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论纲——兼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

权力的掌控与人力(人口)的掌控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演变的两个关键,故破解中国古史分期之谜和正确认识古代社会性质,必须由此切入。权力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者,高踞于社会任何群体、阶级、集团之上,直接决定历史发展的走向和社会的性质,因此掌控了权力就掌控了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而权力之所以能够发生上述作用而显得法力无边,其关键和首要条件又在于掌控了人力,人力掌控实为权力之源之本。据此剖析中国古代历史,则先后经历了"无君群聚"社会(太古至夏以前)、"王权众庶"社会(夏商西周至战国时期)和"皇权吏民"社会(秦至清)三个时代。第一时代经历了"兽群""姓群""氏群"三个阶段,既为历史文献、文字学所说明,亦为近代考古成果所证明。王权与"众庶"构成的有机统一体,为第二时代社会结构的主体和主要矛盾关系;皇权与"吏民"构成的有机统一体是第三时代社会结构的主体和主要矛盾关系,尽管地主(由"皇权地主"与"吏民地主"构成)与农民关系也是这一时代的重要矛盾之一,但不可能超越"吏民"与皇权矛盾关系而成为主要矛盾。从第二时代到第三时代,权力掌控从专制集权多元性、层级性、分散性的相对掌控,到专制集权一元性、全面性...     

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研究相关问题探析

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课题。从本质而言,历史教育是一种培养人们历史文化素质和历史认识能力,促使其达到解决现实问题、指导社会实践、正确把握和自觉遵循历史客观规律等目的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研究可以从综合的角度划分为历代统治阶级内部主要针对统治者尤其是对帝王进行的历史教育、各级学校中的历史教育、社会教育(社会教化)活动和其他非教育活动中的历史教育等三个大的研究层次,以探讨其在目的、对象、途径、内容、功能等诸方面的特征。中国古代历史教育与历史学、经学等相关学科领域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重要价值和深远意义。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大势

任何一门学科的理论,都有其存在形式和发展过程,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也是如此。探讨它的发展过程及其在不同时期的存在形式,可以为当今的历史理论研究提供参考。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经历了先秦、秦汉时期的形成阶段,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发展阶段,五代、宋辽金元、明清时期(1840年以前)的繁荣和嬗变阶段。本文旨在阐述这一发展大势,以就教于同人。     

试论两宋文化发展的历史特色

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发展的极盛时期,其文化发展具有鲜明的历史特色。主要表现为:(一)三教并行;(二)官私学盛;(三)崇尚儒雅;(四)学派林立。两宋文化之所以能在中国封建社会达到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正是与两宋文化发展的历史特色分不开的。     

我国关于世界历史的新理论

吴于瑾先生在1990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世界历史”的总论,提出了目前我国世界史学界的新理论: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应分三个形态,即原始无阶级社会、阶级社会(奴隶制、封建制、资木主义制)、高级无阶级社会(社会主义制、共产主义制).传统的“五阶段论”以阶级斗争为主导,把“亚细亚社会”称为原始公社制,把古代社会称为奴隶制.“三形态论”从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出发,认为“亚细亚社会”不专指原始社会,而是指在东方存在的自然经济社会.亚细亚生产方     

评《中国古代史学史纲》

中国史学史,特别是中国古代史学史,近年来受到许多史学工作者的热心关注,已经出版的学术专著即达八、九种之多。与这些学术专著相比较,新近问世的、由邹贤俊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9月出版)一书,以其结构完备、立意新颖、适用性较强诸特点,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结构完备。这部著作以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通盘考察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全过程。在纵的方向,作者确认中国古代史学大体经历了六个发展阶段,即从远古迄春秋为中国史学的产生时期,     

马克思异化理论及其实践向度

方法论是马克思“东方社会构想”留给后人的另一重要遗泽。在马克思以俄国为典型考察东方社会的文本中,将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古代社会发展序列和历史遗存纳入到人类发展的整体性历史视野中,具体分析社会发展历史发展阶段的一般性前景和特殊性可能,把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与主体选择统一起来,凸显出马克思研究社会历史的整体的、历史的、辩证的方法。     

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观探析

社会发展观 ,是中国古代历史观进步因素的突出表现 ,它与朴素的唯物论、更与朴素辩证法思想相结合 ,反对历史观中的复古倒退论 ,强调社会历史的日新进化 ,并力图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及其动因。随着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 ,这种“社会发展观”逻辑地展现出四个主要发展阶段     

马克思“东方社会构想”研究方法探微

方法论是马克思“东方社会构想”留给后人的另一重要遗泽。在马克思以俄国为典型考察东方社会的文本中,将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古代社会发展序列和历史遗存纳入到人类发展的整体性历史视野中,具体分析社会发展历史发展阶段的一般性前景和特殊性可能,把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与主体选择统一起来,凸显出马克思研究社会历史的整体的、历史的、辩证的方法。     

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读汤明檖《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

汤明檖著《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春秋战国至南北朝)一书,已由中州书画社于一九八二年七月出版了。这是我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汤明檖副教授是长期从事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教学和研究的学者之一。五十年代,他作为我国著名经济史专家梁方仲教授的助手。参加《中国历代户日、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出版)这部巨著的编写工作,检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之后,他在梁方仲教授的热情鼓励下,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最后编著出《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以下简称《经济史》)。在这部书中,著者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通过对丰富的历史资料的分析,精当地论述了中国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繁荣和衰落的历史过程,阐明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基本经济问题,并精辟地说明了历代封建王朝的财政经济制度、政策、法令,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这是一部理论性较强、综合贯通、精炼慎密的封建社会经济史。它的出版,为大专院校的经济系、历史系的师生和经济史研究人员提供了一部新教材,对     

王夫之史前史论初探

王夫之的史前史论,是他的人类史观的一个重要环节,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他的历史哲学中的早期启蒙思想和唯物主义成份。自先秦以来,中国古代哲人和史家就对史前史进行了许多探索。从荀况的“明分使群”的社会起源说、韩非的由上古经中古至近古的历史进化论,直到柳宗元的《封建论》中关于史前史的概括性表述,都不断丰富着古代历史哲学,增添着其中的唯物主义真理颗粒。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变动,使王夫之从书斋走向社会,为现实而钻研历史。他一方面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批判精神,集古代史前史论之大成,另一方面以“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王敔《薑斋公行述》)的求实态度,运用对湘南一带少数民族实地考察     

古代东北亚海上交流史分期

通常以历史朝代作为海上交流史的分期,这比较简便但并不切合实际。本文以船舶制造和航海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不同海上交流方式变化作为分期的主要依据,把古代东北亚海上交流史划分为桴筏漂流期、舟船近海航行(远海漂流)期、船舶跨海航行期三个阶段,同时阐明了三个阶段不同的海上交流方式及特点所带给东北亚各民族之间不同的文化交流和社会发展。     

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文化的连续性与阶段性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立统一运动是造成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的核心力量。但对北方草原地区历史文化分期必须从区域历史文化的特殊性出发运用这一法则。表现为区域性、多民族性、文化的主体性与吸融性的这个特殊性,反映和促进了古代北方草原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其中,各民族和各民族间的重大政治斗争以及由此引发的区域生产关系大调整具有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志性价值。依据这些原理,提出了对进入阶级社会后北方草原文化历史三阶段的思考。     

空间生产理论的中国古代思想资源——中国古代空间生产观念建构历程的探讨

中国古代空间生产观念经历了三个建构阶段,即从神话时代到殷商时代空间生成描述与建构阶段、从西周"家天下"空间设计到诸子空间生产观念确立阶段以及汉至清大、小传统空间生产观念共存阶段。通过梳理中国古代空间生产观念的建构历程发现,中国古代的空间观念是生产和建构的结果。空间并非康德所言是先验的直观形式,而是随着人类社会和思维的发展不断被建构的空间意识。空间并非客观的背景和容器,而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可以被生产的社会想象。梳理中国古代空间生产观念可以为空间生产理论提供思想资源,有助于更全面、更深刻理解空间生产的实质。     

建设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理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以后,又提出了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理论,即共产主义社会按其成熟的不同程度可划分为低级阶段(社会主义)和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的理论,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向前发展了一大步。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理论诞生以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问题便成了这一理论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历史的原因,虽然提出从资本主义社会到     

试论唐代儒学的复兴

<正> 唐代儒学是我国古代儒学由魏晋南北朝的衰落时期向复兴时期转化的重要历史阶段。这一时期的儒学,承前启后,有所创新,在魏晋南北朝儒、释,道初步融合的基础上,开始了“援佛入儒”的尝试,并成为宋代儒学新的思想形式的嚆矢。因而唐代儒学的复兴及其演变,是儒学发展中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一) 儒学的演进是一种历史的选择过程。它与时代、政治、阶级紧密相连。唐代儒学的历史命运首先可以从春秋至唐这一历史过程中探讨。这段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春秋至东汉、魏晋至隋唐阶段。不难发现,这两个阶段的历史过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们都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即政治分裂时期(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短期统一时期(秦、隋)、大统一时期(汉、唐)。儒学盛衰的演变也经历了与之相应的发展过程。春秋战国是我国社会大变革时期,时代造就了儒法道墨等流派及其思想家。但一个流派作为统治思想登上政治舞台是在秦,秦尚法家。它用暴力统一了六国,但在统一之后,仍坚     

玄览·神思·妙悟——中国古代艺术思维论

对艺术思维问题,我国古代文艺理论虽没有多么系统和完备的论述,但从历代作家和批评家的一些散见于文论或诗话的片段论述中可以看出,古人对艺术思维问题也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及切合创作实际的揭示和描述。本文意在择取陆机、刘勰和严羽等几家有代表性的经典论述,对我国古代艺术思维论加以系统的梳理,以勾勒其概貌。简言之,我国古代艺术思维论就是“玄览”、“神思”和“妙悟”。这三者之间虽有交叉,但各有侧重;既反映了我国古代艺术思维论历史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又揭示了艺术创作思维过程中渐次深入展开的三个阶段,巧妙地显示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如果说艺术创作是审美主体(心或神)与审美客体(物)亲和交感的产物,那么,“玄览”、“神思”和“妙悟”的创作思维过程也就是以心观物、“神与物游”和体物得神的物我合一过程。遵循历史和逻辑的发展线索,按照心与物或主体与客体对立统一的辩证观点,下面我们试对中国古代艺术思维论作一分步的考察和描述。     

郭沫若与中国社会史论战——侧重于学术史视野下的叙述

郭沫若及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的焦点，各方论战者从理论引用、中国历史的阶段划分、古代社会性质的确定等方面对郭沫若古史研究进行了全面的评述。论战中包含着合理科学的学术成分，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郭沫若古史研究的修正和完善，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本文力图侧重于从学术史的视野叙述郭沫若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从而部分还原其被遮蔽的学术面相。     

我国民族保险业溯源

本文试图阐述我国古代社会的原始保险,从而探索我国保险的萌芽或雏型以及近代民族保险业的产生等问题,以期引起争鸣.(一)中国古代社会(亦即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有无近现代保险的萌芽或雏型,换而言之,在中国保险史上是否存在着一个原始的保险阶段或时期,这是保险学界争议颇多的一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症结在于,必须说明保险赖以产生和发展的一般条件和特殊条件.保险是一个历史的经济范畴.它的产生和发展应具备三个一般条件.其一,不可避免地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中的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这是它存在的自然条件;其二,生产力的发展,能达到提供剩余产品的水平和程度.这是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其三,商品经济关系是它存在的经济条件.由此看来,中国自奴隶制以来,古代社会已大体具备上述条件.我国古代社会虽然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然而     

海外华人创业文化

散居世界139个国家和地区已经超过3000万(不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海外华侨和华人,勿论其国籍归属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他们为了生存和发展,勇敢拼搏,创造了许多人间奇迹,涌现出许多杰出人物,为祖籍国和侨居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成功的实践,包含着极为丰富的思想和经验。纵观历史,中华民族走向世界大致可分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古代迁徙,从中国本土的内地走向沿海;第二阶段是近代迁徙,从东南沿海成扇形辐射到以南洋(东南亚)为主的海外;第三阶段是当代(二次大战后)再移民,从东南亚四面八方扩散到全世界。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华族移民,通过自己的奋斗,在二次大战后力量发展很快。首先是人口激增。据统计,现在除中国本土(大陆和台湾)外,世界华族(包括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人口已超过3000万,而且每年还以十万计在激增。美国华人1940年仅770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