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柳宗元的传记文学思想

唐代古文大家柳宗元在传记文学思想方面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柳宗元认为 ,传记的写作宗旨在于辅时及物 ,经世致用 ;传记作者的神圣职责在于敢于秉笔直书 ,以撰写一代史事为己任 ;在传记材料的搜集上 ,强调实地调查 ;而在传记文学的立传标准上 ,柳宗元主张拓宽传记文学的创作空间 ,并以一批优秀的人物传记实践了他对传记文的创新与开拓。     

传记文学创作的若干理论问题

传记文学有许多创作理论问题,迫切需要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诸如传记文学的艺术性、传者与传主之间的关系、传记与私生活描写、传记的小说化抑或散文笔调等。这对于风头正劲、良莠混杂的传记文学来说显得更为重要,它有助于唤起人们的传记家意识,以共同推进当代传记文学创作的良性发展。     

张默生的传记文学作品及其特点

张默生是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卓有成就的传记文学作家。他在传记文学平民化、传记人物性格刻画以及传记艺术方面有突出成就。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张默生传记文学创作至今却少人给予正确的、恰当的评价。基于此,对其传记文学作品及其特点进行分析,并对其创作进行历史评价。     

胡适与传记文学

胡适是五四时期倡导传记文学第一人,自称既有“历史癖”,也有“传记癖”.他主张写传记文学要有真情真爱,要纪实传真,要用生动的白话写作.他创作了大量传记文学,其特点是不为达官豪绅树碑,甘为平民学者立传;立传既为立人,更为立意;传记重事实,不虚构;文字生动、语言直朴.     

译者在传记文学翻译中的角色

传记文学研究是当代文学研究的显学之一,而要实现对于外国传记文学的研究或中外传记文学比较研究,翻译这一介质通常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对中外传记文学的相互译介是传记文学研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由于传记文学具有历史性和文学性特征决定了译者在翻译时既要关注译作的历史性,又要重视传记文学的文学性。在译者陈述原作历史和文学艺术过程中,还会由于自己的文学艺术修养、审美价值和所处的特定环境等对原文本进行“创造性”加工,所以译者在翻译传记时就要充分考虑到自己的角色,讲究译作的“纪实性”、“艺术性”和“创造性”。文章将围绕这三个方面对传记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采取什么样的翻译原则、翻译策略以及译者的责任等方面展开论述,明确译者在传记文学翻译中的角色及作用。     

传记文本的真实性与虚构部分成因探讨

遵循真实性原则的传记文学作为传主一生或某一阶段的再现,其真实性问题及虚构部分的成因问题,既是传记研究过程中的首要问题,也是最为敏感的问题。本文从传记的创作和传记的叙事方式入手进行分析,对传记文学的真实性问题及虚构部分的成因问题进行了探讨。     

浅论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

在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胡适是现代传记文学披荆斩棘的开路人,他最早用科学的概念规范"传记文学",从体例、写作内容等方面比较中西传记文学的差异,指出中国传记文学的缺憾,论述传记文学的特殊功用。他提倡写传记,并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从理论上总结了传记文学写作的原则。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完善了中国的传记文学理论体系,也对当代的传记文学写作有指导作用。     

困 境 与 突 围——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创作刍论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创作,在繁荣的表象下面临本土经典的缺失、传记理念纠缠之困境.经过诸多学者和传记作家艰辛的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此期的传记文学在传记体例、传主描写和审美标准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突破,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对传记文学写作的一点思考——兼评《新月下的夜莺——徐志摩传》

传记文学作为一种兼具历史性与文学性的文体,成为读者的新宠。本文认为,在传记中复活传主形象是传记文学写作的起码要求,并以《新月下的夜莺——徐志摩传》为例,对传记文学的写作提出了一些思考。     

由《史记》刻画人物灵魂、揭示为人哲学看传记文学成功之关键

当代文坛正掀起一股传记文学热,许多作家开始关注传记文学创作,有的取得了较高的成就,有的却根本称不上文学作品。怎样把握传记文学创作的精髓,创作出优秀作品？已经成为当代传记文学创作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对经典史传作品《史记》的分析,认为：刻画人物灵魂,揭示为人哲学并为广大读者所借鉴,才是传记文学创作成功之所在,才是成功创作传记作品的精髓。     

司马迁的传记文学观

司马迁有一贯而明确的创作指导思想,即传记文学观,其主要表现为第一,"人"是传记文学的根本审美对象;第二,真实是传记作家的良心和责任;第三,追求生动而深刻的艺术性;第四,传记文学必须有哲学深度.     

大众文化语境下的新时期传记文学

新时期以来,在大众文化崛起并兴盛的语境下,传记文学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传主形象平民化""传记内容世俗化""传记形式多样化"和"传记载体现代化"等。虽然大众文化有商业化、快餐化的特点,但新时期传记文学出现的这些趋势或倾向对传记文学作品的质量本身不具有负面影响力,反之,只要因势利导,还能产生巨大的正面效应。     

胡文英与《庄子独见》

自清初以来,以文章之学评注《庄子》的著作纷纷涌现,造成了庄学的新局面,其中以林云铭《庄子因》、宣颖《南华经解》、胡文英《庄子独见》、陆树芝《庄子雪》等最为杰出。可惜学界有关《庄子独见》的专门研究尚不多,关于胡文英的生平事迹亦不甚了解。论文对胡文英的传记文献试加梳理,同时对其《庄子独见》等书的著述宗旨略作推论。     

斯蒂芬·茨威格传记文学的心理密码

斯蒂芬·茨威格的传记文学充满人文主义精神,突破传统传记的叙事真实,在写实的基础上融入微妙的心理感受,把心理分析充分地运用于叙事,将心理描写与作家人生观紧密结合,塑造了独具特色的传记人物。这些都与他独特坎坷的人生经历、丰富的学识修养和与生俱来的敏锐力分不开。茨威格的大师模范作用将引领后人,引导文学向着更微妙的境地迈进。     

戴维·洛奇的传记小说《作者,作者》与传记小说观

传记小说是近年来英美小说创作的新倾向,越来越多的作品运用小说技巧讲述真人真事。戴维·洛奇的传记小说《作者,作者》成功地将传记和小说这两种文类有机融合,在故事结构、叙事视角等方面特色鲜明。戴维·洛奇传记小说体现了他对小说形式和题材创新的思考,反映了他的传记小说观。该文主要通过分析、引证洛奇的传记小说《作者,作者》,探究归纳戴维·洛奇的传记小说观。     

论林语堂的纪实文学创作——兼谈林语堂的文学史地位问题

人们之所以在对林语堂的评价上产生分歧,林语堂之所以在文学史上无地位,首先是观念问题,其次是评价标准与学术视野问题。实际上,林语堂是继梁启超之后,致力于融汇中西文化,将中国传记文学推向现代化的标志性人物,在中国传记文学史上起了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他不仅开了以散文形式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先路,而且也开了现代长篇纪实散文创作的先声。因此,单就纪实文学创作而言,林语堂就为中国文学作出了杰出贡献,在文学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而如果联系小说等虚构文学创作,我们则更须重新评价林语堂的历史地位与文学成就。“林语堂现象”启示我们：在现当代文学史“重写”中,除了要更新以虚构为中心的传统观念与拓展海外华文文学的学科领域外,还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确立科学的史识、史观与评价标准。     

张爱玲传记写作与研究综述

作为传主的张爱玲自上世纪90年代起便成为众多传记作者的聚焦点。迄今,已出版的张爱玲传近七十部。从学理角度考察,这些传记已初具研究对象的独立、驳杂与丰富性。回顾与总结张爱玲传记写作及研究的整体状况,对传记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普范性,对传记创作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