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与道教的关系

晋代诗人陶渊明生活在佛教、道教炽盛的两晋时代,他的思想主流是抵制道教的,但是一个有着广泛影响的诗人不可能完全脱离所处的时代,他的思想以及他思想的产物-诗作,都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时代的烙印。陶渊明对道教的看法是矛盾的:既向往又拒绝。他对道教长生久视、羽化登仙十分向往,但是他又非常清楚地看到道教长生久视说法的虚妄,这种矛盾性在其作品里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来。     

谢灵运未交游陶渊明探说

陶渊明与谢灵运是晋宋时期的两位著名诗人。晋安帝义熙八年四月,在谢灵运随卫将军刘毅至江州任职期间,二人本来是可以交游的。但因为谢灵运的“负才傲俗”,和陶渊明不主动“情款”,以及陶渊明对佛教的认识与慧远、谢灵运相悖等多方面原因,使这两位诗人绐终未能如唐代的李白与杜甫那样走到一起,而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件憾事。     

试析陶渊明与谢灵运写景诗的差异性

陶渊明与谢灵运均是在自己仕途不畅的情况下将情感转向山水田园。但是他们对政治的不同态度、对自身价值的不同认知使二人在写景诗的创作上显示出较大差异：诗人＂徘徊＂心态在写景诗中有着不同体现,贫士文人与富贵文人不同的身世背景使诗歌主题创作存在差异,在写景诗运用的表现手法上也存在差异性。     

省略——从陶渊明到谢灵运的诗歌嬗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诗风的嬗变,是在对汉语语言规律性认识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的,然而研究者却很少运用语言学的方法对其发展规律进行认识。运用语言学的方法,对诗风嬗变过程中的语言省略进行了研究,表明在诗歌由写意到摹象,意象由单一走向丰富的过程中,省略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田园"、"山水",异趣别情--浅谈陶渊明、谢灵运的归隐和诗作

陶渊明和谢灵运都是晋宋时期著名的诗人和隐士,都有着类似的仕而隐、隐而仕,最终又复隐的人生经历。但是,陶、谢二人归隐的目的、方式、角色以及他们的诗作则迥然不同。     

“隐逸诗”辨:从田园到山水——以陶渊明、王维、谢灵运为人物表

“隐逸诗”作为主题学范畴,其所包含的文化史信息或价值底蕴,远非“田园诗”、“山水诗”这对题材学概念所能替代.或曰,作为“隐逸诗”人的道德自律程度,要比一般“田园诗”人暨“山水诗”人来得自觉乃至卓越.“隐逸诗”人所亟需面对的首先不是怎么写“田园”或“山水”,而是对日常人生取何种活法才真正令己安魂.故从历代诗章可辨陶潜如何“弃官而隐”、“隐而欠逸”、“不逸乃隐”;王维则“先官后隐”、“亦官亦隐”、“亦隐亦逸”;而谢灵运只是“误官纵逸”、“逸而非隐”.     

论陶渊明与佛教之关系

在陶渊明的思想研究中,陶渊明与佛教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引人注意的话题。本文结合晋宋之际的时代背景和陶渊明本人经历,考察陶渊明与佛教之关系。     

论陶渊明与刘柴桑之关系

一般认为刘遗民酷爱佛老,劝陶渊明脱离世俗,陶渊明不肯苟同,作《和刘柴桑》《酬刘柴桑》以答之.将《黄庭经》与陶诗进行比对,可以进一步佐证这一点.     

谢灵运、谢朓山水诗结构之比较

"二谢"都是六朝著名的山水诗人,谢灵运的山水诗受玄言诗的影响,基本上采用了"叙事-写景-说理"的三段式结构,单一而少变化;谢朓山水诗学习谢灵运,但又有所发展,谋篇布局更顺理成章,过渡自然,情景交融,表现出清新流丽的风格,在章法上讲究诗的起承转合,为律诗的成熟和定型做出了巨大贡献.     

陶、谢诗歌境界之比较

本文从意境理论入手,在分析陶渊明与谢灵运诗歌 艺术特点的基础上,认为陶诗的特点是“自然”与“真”,是“自然天成”,是“无我之境 ”,是一种“意境”;而谢诗则在描绘山水的基础上,注重声色,注重物象,追求形似,是 一种“物镜”。文章还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陶渊明不为刘勰重视的原因

陶渊明在生前与死后的一段时间里得名未盛 ,有诗学的原因 ,更有文化的原因。陶渊明以其独创之“新自然说”为基本立场 ,与流行之佛教及其学说发生抵触 ,学术上之未能“预流”,导致主流文化对他的漠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陶渊明不提只字 ,反映了他代表主流文化同时又身为佛门信徒的双重立场。     

谢灵运与慧严、慧观

在晋宋之际,谢灵运是名士、诗人和佛教学者,慧严、慧观则是当时名僧,在“什门八俊”、“什门十哲”之列。史载他们有一定的交往,但语焉不详。本文挖掘相关文献,梳理他们各自佛教活动的线索,标注他们交往的结合点及其情形,认为他们曾相会于庐山,复聚于荆州,共译经于建康,在《华严经》、《大般涅槃经》的汉译润改过程中有过重要的合作。     

谢灵运新研三题

《邻里相送至方山》一诗是谢灵运入宋以后命运发生重大转折的艺术反映。他并不反对新兴的刘宋王朝 ,但无意中卷入了宫廷政治的纠葛 ,很快被逐出首都 ,这是高傲的诗人根本不能接受的。他居官时的名士作风不能为当局所容 ,终于落到悲剧的结局。他临死前的两首诗 :《临川被收》和《临终诗》都包含着许多矛盾 ,他并没有向刘宋王朝造反的必要和可能 ,只是作风不能为“性好吏职”的当朝司徒刘义康所容 ,才死于非命。对于强加给自己的诬陷不实之词 ,谢灵运不屑辩解 ,他深感世界的荒谬 ,于是负气地摆出一付前晋王朝遗老的架势 ,似乎要向刘宋王朝造反 ,此时他的心理已经有些变态。鲁迅先生曾经计划整理谢灵运的集子 ,工作没有做完 ,他留下的资料足供后人参考     

近现代陶渊明研究的开创者梁启超

梁启超论陶不论是观点、方法、文风都开辟了陶渊明研究的一个全新时代。他格外看重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认为陶是屈原之后第二位最具个性的作家 ;从三个方面系统地论述了陶“潜伏的特性” ;认为陶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其根本的人生观是自然和自由 ;提出和论证了陶享年五十六岁说。他在治陶方法上中西结合 ,注入鲜明的个性 ;在创作和做人上也受陶影响。他接受陶渊明有自娱、写史、启蒙、恋乡等数种动机     

陶渊明年寿问题辨证

陶学研究者对史书记载的陶渊明年寿提出了质疑并各创新说。除史书所言渊明63岁外,其余诸说多是从陶渊明诗文中找到证据,并推断渊明年岁。但诸说均忽略了渊明居处遇火对其诗文保存与写作的影响,并以其诗中不能确指的数字作为推论的原点。陶渊明年寿的可靠资料应是《宋书.隐逸传》、颜延之的《陶征士诔》和萧统的《陶渊明传》,而袁行霈先生的一些说法就很难成立。陶渊明年寿仍应以＂六十三＂岁为妥。     

诗意的生存与陶渊明

诗意的生存是当今的一个热门话题,论者多是就海德格尔＂诗意的栖居＂立论申说,而笔者则将其视为德国思想史上的一个点,纵向地追溯其源流,横向地探寻其同道,说明诗意的生存是中西诗哲的共同追求,并不属于某一个人。在德国,它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浪漫派的理想,它由施勒格尔、诺瓦利斯奠立,后经荷尔德林,特别是海德格尔的阐释,成为一个著名的命题。具体说来,诗意的生存应有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维度,前者意在人生的皈依及意义,后者则指向自我生命的实现方式。其实质是通过＂诗＂,把人类提升到最高的境界,以实现对永恒的追求。它体现了对现实的批判,对美好未来的企望,包括完善的人、完善的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等等。在中国,诗意的生存是儒道两家的共同理想,为历代士人所追求,其中的陶渊明不仅有其＂思＂,而且有其＂行＂,实实在在地实现了自我的诗意生存,这一点是颇有理论建树的德国诗哲所未能企及的。     

谢灵运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谢灵运袭封康乐公应在他父亲谢死后三年,谢死于太元十七年至二十一年间,灵运之袭封当在隆安年间,他十五岁时(隆安三年,399)由寄养的杜治回家,应当就是为了受封。关于谢灵运与刘宋王室的关系,近人多强调其矛盾的一面,其实刘裕、刘义隆两代皇帝对他都相当尊重和宽容,他之所以一再受到打击,一方面是由于他卷进了刘宋王朝内部的纷争,二则也是他个人的贵族作风有以致之。     

陶渊明接受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学理反思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将现代西方的接受美学和阐释学视野引入传统的陶渊明研究,进行接受的、影响的和效果的研究,隐然成为了陶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它不但推动了陶渊明研究领域自身的发展,也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及文论研究在新时期的开拓、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