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巨灾风险管理模式研究

本文在借鉴发达国家巨灾风险管理经验的基础上,认为商业化、事前补偿的巨灾保险有助于最大限度提升巨灾风险管理的效率、最小化巨灾事件的经济后果,是巨灾风险管理发展的趋势。我国应该逐步构建以政府为主导,涵盖政府、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资本市场和潜在受灾者五个主体的巨灾风险商业化管理新模式。新模式中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巨灾风险的事前防范和事中控制,并担当极端损失事件的最后保险人;巨灾风险的经济后果主要由受灾者、（再）保险公司和资本市场共同承担,政府在这个过程中负责制定政策并促使巨灾风险商业化关系模式的形成。     

湖南省小额巨灾保险机制创新研究

小额巨灾保险是巨灾风险管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防灾减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的重要资金来源，对确保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通过巨灾保险法律法规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按照政府为主导，与市场相结合的模式，建立科学合理的巨灾风险分散与转移机制，拓宽巨灾风险基金归集渠道，实现全民参与小额巨灾保险，巨灾风险是具有可保性的。以湖南省为研究对象，根据湖南开展小额保险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探索，构建了投保人、直接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资本市场、政府等“五位一体”的小额巨灾保险机制，并提出了尽快推进湖南小额巨灾保险机制建设进程的政策建议，为湖南省政府各部门提供了好的决策依据。     

巨灾保险呼之欲出

南方的冰雪正逐渐消融，中国保险业建立巨灾风险机制的呼声也日渐响亮。据悉，此次灾害过后，中国保监会将会同有关部门向国务院提出方案，在政府的主导下建立起我国的巨灾风险机制。     

农业巨灾风险分散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农业巨灾是全球共同面对的长期性难题,世界各国都在探索农业巨灾风险分散管理。以法律为基础,厘定政府的责任,选择适合国情的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模式,积极探索农业巨灾风险分散工具,政府参与农业巨灾风险的途径和方式正在发生着变化。这些为我国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政策制定、模式选择、实施措施和工具运用等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论我国巨灾保险体系的建立

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长期以来,我国对灾害损失的补偿基本上依靠国家财政拨付和民间捐助,没有一个科学有效的国家巨灾风险管理机制,这使受灾者得不到充分的补偿,同时国家也面临者巨大的财政负担.2008年南方雪灾和5.12汶川大地震造成的巨大损失,让我们重新审视巨灾保险体系在灾害救济中的重要性.我国应借鉴国外保险业发展的成功经验,根据国情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多层次的巨灾保险体系.政府应转换职能,由灾后承担主要损失转变为支持完善巨灾保险体系.     

巨灾风险管理问题研究综述

本文对近年来巨灾风险管理问题的相关研究作了一个简要综述,包括巨灾风险的识别、评估和处理三个方面,并据以归纳了我们可以得到的几点启示,即要对我国巨灾风险实施有效管理,首先要提高国民的风险意识.其次,必须开展跨学科研究.第三,政府要发挥最后再保险人的作用,为巨灾风险的转移分担进行最终担保.最后,让保险行业参与到巨灾风险管理中.     

我国农业巨灾债券多期定价的实证研究——基于海南省天然橡胶产量数据

以巨灾债券定价理论为基础,从风险管理的角度出发,将农业巨灾生产风险与债券利率期限结构相结合,并以海南省1992-2012年橡胶产量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合样条回归模型、核密度估计方法,通过债券参数的不同变化和组合得出多年期农业巨灾风险债券价格,并模拟设计了相应的农业巨灾债券产品.结果表明:农业巨灾债券是当下弥补我国农业在重大灾害下所遭受损失的有效手段和重要金融创新;巨灾债券合同设计的触发值、必要收益率水平与债券价格呈负相关关系,面值偿还比例与债券价格为正相关.因此,为保证农业巨灾债券的顺利发行、提高产品的市场吸引力,在发行初期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植和培育,债券的合同要素和参数水平也需要根据投资者的偏好程度和行为特征进行相应的设计和规定.     

发行农业巨灾风险债券的可行性研究——以新疆地区为例

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给新疆农业生产造成极大的损失,我们通过对比研究巨灾债券通常发行方式的利弊,得出新疆可在政策性农业保险承保面逐步扩大及地方政府债券成功发行的基础上探索由政府出面发行农业巨灾风险债券,从而分散农业生产风险;并提出"合理设计农业巨灾债券条款"、"灵活运作债券筹集资金"、"积极培育农业巨灾债券市场"的政策建议。     

构建和谐社会下的巨灾保险体系

文章从分析我国巨灾保险的现状着手,借鉴国外巨灾保险的先进经验,提出建立巨灾保险准备金(全民)、投保人、保险公司、中国再保险公司和政府共同承担巨灾风险的巨灾保险体系的设想。     

加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 构建和谐新农村

加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为农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阐述了农村公共服务存在的问题,加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重大意义,提出了加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对策建议。     

论“丁戊奇荒”期间青州府的灾情与救济

光绪年间的“丁戊奇荒”对青州府造成严重影响。这场大旱灾持续时间长、破坏严重,引发一系列诸如粮贵物贱、卖妻鬻女、公序良俗遭到破坏,社会动荡不安、大量民众外逃和死亡,人口减少等社会问题。“丁戊奇荒”不仅是天灾,更是人祸,吏治废弛、仓储空虚、战乱频繁、饮酒之风、人口增长造成的环境破坏等都加重了此次旱灾的破坏性。青州府在此次旱灾中采取的多样性的救灾措施,呈现出近代特点:首先是救灾主体多元化,实现从政府主导向政府、社会多方参与转变;其次是救灾方式多样化,实现从单一救灾向多样救灾转变,救灾手段愈加灵活,救灾经费来源更加多元;最后是救灾机制规范化,逐步设立专门的救灾机构,制定完善的救灾制度。     

国家大义:边疆治理视阈下清代云贵地区义仓建设研究

清朝承继并发展形成传统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格局,常平仓、社仓和义仓的发展完善,使清朝在各省建立起集仓储和荒政为一体的社会治理机制,并在救灾实践中提升了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粮食储备和赈灾救民关乎国家安全和边疆社会稳定,清代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整体行政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较大程度上满足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需要,义仓建设作为多元协同参与的公共治理体系,其内地化发展态势深化了清朝政府对西南边疆地区自然资源的吸纳和社会治理格局的重构。义仓作为清朝政府应对灾害和荒年于各直省府厅州县地方设置的粮仓,其本质上是一种以民间社会力量参与为主、自主经管性质的救荒恤贫仓储类型和粮食储备制度,清政府通过义仓的建设和施济,较大程度上实现了对西南边疆治理的深度干预。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多设置于市镇,亦有部分建于少数民族村寨,存仓粮食主要由地方官员、士绅及民众自愿捐置,并在荒年通过无偿赈济的方式为灾黎提供保障。云贵地区的义仓经营管理及其灾荒赈济功能的调适与整合,是西南边疆地区内地化进程中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重要样态,为清朝政府加强对西南边疆的社会治理提供了路径依赖。清代云贵地区在从华夏边缘向民族边疆变迁的过程中,内地化这一变迁主流成为西南边疆地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协同并进的主要驱动力。义仓建设作为清朝国家强化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底层社会对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是"国家在场"的"隐喻"。本文从边疆观与边疆治理的视角分析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体系的构建及其在西南边疆地区粮食安全保障和备荒救灾能力建设中的作用,以进一步探究清朝国家治理、边疆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和体系的丰富内涵。云贵地区义仓的建设是对传统重农重粮思想的体现和实践,是清朝加强西南边疆治理的重要策略,随着清政府在西南边疆地区统治秩序的规范化和系统化,义仓建设在灾荒赈济和西南边疆内地化的过程中提升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的协同治理能力。     

建立和完善突发公共事件紧急救治机制

面对突发公共事件在国际国内造成的严峻形势,我们应该认识到,突发公共事件紧急救治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刻不容缓。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和社会灾难,完善紧急救治应急硬件和软件支撑系统,正确把握危机管理紧急救治的原则和建立健全突发公共事件紧急救治机制,这既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政府全面履行职能,特别是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一项重要工作,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     

建立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的心理救济制度

心理救济是公共危机管理水平达到较高层次的重要标志,其基础是心理危机理论。只有能够在宏观层面上承担起指导和实施心理救济责任的政府部门、社会组织,才能成为责任主体。心理救济服务项目的接受者,就是公共危机心理救济对象。其主要功能包括心理拯救、精神疗伤和预防危机。基本原则包括以人为本的原则、公益性原则、专业人员从事心理救济的原则、救济主体与救济对象平等的原则、群体救济与个体救济兼顾的原则。     

风险社会视角的灾难与社会工作——台湾经验

尝试借用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概念,反思9.21大地震和八八水灾中台湾社工的相关作为,并说明贝克所提出的风险社会视角带给社工关于灾难社会工作实践的启发:激化生活在其中的社工人和服务对象的能动性,并对社会工作实践世界的历史构成进行批判性思考。     

从现代文学看民国灾荒下的人祸因素

现代文学对民国灾荒下的人祸因素作了生动形象的书写,反映了民国时期军阀割据、政治窳败不利于救灾的实施;揭露了国民政府的横征暴敛与繁重的苛捐杂税加重了灾民的负担;奸商的囤积居奇与军阀富豪的穷奢极欲与灾荒有着极大的关联;在对灾民的赈济中存在着漠视民命、贪污腐化等人祸因素。这些都加剧了天灾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致使灾荒愈演愈烈。     

清代新疆报灾程序初探

荒政是清政府对新疆工作的重要内容,报灾是进行救灾的重要环节。本文探讨了清代新疆报灾程序的形成及其演变。第一部分,以清文献分析了报灾程序的建立与发展。第二部分初步探讨了建省前新疆各地的报灾流程和各地不同的报灾方式,同时分析了建省后新疆报灾程序的变化趋势。第三部分主要探讨报灾期限及其社会影响。报灾是清政府救济机制运行的关键,体现了新疆地方行政制度与内地划一的行政职能。     

论灾害救助的道德

人类对灾害的态度经历了畏惧、奋起抗争、防范与抗争相结合的变化过程。灾害对人类生命造成了威胁，因此，面对灾害，人们的道德态度应以保全生命为道德底线，积极实施自救和他救，勇敢面对灾害。灾害时期，正常的道德关系被破坏，原有的道德规范失调，灾害救助的道德冲突愈加突出，对灾害救助提出了更大的道德选择难题。灾害救助的道德共识是共同承担、共同抗灾，人们应勇于承担灾害救助的道德责任，发扬仁爱互助的精神。在灾害救助中应遵循助人为乐、爱护公物、遵守秩序的基本社会公德，尽快将灾区生活秩序导向正轨。人们在长期的灾害救助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灾害救助的道德管理机制、道德运行机制和道德评价机制，这为灾害救助的道德实践提供了可能性，是人类与灾害抗争的道德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