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创作的主客体及其审美关系

本文从文学创作是作家对社会生活一种情感和形象的审美反映立论出发,论述了作为文学创作反映客体的社会生活审美特征的内容和特点;探讨了文学反映主体,即作家自我审美感受活动中的直觉、想象和认识、情感和表象等三个层次及其作用,作家的自我审美感爱不同的心理类型形成了不同的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分析了文学创作中的主体与客体,即作家自我与社会生活的诸种关系及其互相间的客观制约和主观创造的两种作用。     

超越传统理性、提升主体敏感性创造文学杰作

文学杰作具有无限多样性与独创性,其创作关键在于建构审美意象。审美意象的形成离不开理性认知,而这种理性又与传统理性主义有着根本不同,却与作家的天赋——主体敏感性密切相关。如何建立符合文学创作机理的理性认知体系,如何提升主体敏感性就成为创造文学杰作的关键。     

作家语言风格形成的个性心理因素

文学创作是同创作主体的审美体验结合在一起的。创作风格既同作家感受外界事物的经验、习惯有关,也同作家的气度、个性有关,同他选词、组句、修辞的语言修养、爱好、特长有关。语言风格是创作风格的外在表现,它是在语言上呈现出的一种气质和格调,是语言体系本身的特点...     

人的客体性和主体性的统一和倾斜与文学

人的主体性和客体性是辩证的统一。任何方面的倾斜和分离都不利于文学创作，不能否认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生活境况等客观因素对于文学创作的决定作用，但更应该注重审美主体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这主要在现在审美创造能力、审美情感因素、审美意念指向和审美个性特征等方面。主张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辩证统一、相互演进和交互发展，旨在强调把作为审美主体和审美对象的人提高到与历史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境界，实现人的审美工程建设，把人的素质加以优化，性格加以美化，人生态度和理想逐步加以崇高化     

北京文学季评

北京文学季评栏目主持人吕智敏：本期“季评”所关注的北京作家，是小说家毕淑敏和诗人任洪渊。小说是文学创作的主体，诗歌是北京文学创作中的强项。而这两位作家在北京文坛的这两个领域中又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毕淑敏是一位起步较晚、起点颇高又成就不菲的女作家。《“...     

心灵胎记与文学超越——莫言散文的“故乡意象”与艺术传达

莫言散文中关于故乡的描写,形成了其独特的"故乡意象",而"饥饿"与"匮乏"是这一意象的核心内质,如同生长于作家心灵的"胎记",始终贯穿于其文学创作,被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形式、呈不同姿态,反复纳入写作视野、取材范围与表现范畴,构成了莫言绝大多数作品的审美特质,亦成为探求莫言创作历程,观照与研究其文学创作独特性的最佳视角之一。     

“民间”的现代价值——中国现代文学与民间文化形态(英文)

本文论述了中国现代文学与民间文化形态间的关系,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文学史的角度,确立了“民间”概念的基本内涵,提出中国现代文学中存在的三种主要民间理念,即启蒙文化视角下的民间观,与政治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民间观,从民间立场理解“民间”的民间观。这三种民间理念在不同历史情境和不同作家创作中又有不同的表现。中国现代作家走向“民间”有着不可忽略的价值意义:一是丰富了文学创作主体的精神、情感,带来富有本土内涵的个性化艺术世界;二是意识到“民间”是新文学生成、发展的重要的精神资源和审美资源;三是为知识分子精神提供了现实的文化土壤和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论口传文学与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创作

口传文学的文字化使其超越了传承民族文化和生活经验的最初意义,成为当代台湾少数民族作家建构族群主体、凝聚族群认同和拯救族群文化的重要手段.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广泛运用族群口传文学,开拓了文学的表现空间,丰富了文学的书写内容,形成了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独特的审美追求.     

茅盾小说的变形艺术

茅盾小说的变形艺术钟桂松变形，作为力学的名词，却和文学创作结下了不解的缘份。但力学中变形的含义简单而明了，在文学创作中却显得复杂而瑰丽，格外语人，格外引人入肚。变形作为创作技法，是指作家在一定的思想倾向、审美理想、审美情趣的观照下，根据描写对象的特点...     

论贾平凹的诗集《空白》及其文学意义

《空白》是贾平凹迄今为止唯一的诗集,尽管诗集中收录的作品基本上是作者初涉文坛的稚嫩之作,但作者却对这部诗集珍爱有加.诗集《空白》在语言特色、题材内容、审美情趣、思想意蕴等方面都为贾平凹后来的小说和散文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诗集《空白》到近年来贾平凹长篇小说精品的不断井喷,显示了作家在文学创作领域中的执着追求与不懈探索.可以说,诗集《空白》是贾平凹后来文学创作的艺术母体,对于研究贾平凹的文学创作具有不容忽视的文学意义.     

生存的忧虑——贾平凹精神人格分析

20世纪 80年代 ,贾平凹的文学创作 ,对于人性及其生存状态的描述是清晰的 ;但进入 90年代之后 ,他陷入极为深刻的困惑与焦虑之中。从生存哲学角度分析贾平凹文学创作的精神人格建构及其特征 ,不难发现贾平凹的文学创作精神特质。作家是在困惑中探寻着自我 ,面对生存的焦虑 ,思考着人类生命和生存的价值和意义 ,以企寻求主体精神上的超越     

民族风土的精神升华——文学中的乡土、市井与西部精神

本文认为， 随着８０ 年代文学创作的繁荣， 一种与传统所谓知识分子使命感与责任感相游离的作家创作个性在作品中逐渐体现出来。此时， 文学的审美精神也愈显多样化。它以文学如何建立现代汉语的审美价值为目标，依托民间风土来表达自己的理想境界。作者指出：从表面上看， 这和新的审美风格与现实生活中的作家们的政治追求和社会实践的主流有所偏离，也不必回避其中有些作家以追求“乡土化”或“市井化”风格掩饰其与现实关系的妥协，但从文学史的传统来看，它却是“五四”新文学一直存在着的另一种传统———“文学的启蒙”的延续     

“五四”以来文学大众化新探讨

中国文学大众化是历史命题下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研究领域,从五四运动开始,新文学以普世价值作为引领历史进程的重要文学形态,文学大众化成为新文学联系大众的重要创作基石,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创作尝试,到左翼作家的文艺大众化探讨,都是新文学联系大众的重要尝试。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大众化最为显著的标志是海派创作的具有市井故事的文学作品,他们的作品贴近市井生活,迎合大众的审美取向,是文学大众化的典型代表。左翼作家对文学大众化问题的探讨推动了文学创作与工农有机结合,也是向海派作家学习的结果,文学缺少大众的审美将会沦陷为空中楼阁,因此,海派是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大众化的集大成者。     

"边缘化"是文学创作的常态

"边缘化"是艺术创作规律的内在要求,是作家审美感悟的独特状态。当前,对文学创作日益"边缘化"的认识,在更大程度上是基于非文学立场的名利心态。     

策略还是倾向：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另类阐释

本文通过对郁达夫等作家的同性恋文本进行分析试图阐释体现在现代中国文学中同性恋叙事的文本意义和审美价值,考察作家的文学策略和审美倾向,以及隐含在文本背后的作家主体的文化心理。本文认为同性恋叙事的出现是作家的文化策略而非倾向,从这种策略中体现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中现代知识分子所经受的灵与肉的双重考验。     

跨文化文学接受下悲中蕴喜的幽默风格——再谈狄更斯对老舍的审美影响

审美是文学艺术创作活动得以发生和进行的前提之一.老舍小说悲中蕴喜的幽默风格深受英国现实主义幽默大师狄更斯的影响.这种跨文化文学接受对老舍的小说创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同时也表明积极的文学接受是保证文学创作得以进行的动力和决定作家审美倾向的因素之一.     

审美自觉与艺术自觉

作者认为艺术是创作主体心智的伟大创造;审美活动则是主体自由自觉心灵的观照。艺术品是审美心理结构的对象,是人对现实的一种审美超越。艺术的自觉就表现为艺术家的审美主体在超越与回归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审美自觉不仅与情感有关,而且要使一些艺术作品具有一种超越原作者意旨和境界的弹性和暗示力,它不但使我们得到美感的愉悦,并且要指引我们去参悟宇宙和人生的奥义。     

从“江山之助”到“无我之境”——山水文学审美理想纵横谈

＂江山之助＂是刘勰首先提出来的,它揭示了自然对文学创作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对文学创作和文学鉴赏活动中的审美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他只揭示了作者对自然把握的主动性,而没有揭示自然在文学创作活动中的能动性和审美反映中的主导作用。王国维的＂无我之境＂则对这一理论有了新的突破,揭示了文学创作活动中＂客观的自然＂转化为＂人化的自然＂并影响作者审美反映的过程,这是对刘勰＂江山之助＂理论的拓展和丰富,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现代作家对江南城市的人文观照与诗性阐释

现代作家关于江南城市的感受、经验、思考与期冀,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于普通的文学创作;作为一种以人文观照与诗性阐释为中心构筑的话语与文本谱系,它既是现代江南城市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也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记录与再现了传统江南城市的现代化进程.江南城市细部的、具有微型叙事的特征,是在现代作家的江南城市经验与话语中大白于世的.江南城市研究与现代作家的书写构成了一个"阐释学循环",一方面,作家的感觉、情绪、心理与审美表现固有的模糊性,借助这些对城市历史与传统的"文化研究"可以获得知识上的明晰性;另一方面,也只有深入与准确地理解了不同江南城市在形态与结构上的差异,才能发现现代作家关于江南城市书写所具有的社会史与思想史价值.     

论茅盾艺术思维理论的现代品格与独创性价值

文章认为，茅盾的艺术思维特点在于：把人作为艺术思维的中心，在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密切结合与交互作用中实现创作的社会要求与艺术要求，以及作家对社会生活现象作宏观把握的整体性“立体思维”。茅盾用全新的文学观念把握形象创造规律，确立人在整个文学创作中的主体地位，具有鲜明的现代品格，对于拨正新文学的创作方向有重要意义，其理论和实践都具有独特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