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爽、司马懿之争真相考论

正始年间,曹爽与司马懿两位辅政大臣的权力争夺,不仅关乎曹氏、司马氏两姓的兴废,而且关系到儒学世族与寒门势力的升降。故此,两大政治集团都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和要求。从表面上看,曹爽为首辅,在斗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但实际上司马懿赢得了世族阶层的广泛支持,根深蒂固。正始五年前,他们都在积蓄力量,斗争处于潜在状态;正始五年后,曹爽在军事上兴师伐蜀,在政治上“变易旧典”,排挤世族,斗争日趋激化。正始末,司马懿发动政变,诛灭曹爽集团,世族阶层由此逐渐全面得势     

论皇权统治与诸葛亮、司马懿的政治选择

诸葛亮和司马懿都是三国时期的托孤重臣,两人起点相似,却做了忠诚和谋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选择。究其原因,主观上有个人因素,客观上则与两国不同的皇权统治密不可分。总体看,蜀汉皇权统治顺应了以诸葛亮为首的士大夫阶层的愿望,维护和发展了他们的利益,使诸葛亮满门为皇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曹魏皇权统治则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以司马懿为首的士大夫阶层的愿望,没有维护好甚至危害了他们的利益,最终导致司马懿家族谋逆和夺权。     

刘宋明帝的皇权与佛教

宋明帝即位之初,就任命自己五戒师释僧谨为僧正,给予超常规待遇,建立兴皇寺,择选有旧交的高僧释道猛任纲领,给予僧正的待遇,优礼有加;在全国范围内征请高僧大德入京传法,检饬孝武帝庄严寺僧众,重新确定法会讲论法主等等.这中间的一些举措带有明显的急迫性,有着鲜明的政治诉求.明帝意图借助佛教和僧众的社会政治影响力,延伸和扩展皇权在佛教政治秩序上的权威,塑造和强化皇权及自身地位的合法性,这源于明帝承统的合法性不足.前废帝刘子业凶狂无道,朝野笼罩在恐怖的政治氛围中,明帝被迫发动宫廷政变,仓促之间被拥立为帝;因法统性不够,受到刘子业弟弟晋安王刘子勋政治军事上的挑战.虽然最终在军事上取得完全胜利,但明帝为了在法统和舆论上强化自身的合法性,不得不积极争取佛教和僧众的合作,这是他即位之初就采取各种佛教措施的原因和目的.     

魏晋南北朝居丧毁卒考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因居丧哀毁致死者达四十多例,远远多于汉代。居丧毁卒的典型反映了居丧之风的变化,封建帝王无论自己是否居丧合乎礼仪,他们都鼓励社会上的居丧行孝活动。居丧毁卒现象的出现,不仅与帝王的倡导密切有关,也是居丧之风政治色彩强化及士人为了保持家风的结果。居丧毁卒者的数量反映了统治者以孝道为工具厉俗敦风,加强思想控制的严密程度。     

司马懿的坏主意

那年，刘备白帝城刚死．曹丕就想趁机灭了西蜀。 领导曹丕说出自己的想法．策谋深远的贾诩谏日：“刘备虽亡．必托孤于诸葛亮，陛下不可仓促伐之。”正言间．司马懿愤然而出日“不乘此时进兵，更待何时？”     

司马懿的职场秘籍

细数司马懿的职场脚印,每一步都包舍锦囊秘籍。 1.求职秘籍之出位、吆喝 曹操赤壁大败归来开员工大会,对血泪交融的员工们大讲＂失败是成功他娘＂的道理。从高层到一线员工,无不听得津津有味,此时却突闻呼呼鼾声,是幕宾马横。曹操大怒,将其下狱,却又只身前去狱中探他。这马横其实就是司马懿。     

毒药与魏晋南北朝政治斗争和矛盾处理的关系

本文探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毒药与政治斗争和社会矛盾处理的关系。认为当时毒药已广泛用于政治谋杀和官员的自杀事件之中,并使用于战争、血亲复仇、忌才、殉葬、家庭矛盾事件中。随着时代的发展,毒药对社会各阶层人群的影响呈日益显著之势。     

司马懿的恩仇观及其复仇行动

司马懿和曹魏皇帝之间没有形成赐恩和报恩的忠诚关系体。在司马懿的眼中,曹氏家族对自己无恩可言,在曹操时代,司马懿种下了复仇的种子。在曹丕和曹睿时代,司马懿为魏国立下了很大的功劳,但是,这也只是他作为复仇篡魏的资本。在齐王芳时代,司马懿的复仇心理大爆发,终于走出了篡夺曹氏皇权的关键一步。司马懿的复仇行为对其子孙产生了恶劣的示范效应,同时也夯筑了极不牢固的立国根基。     

言情慷慨与巧构形似--魏晋南朝诗歌意象美学风貌再比较

魏晋重情的时代风气促使诗歌中出现了主体情感笼罩、充满在客体物象之上的言情慷慨的主观性意象,它表现为强烈的主观情感对物象的拟人化改造和情感对意象组合的直接驱动与构结.与此相对的则是主体情感蓄敛、隐潜在客体物象之中的巧构形似的客体性意象,在客观性意象中,诗人尊重物象自身的生命特征,物象吸收、融化了情感,对一泻无余的情感冲击力加以形式化的审美节制与缓冲,形成诗歌意象浑融含蓄的审美空间.     

魏晋南北朝巡行与考课关系探讨

魏晋南北朝时期,巡行使能够获取地方官的为政信息,并把该信息传送至上级部门,以作为考课地方官的重要依据;巡行使亦可在巡行过程中奉旨直接考课、黜陟地方官。巡行既是考课信息的重要来源,也是考课的一种重要方式和考课制度实施的重要环节。     

北魏文明太皇太后与孝文帝

北魏文明太皇太后冯氏与孝文帝之间并无血缘关系,维系二者关系的纽带是政治.冯氏虽凭借孝文帝这张政治王牌攫取了北魏政权,但对孝文帝却心存猜忌,因此多设监视加以压抑.对冯氏压抑的反抗心理,成为孝文帝当政后迅速迁都洛阳的催化剂和重新组建政权的感情因素.从此,皇权取代后权,北魏政治别开生面.     

北魏初至北周中的司马楚之家族兴替

北魏初期,司马楚之凭借个人才能及其与鲜卑贵族、皇室的姻亲关系,父子得以世袭王爵,担任云中镇大将、朔州刺史的要职。孝文帝时期,司马楚之家族世袭要职的特权被取消,爵位亦例降为公。司马悦为重振家族,改变了以往的姻亲关系,开始与汉族大族联姻,以抬高家族的地位。北魏末,司马裔归顺西魏（北周）政权,依靠乡里、宗族的势力,屡立功勋,从而受到统治者的宠信,然关东豪族的身份使司马裔最终未能进入西魏（北周）的政权核心或政治中心地区任职。     

试论《明实录》对建文帝的态度及其变化

作为明成祖嫡系君主所控制的《明实录》,在对待被成祖推翻的建文帝的年号及历史上,存在着明显的排斥态度和掩盖倾向,反映了明代官方史学在对待统治集团内部被打倒的重要人物上的处理倾向,以及专制政治下失势人物失载的命运。随着皇权的松弛和士风的变化,由史臣们具体纂修的晚明实录,开始改变以往掩盖建文历史的做法,频繁载录建文的历史以及为之平反的请求,表明代表帝国意识形态的儒臣与代表上层建筑的君主之间,在伦理价值与政治利益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孝文帝与北魏后期的文学发展

孝文帝当政之后,大力发展文教事业,搜罗文才,开展文学活动,倡导文学特别是纯文学创作,提高了北魏上层特别是拓跋贵族的文学素养,改正了北魏前期文学创作中存在的诸多不足,开创了后期繁盛的文学局面,促进了北方文学事业的发展.     

易堂九子与江苏遗民交游考述

清初,易堂九子以文章、气节声震天下,除惮力著述授徒之外,遍交天下之友也是他们所苦心经营的一项重要“事业”,其中主要以遗民为主。吴中历来为人文荟萃之地,易堂九子于国变后频繁往来于吴地,与其地诸遗民缔结良谊,这既与其遗民情怀有关,又是其经世思想的体现,具有丰富的历史意蕴,在清初具有典范意义。     

论魏晋禅代

在司马氏"作家门"和实现禅代的过程中,如下三个环节显得特别重要:一是掌握军队,特别是严密地控制京师中央军,运用军事的和暴力的手段严厉地打击政敌。二是充分发挥家族的影响力,利用政治权势和各种关系,蓄意培植亲信,组合势力集团。三是在祭祀典礼和制度变革等方面大做文章,借以提升司马氏的位望,深化其执政地位,进而缔造新皇权。     

司马迁《史记》之秦皇与汉武

西方学界对<史记>的篇章结构未给予充分的关注.我们强调了一种分析十二本纪划分的方法.并详尽的论证了秦始皇与汉武帝在儒家的胜利、朝色的选择、封禅之举、政权的膨胀以及封地的废止等方面上的相同处,由此提出"司马迁笔下秦始皇的事迹受到当时汉武帝的影响并作为汉武帝的警示"这样的结论.     

论伍非百的别名谓思想

伍非百先生认为,在名、谓之间,既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名不过是记录观念所存系之实体的一种符号,一旦经过约定俗成,它便会成为一种区分不同对象的稳定概念或语词,其本身不会存在当与不当的问题。当其被用来指称实体时,因其具有固定的涵义而不能指称与之不相关的对象,于是便会产生当与不当的问题。然而,“以名指实”之中的“名”实际上已经变成了“谓”。所以说,正名的本质就是“正谓”。     

论明朝初期对水西彝族地区的法律控制

明朝初期,朝廷通过设立土司、加强对土官的管理、推进司法管辖等措施,加强对水西地区的法律控制。延续因俗而治,利用水西地区特殊的政权治理彝民,实现了对水西地区的有效统治。     

论明初高丽王朝与明朝的关系

本论述了明初国内及周边所面临的极为复杂的形势,为了避免故元势力与高丽联手,全力翦除故元势力,明初积极与高丽王朝交往,高丽恭愍王也积极向明。然而,恭愍王被弑后,亲元派上台,与明朝的关系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