学‘孙子’,七十年代学‘三国’,八十年代学‘老庄’”就是生动的反映。“知已知彼,百战不殆”、“穷则变,变则通”、“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为贵”、“治大国,若烹小鲜”等格言、警句成了许多企业家的座右铭。被誉为“中国智慧之海”和“东方兵学鼻祖”的《孙子兵法》不仅成为日本企业家的“必读之书”,而且在英、法、俄、美等国也均有译本。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曾号召当今各     

取法乎上,为我所用——论孙中山向西方学习的特点

中国近代史既是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英勇反抗外国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的历史,同时还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先进的中国人历尽艰辛向西方学习的历史。为了富国强民抵御外侮,一代一代的爱国志士和“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经历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于水火的真理。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则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集近代向西方学习之大成者。在纪念孙中山逝世69周年之际,我们认真总结他向西方学习的特点,对于我们今天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科学文化交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很有意义的。 一、以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为基本立场 孙中山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