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民间信仰的社会服务研究——基于湖南省浏阳市的专题调研

民间信仰与其他宗教一样是我党的重要统战对象,也是当代中国社会中的一支重要统战力量。该研究的实地调查实施于2010年3月至2013年8月之间,曾对浏阳各地至少20多处民间庙宇进行过调查访问,尤其是对仙人庙开展过前后共计五次重点个案调查。浏阳市民间信仰的专题调研表明,当前民间信仰的社会服务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公益慈善服务;（2）聚众娱乐服务;（3）道德教化服务。调查也发现,民间信仰在发挥社会服务功能过程中存在四个方面亟待解决或有待改进的问题：（1）民间庙宇在公益慈善服务中的被动性问题;（2）民间庙宇所聚社会资源的利用不均衡问题;（3）部分民间庙宇存在的非民主管理问题;（4）民间庙宇所发挥道德教化功能的薄弱问题。创新民间信仰社会服务事业的机制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1）加强民间信仰参与社会服务的理念教育;（2）转变与提升民间庙宇的管理模式;（3）强化对民间庙宇管理模式的监管与引导。     

共生互荣:城隍信仰与中国古代城市经济关系研究

民间信仰与经济的关系是民俗研究中较少涉及的问题。通过对城隍信仰与中国古代城市经济发展关系的个案研究,可以看到信仰社区的经济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信仰对象(庙宇、信仰活动等)的规模;反之,某种信仰的盛行又会带动社区的经济活动,促进社区的经济发展。信仰与社会经济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的联系,呈现为共生互荣的态势。     

庙宇之德与神圣的约定——桂中马坪村落庙宇秩序空间的人类学研究

关注庙宇这一神圣空间,对人类学关于多民族聚居村落信仰互动的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在汉壮族杂居的广西来宾市马坪乡,庙宇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关键文化符号,围绕庙宇的实践隐含了一整套空间认知、伦理秩序和行为规范。从以物看人的人类学视角对马坪村落的人与庙宇之间所形成的秩序空间进行分析,文章揭示了作为"物"的庙宇如何被赋予道德属性,及其如何实现村落的立体整合。     

陕北信仰民俗探析

陕北的庙宇、神堂和窟龛大体上可以分为因神话或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及杰出的历史人物修建的庙宇、因俗神崇拜建造的庙宇、神堂和神龛和因宗教信仰修建的庙宇与石窟三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陕北庙宇的修复和新建以及一家一户的神堂神龛的不断建造,几乎村村有庙,家家有神。陕北民间信仰的神灵并无严密的体系,也无一个至尊之神,而是一神多能、一庙多神。民间信仰的神灵大体可以分为神仙、妖怪和人鬼三类。毛鬼神信仰、民间祈禳十分盛行。陕北信仰民俗迷信俗信并存但以俗信为主流,突出实用性功利性功能,呈现出原始信仰文化的多样性特征。     

清代至民国前期吐鲁番的佛寺道观庙宇考实

吐鲁番自清朝统一新疆以来逐渐形成满人、汉人、蒙古人与回民等人群与维吾尔人杂居的社会格局,随之带来以信仰为核心的文化生态格局的变迁。吐鲁番非伊斯兰信仰的处所有官府坛庙和佛寺道观,其中尤以佛寺道观庙宇成为民间信仰的社会空间。吐鲁番佛寺道观庙宇建构了信仰活动和社会经济活动的桥梁,其从清代至民国前期经历了兴衰起伏的历史变迁。     

民间传说的当代传承与景观生产研究:以白蛇传传说峨眉山白龙洞景观变迁为例

传说与景观具有互为生产的内在机制,景观变迁直接影响着传说的叙事与传播。峨眉山漫长的佛道相争历史与白蛇传传说的信仰变迁及核心情节演化高度契合,并为白龙洞景观走进白蛇传传说奠定了重要的信仰基础。峨眉山白龙洞是白蛇传传说中白蛇修仙情节的重要景观,其景观叙事经历了从连环洞到白龙洞的景观命名,从白龙洞到白龙寺的景观迁移。峨眉山信仰变迁致使白蛇传传说及其核心景观逐步走向淡化与遗忘,较大程度地影响了白蛇传传说在峨眉山及其周边的当代传承,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信仰主导下的白蛇传传说峨眉山当代景观生产特质。     

乡土建构:村落生活中的信仰世界——以山西省原平市史家岗龙王庙传说及祭祀为例

民间信仰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影响最深远的宗教传统,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民间社会的现实,学界对其已作出不少科学、客观的认识和有益探索。从相关传说和历史资料中构建山西原平史家岗龙王庙的信仰世界,揭示出村落信仰世界的建构实际上是民众对自身生存空间的理想化设计,并初步指出对民间信仰的合理引导、对庙宇象征资源的合理分配,可以使民间祠庙作为建设和谐社会的有效舞台。     

庙宇型民间信仰的道德教化功能研究——基于湖南地区的田野调查

庙宇型民间信仰与道德教化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庙宇型民间信仰在地方社区中能否发挥一定的道德教化功能?这是民间信仰研究中值得考究的两个问题。考据文献,虽然民间信仰并不具有独立的伦理体系,但对中国儒家伦理起到很重要的支持作用。民间信仰蕴含着比较丰富的伦理资源,具备发挥道德教化功能的可能性。但民间信仰中的道德要求大多只是停留在寇传、楹联、庙记、志书等文本层面,而未能形成对广大信众的有效的道德教化,未能变成实实在在的道德实践行为。这表明在民间信仰道德教化的可能性资源与现实性实践之间存在巨大沟壑。弥合这条沟壑的具体路径是,由各级政府引导、各级佛道教协会组织、各民间信仰场所具体承担在各庙宇开辟专门讲堂,对信众加强三世因果教育,如此方能达到提升社会道德及增进社会秩序之功效,最终为建设新农村与构建和谐社会作出贡献。     

明清鄂东家族性庙宇的经营与管理

明清时期,鄂东地区存在着一种被称为"家庙"的庙宇寺观,庙主是宗族,他们与住持的僧道人等之间形成了类似于当代的股东与职业经理人的关系。理想状态下,宗族拥有庙宇及其庙产的所有权,庙宇住持的主要职责是看管庙宇、管理庙产,并为山主提供神祇信仰、祖先祭祀等礼仪方面的服务。由于现实利益的关系,二者间时常发生纠纷。在此情况下,宗族通过订立契约以及打官司等手段,逐步加强了对庙宇的控制。     

明清时期开封地区黄河水患与河神信仰

中国古代河神信仰由来已久,不但在民间极为盛行,亦为中国历代统治者所推崇。明清时期,开封地区频发的黄河水患给沿岸民众带来深重灾难,同时也使当地河工不断。黄河水患的严重危害以及频繁的河工使得开封地区河神信仰极为盛行。在官方和民间崇祀的众多河神中,以金龙四大王信仰最为盛行。河神信仰的盛行对开封地区黄河水患的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祭拜河神成为官方治理黄河水患的重要手段,修建河神庙宇则成为河工告竣后酬神报功的重要举措。河神信仰在民间有着极为广泛的社会基础,修建河神庙宇成为官民情感联系的桥梁和纽带。     

清代至民国前期新疆玛纳斯县域的庙宇与民间信仰

玛纳斯县域自清朝统一新疆以来逐渐聚居成邑,移民群体的生存活动形成地域社会。清代至民国前期的玛纳斯县域农业社会的形成蕴育了众多的庙宇,围绕庙宇广泛而多样的民间信仰活动成为当时城乡显著的社会现象,促进了移民的土著化社会建构。     

在众神的目光下：浅论屯堡地区的宗教信仰

屯堡地区庙宇众多,各种神灵庇佑着屯堡人的精神世界。对于相对封闭而一元化的屯堡生活,宗教信仰让屯堡人的精神世界丰富多彩,营造了香火旺盛的世俗殿堂。屯堡人参与宗教活动的频率高、比例大,在传统社会中基本是全民信仰,而且不是信仰单一宗教,是多元信仰和多神崇拜。     

明清时期徐州地区水神信仰初探

水神信仰作为古老的自然崇拜形式,在中国古代民间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黄河水患的严重危害以及徐州繁忙的漕运和频繁的河工是导致徐州水神信仰兴起的主要原因。在明清国家的倡导和推动下,徐州地方官员和普通民众建立起了众多用于祭祀水神的庙宇和祠堂。水神信仰的盛行使明清时期徐州的民间信仰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明清道教神灵真武大帝的水神功能研究

明清两朝是道教神灵真武大帝信仰最为兴盛的时期,而这得益于明初统治者的提倡与推广,使这一信仰无论是在分布地域、庙宇建设,还是信仰人群、祭祀仪式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真武大帝的水神功能,包括祈雨、镇水、厌火等诸多方面,深刻反映了信仰群体注重实用性与现实性的特色。真武大帝水神功能的推广,既是国家政策宣教的结果,同时也与传统中国宗教信仰的多元化分不开。     

保漕与祈雨: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龙神信仰

龙神信仰历史悠久,在中国古代民间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是龙神信仰极为盛行的地区,频发的水旱灾害是导致龙神信仰盛行的主要原因。龙神庙宇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官方修建的龙王庙,另一类是民间自发修建的龙王庙。龙神信仰对运河本身和明清国家而言,其功能更多体现为治水与保漕;对地方官员和民众而言,则主要是为了祈雨和教化。由信仰活动而衍生出的众多仪式和传说,在促进信仰广泛传播的同时,也在凝聚人心、强化地域认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时代变迁,运河区域特殊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导致传统的龙神信仰发生了新变化,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色。     

山西吉县伏羲、女娲研究

山西吉县柿子滩岩画的发现,引起了学人对当地伏羲、女娲传说的关注。岩画的女性造像,包涵了先民的信仰元素,与当地伏羲、女娲传说相辅相成。结合当地伏羲、女娲的庙宇,灵验传说,庙会仪式,传说与习俗等几个方面进行研究,可以见出,随着信仰场所的衰败与消失,民众信仰的外在表现虽然日趋式微,但会逐渐转化为口头传说与生活习俗,并内化为民俗心理。     

山神、庙宇、土司与康东社会秩序——基于四川康定鱼通地区的田野调查

鱼通位于康区东部多元文化接触区域,山神信仰作为地方社会的重要资源,将家屋、村落和区域社会连为一体,形塑了社会秩序。在山神信仰的基础上,在土司的作用下,各式庙宇及相伴而来的制度宗教、神灵以及组织与区域社会发生关系,并与原有的山神和社会结构叠合。一方面,因元代中央王朝力量的进入,土司与寺院主导的地方历史又与原有的社会结构相嵌:一方面运用既有的传统信仰来建构历史发展过程中遭遇的不同事件,同时,这些不同事件又产生不同意义,使得原有的社会结构得以保存和调整。在地方宇宙观与外来的普世宗教观接触中,山神代表的早期社会结构、元代后萨迦派庙宇对当地社会结构的调整,因土司制度的引入和连接,使得社会呈现出来更复合的形态,体现了藏边社会特点。     

探究香港民间水神信仰的源流

自古以来,岭南就是世界海洋贸易的东方中心。海神、河神以及水神等都受到当地人的尊崇。香港作为中国南海的重要港口之一是水神信仰的早期传入地。香港的渔民、水手等从事海上作业的人历来靠水而生,他们当中有不少人信奉水神(香港民间一般将海神、河神等一律统称为水神)。透过对香港民间华人庙宇的探究,讨论了香港水神信仰的源流,发现香港的民间信仰在岭南文化中起到历史传承、兼容并蓄以及典范表率的作用。     

甘肃环县兴隆山庙会的田野调查

庙会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庙宇分布、宗教仪式、精神信仰、民间文艺和商业贸易五方面对甘肃环县兴隆山庙会的状况做了介绍。庙会内容丰富,形式古敦,是了解和研究环县传统文化的一块"活化石"。     

明清时期冀南太行山区女娲信仰的地理分布与历史变迁——以女娲庙宇及碑刻为中心的考察

河北省涉县是冀南太行山区女娲信仰的核心区域，女娲庙宇分布广泛，常建于山顶或山村最高处，称之为“顶”或“奶奶顶”。涉县女娲庙宇以中皇山娲皇宫为中心区域，由西向东呈条状分布，距离娲皇宫越近，分布越密集，越远则相对稀疏。冀南太行山区女娲奉祀起源较早，至迟在唐末宋初之时，女娲信仰已有一定规模，及至明清时期，在地域文化传统、女娲护佑事项与信众所求高度吻合、国家政策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女娲信仰达到兴盛。就碑志来看，这一时期女娲信仰的内容也有一定变化，原有补天“文化英雄”的神格逐渐失落，其“始祖母”神格成为主导，在这一转变中，女娲作为生育、护佑子嗣的独立女神的身份越来越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