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藏的唯识观——以阿赖耶识和如来藏为中心

阿赖耶识与如来藏之间的交涉关系可看作隋唐佛教性相之争的缩影,也是中国佛教思想史上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在此背景之下考察华严宗巨匠法藏对这一对本是唯识学的概念的理解,并以此了解隋唐以后禅宗等中国化佛教的本体论特色。法藏对此问题的观点反映了唐代以降中国佛学思想的主流观点。第一,阿赖耶识是不生不灭之无为法和生灭缘起之有为法的结合,即二者共同组成了所谓阿赖耶识;第二,真如也可受熏,并参与形成此本识。这可看作贤首大师对法相唯识学之整体理解的根基,是受之前旧译诸经典之影响所致。而在今天看来,这只是唯识学中的一支,其受真谛等无相唯识学的影响颇深,并站在《楞伽》、《起信》等以如来藏来统摄阿赖耶识的思想上来发挥如来藏系思想,并不能代表整个唯识思想,其与玄奘大师所传的唯识亦不同。而这也不仅是法藏本人的观点,它还反映了以禅宗、华严宗、天台宗为首的整个中国佛教性宗的理路。     

阿赖耶识与如来藏关系辨析

关于阿赖耶识与如来藏关系的探讨是理解唯识思想与如来藏思想的重要一环,在不同的思想背景下,阿赖耶识与如来藏这两个概念的定义与使用是不同的,本文分析了以唯识主导和以如来藏主导之下的不同的义理建构模式,并认为,义理侧重之不同源于各部经典对于修行的指导作用不同。     

《楞伽经》如来藏思想浅析

《楞伽经》是佛学中的百科全书,各宗共尊的圣典.它对佛学许多重要思想进行了阐释,如来藏思想就是其中之一.文章依据《楞伽经》对如来藏及其思想特色进行研究,着重剖析如来藏与外道所说“神我”或“梵我”的区别,探究如来藏与阿赖耶识的关系,同时对使有染的阿赖耶识转为清净如来藏的方法即转识成智的方法进行阐释.一则是希望对攸关我们慧命的如来藏思想有一个明晰的认识;二则是以免我们堕入外道,不了佛法真实义.     

如来藏正义与译本歧异辨考——以《如来藏经》两个汉文译本为对象

《如来藏经》有两个中文译本,学术界一般仰重东晋佛陀跋陀罗之译,由于该译有关如来藏要义的关键段落晦涩难明,不断被国际、国内学术界的知名学者,诸如日本的高崎直道和台湾的印顺法师以及大陆的学者、法师等,依文解义地误读着,有关如来藏的诸多错误知见由之而生。与唐朝不空的译本对照,二译相关段落的文义,似乎形成鲜明的对立歧异。经过多向度、多层次的经典挖掘和融通,此中玄旨深义,得以澄明。     

如来藏与“寂”“觉”之辨——论印顺与吕瀓的如来藏思想的差异

印顺和吕澈在“性寂”和“性觉”问题上的争议体现出二者如来藏思想的差异。吕澈认为，《大乘起信论》的特点是“性觉”。他从“所”、“染”和“寂”的角度诠释《楞伽经》的如来藏。而在印顺看来，《大乘起信论》的“性觉”思想部分来自于“扶南大乘”，《楞伽经》如来藏的结构是真妄和合。他认为，“性寂”和“性觉”两条理路是可以互相发明和会通的。     

论求那跋陀罗与如来藏学说

求那跋陀罗是南朝时期重要的佛经翻译者,也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大乘如来藏学说的传播者,考察求那跋陀罗的佛经翻译活动有利于揭示如来藏学说的内在思想体系及其演变进程。大乘如来藏学说起源于原始佛教经典,他所传播的如来藏思想主要包括如来藏、佛地、自性清静、如来空智、第七识（阿赖耶识）和三乘一乘等。     

唯识研究及其现代意义——林国良研究员访谈录

在佛教各宗中,唯识学与现代观念最为接近,也易于进行会通与交流。唯识学最重的要价值表现为两个功能,即解脱功能和解释功能,分别发挥"度生"作用与"弘法"作用。从历史上来看,唯识学理论的产生与完善是有一个过程的:首先,它需要指出此前的小乘各宗与中观学的不足,同时要应对他们的批评;其次,唯识学内部的争论促进了它的发展。近代以来,有些学者借助一些新的资料,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甚至质疑、否定玄奘一系唯识学的全面性与正确性。本文认为,玄奘的思想是对无著、世亲、陈那、护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关于如来藏学在佛教中如何定位的讨论,与此相关的一个背景问题值得注意,那就是如何评判新教派。合理态度只能是:一、不轻信,不盲从;二不轻率否定。     

如来藏正义与误读现象考察——以高崎直道和印顺等为案例

学界关注如来藏涵义的焦点和首选经籍,是《大方等如来藏经》。但这一译本的关键语句,晦涩复杂、深义内隐,便多有以该经为据,视佛教的如来藏与印度教的“梵我”、“神我”为等同。除了日本的高崎直道和台湾的印顺法师为持此观点的典型外,大陆也有学者、法师引用该经,认为如来藏是“有形体的存在”、或是精神与肉体统一的人格化实在、或为外道实体见。这些认识,均存偏差,实属对如来藏含义的误读。     

心意识与唯识无境:唯识宗的心性本体论

经过识变说、种子说及四分论、唯识九难,唯识宗推出了唯识无境原理。唯识之 意有三层：其一,以“唯”而遮外境,证成境无识有;其二,识体即唯,识相及认识功能皆不离此 识体;其三,境无而非有,识虽有而仍空,不可定执两边,而应取中道。此中,识体即阿赖耶识。     

空义的两个方面——论印顺对《新唯识论》的评破

印顺对《新唯识论》的评破体现出他对如来藏空义的界定。他认为如来藏之空包含了两个方面:其一是反本体之空,其二是即世之空。这既是缘起性空的必然结果,也是如来藏观念的内在结构。印顺的这一观点源自其对于如来藏空有关系的诠释学特征。     

瑜伽行派与小乘佛学在空性思想上的相似性探讨

瑜伽行派的空性思想与小乘佛学的空性思想具有某些相似性,对此学界虽有公认,但还缺乏深入研究。为全面比较二者的空性思想,本文把缘起和空性的思想分为形式和质料两个方面,并把二者与修行实践过程结合起来考虑,发现这种相似可以理解为形式上的一致与质料上的不一致。     

佛教的"如来藏"思想与婆罗门教的"我"的观念

佛教和婆罗门教是印度历史上的两大主要宗教.而"如来藏"观念和"我"的观念则分别在两教的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两个观念有某些共同之处,但它们的差别点更为突出.考察二者的主要含义,分析其同异,对于认识印度宗教哲学的基本内容,明了东方文化的理论特点具有积极意义.     

论唯识学对般若“空”义的诠释与缘起论的重构

缘起思想和实相论思想是组成佛教教理的二大系统。释迦初说缘起 ,本是“空”“有”圆融的。但自佛灭度 ,说缘起者遂开二门 ,一主遮情 ;二主表德。世亲识转变说扬弃中观的缘起论 ,重构佛教缘起学说 ,也旨在二门的融通。唯识学对缘起论的重建 ,首先在于通过建立阿赖耶识缘起论 ,将缘起收摄入第八识的发用 ;到了世亲乃将现行层面的诸法“转变”统一为识的分别 ,将轮回的所依和生命的趣向归结到种子识的相续流转 ,然后将现识的分别义与种识的流转义一并融合到识转变的本体论结构之内。这都是以中期瑜伽派的唯识中道思想对般若性空的精神的重新解释为前提的     

般若空性思想中国化之初探——以《肇论》与《中论》解空思想比较为中心

般若思想传入中国之初,僧肇大师曾被罗什大师称为中土解空第一。然僧肇大师在接受中观思想后,在其论著《肇论》的表述中并没有完全遵循《中论》中探讨空性时所用的方式。这里可以看到,般若中观学传到中土后,并未偏向纯粹、繁琐论辩分析这条路来表达、理解空性,而是有其特有方式。《肇论》里更多是从体空观契入,而且《肇论》解空天然蕴含有如来藏、心性思想的倾向,这也是后世非常自然地用禅、华严去联系《肇论》的原因。所以中土对空性的理解最初起就有如来藏、心性思想之中道空性的天然趋向,而没有止步于大乘佛教纯粹中观之境。这是般若空性思想传入中土后中国化的体现。     

荣格心理学与佛教唯识学思想之异同

按荣格的意识阈下的心理内容属无意识的定义,唯识学的第七识、第八识和种子,以及处于率尔心、寻求心状态的前六识,都属无意识范畴.荣格的无意识的心理内容与意识大都无关,无意识常成为非正常人格的根源;唯识学的意识就是种子的现行,而第七识与第八识中的二执种子,决定了众生的有漏性和凡夫性.两种理论差异的根源在于:荣格心理学是心理实在论,认为神话和宗教都是心理活动的产物,具有无意识的原型;唯识学则认为轮回和解脱都具有实在性,解脱是可以实现的目标.从唯识学立场看,荣格心理学的理论是假设性的,其原型和自性等范畴都属假设,并不成熟完备其治疗非正常人格的实用目标虽有相当价值,但其自性实现的超越性目标恐怕是难以实现的.     

如来藏的本来面目与终极视域之开启——评杨维中新著《如来藏经典与中国佛教》

<正>佛教传入中国为时已久,而中国化佛教构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对如来藏思想的继承与发扬光大,且随着天台、华严、禅宗等宗派的兴盛而取得了无比的辉煌。宋明以降,佛教发展日趋没落,如《易经》卦象之由泰而变为否,遂至困顿不堪,令人扼腕。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佛学因其精深的思辨与宏大的世界图景而备受青睐,佛教亦借此而得一线生机,走上了改革振兴与现代化之路。然而,正是在佛教自身革故鼎新与现代性发展的双重视角下,中、日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传统佛教的如来藏思想展     

唯识学中无分别智之亲证真如义——通过梵、藏文与奘译汉文进行的对比辨析

按照唯识思想,凡圣之别,在于有无无分别智的证得,无分别智之圆满即是佛果。因此,对无分别智及其所缘境界、生起的认识,在唯识学中非常关键。无分别智作为殊特之认识在《摄大乘论》中以五相给出了说明:无分别智之所缘非是依他起性,亦非是遍计所执性,而是圆成实性真如;所分别之外境无故,一切法皆无差别而成无分别性,无分别智亦是如此,而为无分别性。在无分别智生起时,无分别智是能缘,真如是所缘,二者相应相合。真如作为种子,对生起圣智起关键作用。藏译文、玄奘汉译文对于真如与无分别智之文义作了仔细辨析。如“平等(sam a)”之无分别智,玄奘的译文给出两个“平等”,使无分别智证真如之意义更为清晰;藏译为mnyam pas mnyam pa,即“由平等而平等”,意为能缘、所缘各自是无分别的,悉皆平等,由此二者间的冥契亦是平等,译文较清晰。     

认识如何产生——胡塞尔现象学视野中的唯识学“五心论”

唯识学的“五心论”与胡塞尔后期的“被动综合分析”均是从发生论或生成论的角度,亦即从认识活动产生过程的角度出发对认识产生机制的阐释,二者之间存在颇多相合之处。唯识学“五心论”所说之“五心”相续的过程共包括两类意识活动：即一般意义上的认识,也就是感知外界对象并对其产生明确了解的过程,以及形成对事物的价值判断及各类情感或行动意愿。其中,前者包括“率尔心”“寻求心”及“决定心”,这三心分别是“认识活动的触发阶段”“认识对象的构造阶段”以及“认识活动的完成阶段”;而后者则包括“染净心”与“等流心”。二者之中,前者是基础性的意识行为,后者须奠基于前者之上。通过对唯识学“五心论”与胡塞尔现象学的比较可以看出,意识并不只是被动地接受与反映,在认识过程的各个阶段上都存在着复杂的意识活动,即便这些意识活动是在主体未曾主动参与其中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意识并非如同镜子一般简单地映照对象,而是通过复杂的活动构造对象。     

实体、心识与超越——佛教时间观的哲学省思

佛教以缘起性空作为理论基础,认为物理时间离不开事物的运动,其中并无时间实体的存在。唯识学进而把物理时间还原为心识的功能,认为现象世界不过是众生心识的变现,时间是依于色法(物理现象)与心、心所法(心理现象)假立的表象形式。凡夫因为无明障蔽的原因,虚妄地以为时间具有实体的性质或者有超时间实体的存在;圣者破除了对于实体的执着,不再为时间幻相所束缚。就此而言,佛教时间观并非纯粹的思辨问题,而是关乎心性超越之道。     

边关何处?——19、20世纪之交日本"满蒙回藏鲜"之学的兴起及其背景

19、20世纪之交,日本的东洋史学逐渐成型,所谓"满(洲)、蒙(古)、回(疆)、(西)藏、(朝)鲜"之学迅速崛起。本文要讨论的是这一日本东洋学转变时期的学术变化及其政治背景,并通过这一变化反观中国现代学术史。日本东洋学界这一转变,一方面受欧洲东方学的影响,所谓"超越中国"的中国研究开始兴起;一方面由于日本的崛起和所谓"亚洲主义"思潮的影响,日本的兴趣从传统汉族中国偏向所谓"满蒙回藏鲜"的历史地理研究,与日本政界重建国际地位和扩张领土的野心有关。与此同时,中国对于"周边"的历史地理研究,虽然早已有西北史地与蒙元史研究,但此后的学术研究却没有能够与现代民族国家的重建,以及政治领土的确立发生真正的交集,因而只是在欧洲和日本所谓"西域南海之学"或"满蒙回藏鲜之学"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绝学"。如果仔细对比日本东洋学界对"满蒙回藏鲜"的兴趣和中国学界对"四裔之学"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两国政治的巨大差异和两国学界不同的历史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