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出版

林子力、有林同志合著的《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一书,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作了具体的阐述,对“四人帮”的所谓“批判唯生产力论”以及他们借这个“批判”为名所散布的谬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澄清了“四人帮”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等方面搞乱了的基本理论问题,恢复     

极左路线的一块“理论”基石——评康生的所谓“批判唯生产力论”

<正> 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奉为“理论权威”的康生,是一个以极左面目招摇撞骗的阴谋家和伪君子。他的政治生涯,可以说是一部一贯以极左、整人、害党为己任的罪恶史。而“文化大革命”则是这部罪恶史的高峰和终结。从运动一开始,他就同林彪、江青、陈伯达等人勾结在一起,从政治上、组织上大肆进行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他的特殊“贡献”,则是从“理论”上给这些罪恶活动提供根据和说明。所谓“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他一度为人瞠目的一大“发明”这一“发明”,是“文化大革命”中狂极一时的极左路线的“理论”基石之一。正是因为康生铺奠下了这块基石,以后林彪的“政治冲击生产”,“四人帮”的停工停产闹革命”和“八亿人民主要是搞上层建筑”等谬论,才得以象瘟疫一样繁衍开来,疯狂地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直到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不仅如此,“文化大革命”期间,     

《新人口论》批判及其历史教训

20世纪50年代马寅初发表的《新人口论》是新中国关于人口问题的经典之作。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新人口论》却遭到了无端的错误批判。这场批判运动把科学问题纳入政治批判轨道,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对宗教神学的批判及其历史教训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04—1872)是通过对宗教神学的批判转向唯物主义的。虽然他的批判并不彻底,但在那政治领域荆棘丛生的年代,这种批判实际上也是一种间接的政治斗争,并在当时起了解放思想的巨大作用。因此,总结费尔巴哈对宗教神学批判的成就与缺陷,坚持对宗教神学批判的理论彻底性,对我们是有益处的。     

“批判佛教”的批判哲学

吕凯文指出,袴谷宪昭凸显"批判哲学"对抗"场所哲学"的意义,旨在遏止"西欧思想(场所哲学)流入日本",免使佛教"非佛教化"而不再具有公开的、客观的知识批判以及具有公义的社会实践能力。吴可为提出,松本史朗强调如来藏或本觉思想作为东亚大乘佛教的主流和基础,是一种非批判性的"界论"、一元论的基体主义、彻底的"我论"。其实,如来藏佛教不但不缺乏批判性,甚至可能提供一切佛教中最全面和最深刻的批判力;松本的解读基本上依照西方哲学的框架、角度和方法,隐含着一种理性主义和西方中心论的视角。刘宇光认为,"批判佛教"首度尝试把当代日本佛教中各种抵抗现代实体论的零碎的异议声音整合为一体,一方面在传统教义的论辩中凸现出代脉络中的新向度,另一方面又能把对现代实体的批判定为教义的必然要求;但是,他们存在着本质主义的倾向、论证与修辞上对各种"本土思想"的排他态度以及在方法论上自相矛盾等诸多问题。周贵华认为,"批判佛教"将佛教精神定为批判性,相当程度上是正确的,但佛教作为在漫长历史中由众多教派形成的复杂思想传统,不可能只有一种单面化的衡量与裁定,所以,"批判佛教"对佛教思想特质的归纳颇为片面;从历史与文献的角度看,其不少论断相当武断;其将日本社会的不平等状况、种族问题以及日本文化的弊端直接归咎于本觉思想,在逻辑上亦不可靠。     

国民政府“乡镇公共造产”的历史教训

"乡镇公共造产"是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和三年内战时期推行的一项重要的农村经济政策,其目的是为了解决在大后方实行新县制和保甲制后,产生的县乡镇村街保甲的行政经费问题,但因为它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违背人民的意愿,结果事与愿违,不但未能解决国民政府县乡镇的财政问题,反而劳民伤财,给农民带来了无尽的苦难.     

“无意识”批判

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据说在心理学界并不十分受到推崇,但是它对当代西方美学、文艺学产生的巨大影响,却是众所公认的.20世纪以来的西方文艺家几乎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这一学说;翻开中国现代文学的长卷,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弗洛伊德的学说自“五四”始被译介、传入中国后,中国的文艺家也鲜有未受其熏染的.我们知道,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有五大理论支柱,它们是:无意识理论、婴儿性欲理论、恋母情绪理论、抑制理论以及转移理论.其中,无意识理论不仅是其他理论所围绕的核心,也是对美学、文艺学影响最大的理论.应当指出,弗洛伊德并不是无意识的最先发现者与阐发者,其前如维柯、黑格尔等人在论述原始人类的思维方式时就已经对无意识有所涉及.维柯在《新科学》卷二里谈及原始民族认识事物的基本方式时就说过:“由于人心的不明确性,每逢它落到无知里,人就把他自己变成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原始人的这一行为其实就是由无意识的心理机制所致.黑格尔指出原始艺术的象征源自“完全沉没在自然中的无心灵性(不自觉性)和完全从自然中释放出来的心灵性这二者之间”,他的话显然也涉及到了无意识领域.弗洛伊德自己也说过:“精神分析并不是我首先迈出这一步的,要指出我们的前辈,可以指出一些著名的哲学家,尤其要     

从“异化宗教批判”转向“尘世批判”

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实际上是对“异化宗教”的批判。所谓“异化宗教”是指在感性世界遭受挫折的基础上产生的宗教。这种异化宗教的实质是人对感性世界的逃避,而不是理性寻找终极关怀所成就的非异化的宗教。因此,马克思必然从对“异化宗教”的批判转向对“尘世”的批判。     

“法轮功”批判

“法轮功”为何一段时期内有过为数不算少的信徒 ,这不是加以简单的批判可以打发。本文揭露了“法轮功”的欺骗本性 ,分析了“法轮功”的几条骗术 ,最后从社会和思想基础的角度对“法轮功”进行了反思 ,认为必须充分估价和了解平民百姓的精神和理论渴求     

晋商的历史教训

晋商的发家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山西人,为生计而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在一次次的迁徒中,把视为末业但能带来财富的经商作为生存之道,在求富逐利的强大动力驱使下,一步步走向辉煌的历史。据史料记载,山西在清代盛行重商贱儒的社会风气,重利之念,甚于重名。许多...     

批判“条件论”

一切“促退派”、“观潮派”、“秋后算胀派”、“年底算胀派”等等右傾保守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的論据,那就是“条件論”。他們对待自己的生产和工作,不是鼓足干勁,力爭上游,而是强調客观困难,强調客观物質条件差。他們常以“不能超越事物的客現实际可能”为借口,来为自己的右傾保守思想作辯护。他們只看見事情的消极方面和困难方面,而看不見事情的积极方面和有利方面;他們只看見沒有的客現物質条件,而看不見人民群众的偉大的主观能动性和創造性,看不見在共产党領导下劳动人民沸騰的社会主义热情和冲天的革命干勁。显然,这是一种“見物不見人”的机械唯物主义。一“条件論”者不只是今天才有,在各个革命时期都是有的。特別是每当革命斗爭处于艰苦的阶段,“条件論”者总是要出来散播他們的悲观論調,     

为“批判”正名

“批判”二字,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变成了打倒一切,置人于死地的大棒。他们在“批判”的幌子下,今天迫害这个,明天揪斗那个,搞得人妖颠倒,冤狱遍地。在那些年代,“批判”就是恐怖的代名词,它不仅意味着政治上被判处死刑,而且意味着肉体上将遭受摧残,甚至还要被株连九族。每当人们听到要进行“批判”了,那是无不心惊肉跳,     

“焦点论”批判

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指出:“由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人心,成为亿万群众进行胜利战斗的光辉旗帜,“四人帮”就特别地装扮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拥护者,打着这个伟大理论的旗号来篡改这个伟大理论,为他们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政治阴谋     

“改革文学”批判

<正> 1979年的小说界由于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而喧嚣沸腾,随后,《三千万》、《赵镢头的遗嘱》、《开拓者》、《沉重的翅膀》等小说接踵而来。然而,《新星》因改编成电视剧而轰动全国之后,人们对于“改革文学”的热情由一个狂热的极点突然跌入低谷。“改革文学”萧条的事实引发人们对这一文学思潮痛苦的反思。     

在“批判启蒙”与“审美批判”之间——构建“全面的现代性”

“现代性”作为来自欧洲的观念,在历史上不断得到反思,主要存在两类反思的理路一类可称之为“泛审美现代性”,以波德莱尔为起点,中经齐美尔,直到福柯那里结束,他们面对现代性皆持一种“审美批判”的态度;另一类可称之为“批判启蒙现代性”,也就是在批判启蒙基础上来实现启蒙的“现代性”思想,它以韦伯为起点,直接穿越了从阿多诺到哈贝马斯的法兰克福学派两代哲学家。实际上,人们可以在这两种“反思现代性”之间“执两用中”,从而构建一种崭新的“全面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的“全面性”,就体现在“以审美中和主体性”、“以审美中介纵向理性”、“以审美平衡文化分化”、“以审美规划社会尺度”,从而走向一种“主体间性的交往原则”、“横向理性—感性的图景”、“文化间性的对话主义”和“新感性—理性社会”的通途。     

对“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叙述体系”批判的批判

《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发表俞吾金的论文《从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看历史唯物主义叙述方式的改变》(以下简称"俞文"),提出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已遭受严峻的挑战,并对"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①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行了否定。     

从“批判”到“批斗”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北京晚报》开了一个《燕山夜话》的专栏,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兼《人民日报》社长、主编的邓拓,以马南部之名为这个专栏写杂文。其中有一篇《“批判”正解》,文章开头说,他的几个无话不谈的老朋友,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不久前来看他,谈话中提到了那年头盛行不衰的思想／学术批判,主客双方各持一说,吵得脸红脖子粗,直到夜深也没吵清楚。邓拓认为,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于是继晷焚膏、挑灯夜战,以公开信的形式,阐述了他对“批判”的意见——     

批判“鲁迅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鲁迅研究”初步自我批判

在我們合写的“魯迅研究”的后記里,曾經認为它这部講稿的写作过程中,是“試图把馬克思主义的立場、观点、方法应用在教学与研究上”的?墒窃诮侥昀?在党的領导与教育下,通过了:整风、反右、双反、交心、教学整改等一系列的伟大运动,特別是最近参加了一个較长时期的生产劳动,当我們的思想水平有了提高之后,进一步来检查它的时候,我們才愈来愈沉痛地感觉到,这本書不仅不是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观点、方法来写的,恰恰相反,它是在資产阶級的学朮思想观点指导下的产品。因此“后記”的話,尽管在当时是     

评关锋对“合二而一”的“批判”

一九六四年哲学界对“合二而一”的一场批判,是党内那个所谓“理论权威”一手策划的,关锋这个哲学战线上的恶棍,在那个“理论权威”的支持下,充当了攻击诬陷杨献珍同志的凶恶打手,他用“撒仁兴”的笔名写了《“合二而一”是阶级调和论的哲学基础》一文,极尽诬陷攻击杨献珍同志之能事。文化大革命中,他又成了林彪、“四人帮”向党进攻的反革命急先锋,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身上,都留有被他砍伤的刀痕。不清算这个恶棍在理论界的累累罪行,难以平理论工作者的公愤。关锋胡说:“坚持‘合二而一’的人们,也正是坚持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哲学”,制造了理论战线上一次惊人的株连。关锋给“合二而一”一股脑地扣上了“反对唯物辩证法”、“反对阶级斗争”、“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革命”、“为资产阶级效劳”、“为资本主义辩护”等罪名。因此,彻底推翻那个“理论权威”和关锋强加给杨献珍同志和广大理论工作者的诬陷不实之词,对于肃清林彪、“四人帮”在理论战线上的流毒,恢复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五四”前和文化大革命中封建主义的泛滥及其历史教训

“五四”前的复古——复辟逆流和文化大革命中封建主义的泛滥,是六十多年中两次重大的倒退现象。尽管时代不同,两次事件表现的形式不一,但其复辟封建专制主义的本质却是完全一致的。六十多年中,封建主义的这两次大泛滥,一次发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这是不难理解的;另一次却发生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这就向人们提出了很多值得深思的问题。在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时候,剖析这两次复古逆流,总结必要的经验教训,对于进一步发扬“五四”精神,铲除封建主义的祸根,防止林彪、“四人帮”之流复辟丑剧的重演,也许是有所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