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运动与明耻教战

新生活运动在民族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明耻教战的作用，是有益于中华民族抗战的；但是，由于领导这场运动的人的阶级性所决定，明耻教战又带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     

宋美龄与新生活运动

历时15年之久的新生活运动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剔除其反共、复古等消极面,新生活运动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作为新运总会指导长的宋美龄不仅由始至终参与其中,身体力行,而且对新运宗旨、实践方案及主要宣传口号等,也有自己的理解,是抗战期闻妇女新运的重要组织和领导者.     

论新生活运动的发起

新生活运动的发起经过了组织上与理论上的准备,它是在蒋介石亲自领导和推动下由力行社员负责发起的。之所以在1934年首先在南昌发动,是由于当时政治环境以及南昌当时的政治中心地位所决定的。必须注意的是,其目的是为蒋介石政权提供更多的合法性。     

新生活运动的历史定位

新生活运动是蒋介石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企图以中国固有的儒家文化掺和西方资本主义精神文明的某些生活方式和德意志法西斯精神从思想上完成统一的一次尝试;是配合国民党的政治、军事政策,加强地方统治与反共、反人民的辅助手段;抗战时期也在客观上支持了抗战。其在民国史研究领域是应有一席之地的。     

规训日常生活:新生活运动与现代国家的治理

1934年2月蒋介石发起了旨在通过改良民众日常行为而复兴"固有道德"的新生活运动,在汪精卫的影响下,蒋使用道德教化的方式督促民众遵守新生活规范,但他仍然把新运与政府工作整合在一起,依靠国家机器的力量,尤其是警察,来确保运动的推行。时论将此运动视为在德治衰退、法治未建的国家治理疲软状态中维系社会秩序、培养合格国民的有效手段。因而,新生活运动表现了政府在德治与法治框架以外规训民众日常生活的尝试及其遇到的困难。以培养"驯顺的肉体"为目的而言,新生活运动与福柯所归纳的西方国家对民众的规训机制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它其实是中国自身近代化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了晚清以来现代国家建设的一个中间状态。处于"训政"阶段威权政治下的南京国民政府在新生活运动中用警察等强制性国家权力结合传统的德治话语来规训民众日常生活,但这一规训机制并不能纳入法治的框架,也未能为现代国家介入民众日常生活设定明确的道德和法律界限。     

新生活运动中的社会动员——以南昌为中心的讨论

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是为了动员民众对他的支持,他的动员是依赖政府权力的组织化动员,在对各机关、学生、民众团体以及下层民众动员的过程中,都借助了政府的权力。之所以采取这样一种动员方式,在于蒋介石所采用的“礼义廉耻”已失去了起作用的基础。新生活运动的社会动员由于不顾民众的实际需要,其动员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试论新生活运动之缘起

１９３４年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在中国国民党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于近现代中国历史也有一定影响。这场历时１５年之久的社会改良运动．所以出台，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其中政治上与“九·一八”后“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推行有直接联系；思想上与蒋介石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势力对“五·四”运动的排斥与仇视相关；而从根本上讲，则是希望借此机会重新恢复封建伦理道德的精神统治地位，作为控制人民，维系政权统治的有效工具。     

见与不见：再论韩复榘与山东新生活运动

借新生活运动加强专制统治的山东韩复榘政府，在社会问题的整治上颇为用力，并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然而长期以来史家和坊间在评论韩复榘的时候，不是着墨于其政治生命后半程“印影”，就是湎于渲染韩的各版本“闹剧”的生产。尽管韩复榘的新生活运动呈虎头蛇尾之相，但即便摒弃后现代史学中的断裂地方史、小叙事的范式，史者也应有义务继续加力破除笼罩在韩复榘式的历史人物身上的流言，更客观地“见”他们曾有的“虎头”。     

晚清关于缠足影响国家富强的争论

缠足影响国家富强是近代中国反缠足运动的主要思想依据,但晚清知识界在这一问题上存在较大的分歧.这一观念初由传教士发其端,甲午以前并未引起士人的多少关注,主要的思想交锋是在外国传教士及受其影响的中国教徒之间展开.甲午后,缠足影响国家富强的说法日渐流行,争论逐渐在中国士人间展开,特别是在反缠足运动积极开展的南方地区,争论显得尤其突出.新政时期,类似说法已非常流行.官方和民间都有很多人改变了以缠足为琐屑的观念,承认它影响了中国的富强.但争论仍在继续,并逐渐逾出南方而扩大到北方地区,发展成一场全国性的争论.     

新生活运动再审视——从卫生防疫角度

新生活运动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多持否定态度。本文专从卫生防疫的角度,分析新生活运动的产生具有其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必要性,整理并罗列出新生活运动关于卫生防疫的具体量化成果,析论卫生防疫运动的不足与历史进步意义。     

新生活运动"失败论"析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新生活运动的评价有一个基本观点,即认为历时15年之久的新生活运动其结果“收效甚微”,是一场“骗局”,“不得人心”,“根本行不通”。本文对此提出不同看法,主张对新生活运动须作分阶段的具体、细致分析。     

新生活运动“反共论”析

本文主要就史学界有关新生活运动“反共论”这一传统说法，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新生活运动自始至终存在着两面性，应予全面、准确的把握．     

抗战文化语境下蒋介石新生活运动评析

新生活运动既有政治上的反动性，也在精神动员、文化联合、民族理念等方面为当时抗战文化的推动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该运动在“安内”与“攘外”、新生活与旧道德、民族主义与民权民生之间陷入矛盾困境，致使其积极作用没有发挥到应有程度。     

《大公报》与国民政府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是1934年由蒋介石亲自发起、南京国民政府主导推行的一场全国性"生活革命"运动,即把中国传统的道德准则"礼义廉耻"体现于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之中,以求国民生活的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实现建设国家、复兴民族的目的。在新生活运动施行的15年间,《大公报》进行了大量报道和评论。《大公报》对新生活运动总体上持赞同、支持态度,但对其推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进行了深刻批评,尽到了监督政府之责。《大公报》对新生活运动的态度,体现了它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诤友"关系。     

新生活运动中生活艺术化对工艺美术的影响

新生活运动是2 0世纪3 0年代国民党自上而下发起的一场"重整道德、改造社会风气"的运动。该运动从人们生活的"衣、食、住、行"出发来推行"艺术化的新生活",影响了以"衣、食、住、行"为设计对象的工艺美术。新生活运动把造物设计活动纳入政治与社会学的领域,除了狭隘的功利目的外,客观上促进了工艺美术的发展,同时也为年轻的中国工艺美术设计重新套上了"礼"的镣铐。     

国民党"新生活运动"评析

本文通过对 2 0世纪 3 0年代国民党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 ,从目的、内容以及实施结果等方面的论述 ,从历史的层面给予客观的评价 ,指出新生活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本身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1934年社会舆论对新生活运动的回应——以《申报》为中心

新生活运动是民国史上的一件重要历史事件,《申报》作为近代中国一份历史悠久的报纸,大篇幅的转载国民政府对新生活运动的政策以及连续报道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实施的进程,也对该运动进行了相关的评论,对新生活运动的整体舆论导向是肯定的,并提出了一些改造社会、复兴国家和民族的看法。     

民国时期中国文化重建的主体、目标、中介——新文化运动与新生活运动的比较研究

新文化运动与新生活运动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和文化重建目标上存在根本分歧。新文化运动的主体文化选择的目的是为了民族的进步与强大 ,他们强调学习西方 ,始终服从并服务于民族振兴 ,解决中国社会改造的根本问题。他们所确立的文化本体精神 ,在中国文化现代化转换中具有巨大的意义和崇高的价值。新文化运动增强了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民主意识 ,它的多元化、开放性思维和对传统的深刻反省与批判 ,预示和孕育着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新的能动性改造。新生活运动脱离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强调旧的道德和旧的伦理 ,并把它提到至高无尚的位置 ,表现出强烈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 ,企图以传统的封建文化来禁锢人们的思想 ,阻止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 ,其反映出的文化内容 ,妨碍和阻滞了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其从一开始就处于人们的批判之中     

新生活运动在甘肃（1934-1937）

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发动了新生活运动（简称新运）,并成立了领导新运的机构——新运促进会。新运开始于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讲话,终止于1949年2月蒋介石被迫下令＂暂停办理＂,历时15年之久。新运是民国时期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在这场政治运动中,蒋介石和宋美龄等倡导者发挥的个人因素,对其产生深刻影响,也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摆脱内忧外患的强大动力。新运以＂礼义廉耻＂为中心思想,以＂三化＂为行动指南。甘肃省新生活运动是在全国新运的大背景下开展的,新运前期为抗日战争爆发前即1934~1937年。甘肃省在全国新运的影响下,为从制度上保障新运工作在省内的开展和实施,省政府陆续成立了各级新运促进会,主要内容涉及卫生、救济、禁烟毒、妇女解放等;通过采取宣传、指导纠察、实施检查的方式推进新运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