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稷弃孕生及其被弃传说故事新考

周始祖后稷的降生故事极具传奇色彩,后稷弃是帝喾长子的古史传说是不可信的,但后稷弃应是帝喾的后裔。姜嫄祈神而生后稷,结果却因胞衣连体的怪异现象被弃,反映了原始氏族社会迷信神谕及其神权崇拜的现象。     

论商族早期社会形态的演进历程

夏代之时,商族在迁徙过程中,其整个社会形态、氏族组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母系向父系、由父系向部落联盟的军事民主制,最终向原始的国家雏形过渡、变迁。对于商族而言,其始祖契时已经进入了父系氏族阶段,王亥王恒时期已是典型的军事民主制时期,而大约在上甲时期商族已初具国家形态的雏形。商族国家的形成之路,颇有些与后世那种周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模式相似,或者可以说有些像是征服者日耳曼模式。     

生命崇拜与“帝”崇拜——一种对商人形成中的宇宙意识的探寻

就"帝"字的字形演变来看,"帝"的原型当是花蒂。不过,"帝"崇拜并不是一种普泛地存在于人类早期社会的生殖崇拜。在商人那里,无论是对玄鸟(包括王亥等祖先神)的崇拜,还是对风、云、雷、土(社)、日、月、星辰、方、水等的崇拜,抑或是对河、岳的崇拜,都发动于对"生"之"命"的眷注,也都辐辏于"帝"崇拜。"帝"崇拜,说到底,是对生命的崇拜。在这种崇拜中,寄托了崇拜者对生命的珍爱和对生命的秘密的眷注。商人崇"帝"的这种生命崇拜意识并没有随着武王伐纣、周取代商而成为一种历史的绝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以"生生之谓易"为主题词的《周易》和由此拓辟开来的以生成性、整体性为特征的宇宙论,都可以溯源到"帝"崇拜;这一点反过来又为"帝"的原型乃是花蒂作了绝佳的印证。     

应公鼎“珷帝日丁”试解

新公布的应公鼎铭文中首见“珷帝日丁”的称谓,“珷帝”应不是指周文王,而是指武王;帝”不应是“禘”,而是“考”之义;“日丁”是武王的日干名。这是周初统治者“修商人典”的体现,鉴于此时殷遗民仍很强大,殷人文化仍较浓厚,周人不得不在政策上与殷人缩小距离。应公鼎在西周晚期还称“斌帝日丁”,是因为应国试图从习俗上与服从于周的殷八师靠近,团结一致抵御楚和淮夷。     

苍颉造字传说的源流考辨及其真相推测

我们剥除有关苍颉造字传说的层累堆积,论证《荀子》记述之苍颉造字不可能早于尧舜时代。我们认为,“刑名从商”是指象形字及形声字等必须遵从商文字,否定将其释为刑法之名从商;苍颉文字不是原始社会漫长而分散的符号创作的累积,而是一个或几个天才人物为殷朝政治需要而独创的一个文字系统;苍颉文字就是殷商文字,故也就是汉字的始祖。我们考证“苍颉”为殷始祖契的别名,“契”与“颉”本为同音异写,“苍颉”亦即“商契”。我们否定胡适等对《荀子》文字的“约定俗成”的误解。其实书契的本义就是王者制定之国法大约。     

从五星聚房与帝辛占星陶文看武王克商日（公元前1018年2月22日）

帝辛占星陶文记载金星的白天出现和中国传统星座二十八宿的角宿,帝辛占星陶文证明《宋书·天文志》等的帝辛末期五星聚房记录。在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中,中国政府对于公元前1019年9月17日五星聚房事实的确认,证明了《史记》和帝辛占星陶文的记录是准确的,同时也证明武王克商的甲子日为公元前1018年2月22日。     

简狄与商始祖契之关系新论

简狄与契不是母子关系。简狄处于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契处于父权制已根深蒂固的原始社会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简狄时代盛行的婚姻制度是普那路亚婚,契时代盛行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制。简狄只是有娥部族历史上距契母年代最近且最为杰出的一位女性首领而已。     

古朝鲜铜镜性质初探

公元前一千纪——公元前二世纪时期朝鲜半岛发现多枚与青铜短剑支石墓伴出的细纹铜镜,经与我国商周青铜文化比对,半岛的细纹铜镜以线的艺术构成几何形图案,确认其渊源于中华古文化,尤其与殷商文化密切相关。青铜短剑支石墓渊源于山东东夷文化与东北地区古文化的融合,并经由辽西辽东而后进入朝鲜半岛,青铜短剑为东北系铜剑,分东胡系与貊系,箕子族团“走之朝鲜”,接受北方的青铜短剑石墓文化,建立“衣冠带剑”的君子国：半岛所出明刀钱与布币系箕子朝鲜与中原燕、齐等国经济交流与商品贸易的遗留物证。     

黄帝历史形象的塑造

脱离传说境界以后,黄帝的形象是向神仙偶像与历史人物两个方向发展的。司马迁撰写《五帝本纪》,将黄帝塑造成中华正史第一人物,凝炼成虚实之间形象,尊崇为帝王样板,供奉为华夏始祖,从而适应了汉武帝构建大一统宏图和巩固家天下专制局面的时代需要。北齐史家魏收充分领会司马迁思想精髓,在《魏书》首篇首句中将拓跋氏初祖认作黄帝之孙,又在《官氏志》中梳理出诸部落汉化姓氏,将黄帝推广成北朝各族共同祖先,从而体现出民族融合潮流,适应了中华文明升华趋势。又经过社会长期弘扬,黄帝历史形象终于发展成为受到海内外广泛认可的人文初祖形象,原因就在于凝聚中华民族的需要。     

“商—周考古界标”平议

考古学上的先周期和西周初期这两个陶器群所代表的年代,在武王克商前后是交错 重叠的。徐良高说武王克商后丰镐地区商文化因素突增不符合实际。因此,把97SCMT1西周初 期地层叠压先周期灰坑的地层关系称为“商—周考古界标”是不科学的。碳十四测年方面的专 家,听信“商—周考古界标”的错误主张而获得的克商年代范围,可信度受到影响。夏商周断代 工程把由此获得的克商年代范围作为推定武王克商年的出发点,是很大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