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欲的隐喻·表演人生·自我救赎——铁凝《海姆立克急救》面面观

《海姆立克急救》是一篇独具内涵的小说。其意蕴首先表现为一种欲望泛滥后真情回归的双重隐喻。郭砚和马端端的故事构成的是现实生活和文学创作双重意义层面上的爱情隐喻,是爱情关系中由欲的放纵到爱的回归的隐喻,也是爱情忏悔的隐喻。其次,作品书写了一种爱与赎的表演人生。三个主人公被作家赋予了"演员"的职能,在人生中分别扮演着等爱者、赎罪者、自救者的角色,具有共性的表演行为体现出两种内在意义:爱与赎。再次,小说传达了一种爱欲的原罪与自我救赎的意旨。主人公或缺乏自救意识而在婚姻危机中迷失自我,或自我救赎意识觉醒而最终走出爱欲误区,性格迥异的三人共同诠释了在爱欲原罪中"我们都需要自救"的主题。     

现代人格与隐形传统--对"五四"爱情婚姻小说人物的一种分析

"五四"时期,爱情婚姻小说盛极一时.它们的命意所在乃是对现代人格和个性解放的追求.本文通过对三类爱情婚姻小说中主要人物的分析,试图指出他们在建构现代人格时是如何受制于隐形传统的.     

海派小说性爱叙事的文学史意义

在上海这片古旧的传统伦理道德的土壤上,我们既可以看到五四启蒙理性的影子,又可以看到崭新的都市所承载的前卫现代的性伦理观念的身影,同时随着革命文学逐渐火爆,还不时有革命理性的身影在文本中闪现。从五四时期人们对爱情的渴望,到海派作家对爱情的解构,到革命文学中作家对"灵与肉"的弃绝,再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部分作家性的放纵,对爱情的冷落来看,我国文学领域中的灵与肉的张力关系经历了此消彼长的动态过程。     

从同舟共济到分道扬镳——10世纪20年代小说中爱情与自由之辩

20世纪20年代，大量的青年作家试图在小说中探索爱情与自由的新关系，这其中存在着不同趋向：一方面，大量作家抒写了为爱情而战的决心，无论是追寻恋爱的自由还是追寻自由的恋爱，总之都是把爱情与自由同构；另一方面，也有些作家开始探讨自由对爱情的破坏，或爱情对自由的束缚。文章阐述20世纪20年代小说中表现出的这几种趋向，并由此指出作家们的总体追求的意义所在。     

论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的婚恋叙事——兼论“都市小说”概念的界定

"都市小说"与现代都市相伴而生,它以"现代性"为精神内核,将不同类型的都市景观、生活、体验和都市文化囊括其中。中国文学的婚恋叙事传统在都市小说勃兴后呈现出明确的现代意识,不管是海派作家的"声色"体验,还是京派作家笔下的理想爱情与婚姻,抑或是启蒙文学和左翼文学鲜明的社会问题意识,"婚恋"都与时偕行,呈现出鲜明的现代意味和都市色彩。     

重新释读"五四"时期情爱小说 --兼论张资平及其情爱小说的历史评价

"五四"运动之际,情爱小说占小说的90%之多,在"五四"这个深刻的背景下,对情爱小说的反封建礼教、争取个性自由、婚姻自由的意义当有充分的估计.时至今日,我们对情欲与文明关系的复杂表现、对情爱与文明进程的思考,在文学上仍远远不够.在大量再版那个时期的情爱小说的今天,我们对张资平、张爱玲到当代一批小说家在这方面的"一脉相承",当有一个清醒的也是全新的描述,这不独在文学创作上有打通"现代"与"当代"的"史"上的意义,更有现实的价值.     

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中的婚姻观

简·奥斯汀在小说《傲慢与偏见》中 ,通过对五起婚姻的描述 ,表明了她的婚姻观 :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才是幸福的婚姻 ,而贪图金钱和情欲的婚姻是不会幸福的。她的这一观点 ,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试论乡土小说从五四时期到左翼时期的转向——以王任叔乡土小说创作流变为例

滥觞于五四时期的现代乡土小说到20世纪30年代左翼时期发生了明显的转向。王任叔作为五四乡土作家,后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为了左翼乡土作家。从五四到30年代,他的作品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风格色调都有了一个明显的跨越。透过王任叔乡土小说创作的变化,揭示了五四时期到左翼时期乡土文学从文化启蒙逐渐过渡到阶级批判,从对国民性的改造逐渐转移到对农民阶级意识觉醒的挺进,这种文学现象的转向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沈从文小说创作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对沈从文创作思想和创作实践都有极为深刻的影响。沈从文在表现都市情欲、乡村性爱、＂诗与火＂内在个人爱欲体验等性爱题材小说方面,自觉借鉴和运用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从而深化了自己的小说创作,但同时也给其创作带来某种局限性。     

20世纪20年代追寻爱情小说热探源

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坛出现了大量追寻爱情主题小说。这类小说起源于当时作家们对自身生存困境的解决方式,也受到“五四”人道主义思想——“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影响。读者群本身就热衷于阅读爱情主题小说,又将阅读这类小说作为宣泄“五四”影响退潮而产生的焦虑的途径。再加上出版商为了迎合读者,追求利润,也进一步推动了这一热潮的出现和发展。在作家、读者、出版商三股力量的合流下,20世纪20年代追寻爱情主题小说的热潮逐渐形成。     

启蒙变奏与遥远的回响——五四美学在海派创作中的辙迹

个人感性意识的觉醒是启蒙理性得以自由运用的前提,五四文学虽体现出感性和理性并举的时代特征,感性启蒙的说法却并不准确。二十年代的浪漫主义文学在注重个人意识与自我情感表达的同时,并没有摒弃主体的社会理想,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同五四文学的启蒙精神是一致的。海派作家对感性体验的挖掘却直接承袭自浪漫主义的自我扩张,他们将目光转向个体非理性的潜意识世界,其间所描写的感性体悟早已超越了启蒙的范畴。海派文学的身体抒写同五四启蒙精神之间发生了深刻的断裂,尽管前者对个人主义的描述中带有五四美学的痕迹,却是浪漫主义的下一个阶段,而非感性启蒙的延续。     

论纳博科夫的小说主题

美籍俄裔作家纳博科夫是一位重要的文体学家，又是一位后现代大师，但其作品的基本内容却一直受到忽视或否定。作为流亡作家的纳博料夫，其流亡者的身份、流亡的生活情境可以视为其小说主题的内在契合点。在40年代之前的俄语写作时期，纳氏关注的是现实的层面，主要抒写掺合着鲜明的政治态度、回乡的冲动等内容的乡愁；英语时期，作家转向形而上的探索，视时间为生存的牢狱，并借助“审美狂喜”对常识的时间观进行改造，在文本层面上求解自由。从某种意义上说，纳博科夫的小说主题也是我们的生命主题。     

惩劝与娱乐——李渔小说喜剧化的内在精神研究

在爱情婚姻上的重欲轻情,对现实矛盾和人类真情的虚化,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解构,是李渔小说喜剧化的内在精神的具体表现,同时也影响了他的创作境界.     

萧乾小说中的家园想象与诗意的生成

从萧乾个人的流浪经历、乡愁以及爱情等角度具体分析贯穿其小说创作始终的家园想象与小说诗意生成的内在机制。萧乾的小说创作持续时间不长,数量也不多,但在中国现代文坛却有着持续而重要的影响。萧乾本人被视为京派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其长篇小说《梦之谷》在刊发之初就被巴金、靳以等人看好,后来又被文学史家称为"五四"以来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萧乾的小说之所以成功,其关键因素在于充斥在字里行间的浓郁的诗意。     

池莉小说爱情观的道德悖论

"不谈爱情"是池莉的一个文学命题,也是她对现实生活的价值判断。在池莉看来,爱情是超离现实生活的,本真的生活现实中只有实实在在的婚姻和日子,没有高雅的爱情。池莉以此表达对现实生活中世俗男女的同情和启蒙,突显存在就是强者的人生哲学。这种哲学带给世俗的是冰冷的夫妻和婚姻观念。池莉的这种爱情——婚姻观中存在着道德悖论,降低了文学对现实的审美价值,带来文学对现实生活的错误认知,彰显了池莉小说媚俗化审美取向。     

迟子建小说的爱欲表达

爱欲表达即是承载于两性关系之上的呼唤与呼应的探寻过程.迟子建的小说中有大量关于爱欲主题的书写,此类书写一方面展现为对不同时代背景下两性关系的表现与探索,另一方面,更突出地表现为对人性本能、爱欲良知的深层拷问.迟子建创作中充满着的人文主义的现实关怀和对现实与残酷的温情表达也体现了她对爱欲本能的看重.作家认为在物欲横流、人性异化的社会中,扭曲的灵魂唯有在两性之间的互相寻找中才能被人之本能唤醒和拯救.     

18世纪英国女性的婚姻观——浅析《傲慢与偏见》

《傲慢与偏见》是英国女小说家简.奥斯丁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以几对男女青年的爱情婚姻为素材,通过他们对待终身大事的处理方法,展示了18世纪英国女性不同的婚姻观,进而阐述了作者本人对待婚姻的立场:纯粹以经济为基础或以美貌,情欲为基础的婚姻是不幸福的。真正美满的婚姻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并兼顾经济方面的考虑。本文通过对小说中四桩婚姻的分析来谈当时英国女性的不同婚姻观以及由此产生的道德和行为的规范问题。     

论20世纪90年代台湾小说中"酷儿书写"的现代性

台湾小说中的"酷儿书写"始于20世纪60年代白先勇等作家,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邱妙津、朱天文等为代表的新世代"酷儿"作家,一反传统"酷儿"书写的悲情和自恨,改以昂扬自信的笔调探索"酷儿"情欲和性别的游移流动,大胆描绘"酷儿"自身独特的性感经验,从"边缘"发声,挑战中心和权威,采取一种边缘化的写作策略,以"出走"的行动叛离中心找寻自己,以激烈的"自杀"的手段对中心提出抗议,以"谐拟"的方式来颠覆中心的建构.她们的"异端书写",冲击了理性规约下的性别藩篱,并以女性主义的立场在文本中呈现各种"酷异"的情欲状态的组合和迷乱的身份认同,在充分开放的情欲场域中,凸显出汉语写作中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长期潜伏着的、被压抑的"现代性"特质.     

论五四时期的 “大学叙事”小说

五四前后,现代大学在社会动荡和文化转型中呈现出诸多芜杂气象。大学作为一个“有意味”的叙事空间,一开始便进入了现代作家的文学视野。以现代大学及其知识分子为表现对象的大学叙事小说,在新文学草创时期的各类题材中独树一帜。五四作家在描写大学人物、叙述大学经验时,一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寒门学子的生活艰辛、大学生的就业难题以及教授们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也生动地书写了校园内情投意合的友谊、青春萌动的爱情乃至惺惺相惜的同性恋情。新旧转型时期大学的艰窘现实和浪漫诗意,有其特定的时代性因素,既肇因于民生多艰的社会现实,也不乏转型过程中的制度性原因。值得注意的是,传统传道、授业、解惑的正面“师者”形象,几乎缺席于启蒙文化语境下的大学叙事,而勤学、善思、正直的青年学生则更多地表征了现代大学的精神气质。     

京海派的“都市怀乡”——以沈从文、施蛰存为例

“都市怀乡”是寓居都市的现代作家们共通的精神质素,从五四乡土作家们的乡土小说创作潮流开始,“都市怀乡”便成为这些“侨寓文学的作者”们创作的最初情感驱动。到了京派作家的笔下,不遗余力书写故乡的美和抒发对故乡的依恋,也可说是这种怀乡情结的极致展现。而由都市文化滋养出的海派作家同样具有乡土情结,在作品中流露出对乡村的依恋和回望。结合沈从文、施蛰存两位作家的具体作品,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京派和海派这一创作上的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