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性原则与自由原则：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理念探源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来源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问题。一般认为,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有两个来源：一是休谟;二是卢梭。康德在对休谟的“因果大原理”分析与批判的基础上明确区分了“自然”与“自由”,从而为“道德”提供“地盘”;卢梭社会契约论展现出来的“普遍性原则”和“自由原则”促成了康德对先验纯粹的“道德法则”与“意志自律”原则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建构。除了休谟和卢梭,莱布尼茨也是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重要来源,其理性灵魂单子的“自发性”与“自决性”思想开启了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自由”理论---“先验自由”与“实践的自由”。     

康德论道德与宗教之关系

对康德而言,道德与宗教的关系不仅是一个道德哲学问题,也是一个宗教哲学问题。至善是联结道德与宗教的桥梁,至善不蔑视幸福,但在至善中,配享幸福的德性具有优先性;而德性只有在预设自由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因此,在本质上则是自由具有优先性。自由作为康德之道德与宗教的最高精神,实则完成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在伦理学中,自律伦理学取代了他律伦理学;在宗教哲学中,一种理性的、给予人自由和尊严的道德宗教取代了传统启示的宗教。     

论康德对形而上学的实践转化——基于对哲学“哥白尼革命”意义之重释的探究

将形而上学从思辨领域拓展到实践领域是康德批判哲学的一项重要关切。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康德指出，通过哲学领域的一场革命可以使得形而上学成为科学，这场革命一般被称为“哥白尼革命”,由于形而上学分为自然与道德形而上学，“革命”除了用来回答如何使自然形而上学成为科学之外，还要用来回答如何使道德形而上学成为科学。但是对传统自然形而上学的批判却无法直接导向对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这里蕴含了从自然领域向道德领域的跨越问题，因此“革命”需要承担起解释此“跨越”的任务，而按经典方式理解“革命”却无法超出思辨领域实现“跨越”。经典理解忽视了“革命”的历史发生学语境，天文学史上的“哥白尼革命”并非由哥白尼本人所制造，而是由哥白尼所引发、并在牛顿力学中得以完成的革命，将其纳入康德的思想语境中，可以揭示出哲学“哥白尼革命”的实质，表明它并非知识与对象间关系颠倒，而是发生在从事认知的心灵能力本身中的转变，其外延可依康德的认识论拓展到实践领域。借助知性和理性能力在理论与实践维度的不同运用，论证康德如何通过“革命”实现形而上学的“跨越”,它呈现为递进式的实践转化过程，以此为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奠定根基。     

自由——康德伦理学的核心

康德的伦理学 ,是西方伦理学史上主体伦理学的真正诞生地。这种主体伦理学既否定了一切宗教伦理观 ,也否定了从人的本能欲望出发的自然主义伦理观和从人的情感出发的感性主义的伦理观。这种主体伦理学强调了道德主体自身的自由意志 ,强调了人在道德活动中的自主与自律。为此 ,必须深入研讨康德主体伦理学的核心概念 ,揭示自由概念中的双重含义 ,以及它在康德伦理学中的作为基石的地位 ,因而为进入康德伦理学这一神秘奥堂扫清阻碍。     

康德在自由因果学说中的哲学革命

康德在自由因果中着意于:解决理性所陷入的冲突,彻底清算传统形而上学所论证的超验知识,建立所谓真正科学的形而上学,奠立理性主义伦理学的基础。本文拟对康德在自由因果学说中的哲学革命作一粗略的探讨和分析。一、关于先验自由     

比较哲学视域中康德与退溪的道德形而上学证明

李退溪是朝鲜李朝时期性理学的代表,康德是德国古典理性主义的代表。作为东西方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二者各自以＂四端＂＂善良意志＂等自在之善的超验范畴建构了理性主义的道德形而上学;又不约而同地在自由和自律相统一的意义上强调伦理主体的自觉与自律;在实践层面上借助道德宗教激励人不断趋近道德王国,共同展开了自身精神主宰的高贵生命之道。但二者思想又同中有异,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康德诉诸理性能力,退溪诉诸先天情感能力。对二者伦理学方法论的比较有助于推进伦理学理论内在的构造,管窥东西方不同的理论思维方式与共同规律。     

康德伦理学的奠基——以《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为中心

在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一著中,他试图为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从而为道德命令的实施提供理论基础。在这一形而上学理论体系推演中,包括三个主要的理论环节,即从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识过渡到哲学的道德理性知识,由通俗的道德哲学过渡到道德形而上学,最后由道德形而上学过渡到纯粹实践理性的批判。这一理论体系为康德伦理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康德伦理学的主体性思想及其影响

康德把道德的基础从经验外在对象物转移到先验主体人的意志。以意志自律原则批判经验的他律原则,强调理性构成道德,人为自己立法,以一种谨慎的唯心形式表述了人的主体性,从而在伦理学领域引发了一场“哥白尼式革命”。作为康德伦理学重要内容与特征的主体性思想集中体现在《实践理性批判》的实践理性原理、实践理性对象、实践理性动机三个环节之中。这一思想对德国理性主义和近现代西方伦理学都有重要影响。我们既要利用其合理因素,又要清理其错误成份。     

自由意志与社会正义——康德论道德和政治的关系

康德以意志自律原则为中介把道德和自由意志联系起来,本质地确立了作为立法者的道德主体的尊严和价值,他的法权理论来自道德的形而上学演绎,权利的普遍法则就是普遍自由的法则,从而为政治自由和平等奠定了先验的、无条件的道德基础。康德的社会正义学说体现了他试图统一道德与政治的理想,但抽象性与现实性的矛盾、逻辑与历史的矛盾是他的二元分裂的哲学本身所不能解决的     

道德律为何要像自然律——论康德哲学中道德与知识的关系

康德重建形而上学的路径就是通过划界来区分开知识领域和实践领域。按照这样的方式,上帝和灵魂等在知识领域中被否定的形而上学理念在道德领域中被重新构建起来。因此理论理性是必然的,而实践理性则证明了自由。然而,这两个理性不是互不相关的,而是同一个理性在不同方面的表现。在知识论和伦理学领域中都可以发现其理性主义根基,因此康德才提出“自然世界是理智世界的模型”以及“道德律要像自然律”的命题。康德的三大批判体系是相互融洽贯通的,共同构建出一个理性大厦的完整框架。     

康德道德律奠基: 从善良意志到目的王国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找寻伦理学最高原理的出发点,他认为善良意志是理性的真正使命。定言命令是康德道德律的最高法则,具有普遍必然性。目的王国是康德伦理学体系的最高点,是康德的道德理想。康德伦理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性主义的价值观,指引我们追求目的王国,追求至善,这无疑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筑中国梦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从"形而上学"到"行而上学":康德哲学哥白尼式革命的实质

从"知识"以"对象"为转移到"对象"以"知识"为转移的这种所谓康德"哥白尼式革命"并非单纯地是一种认识论的革命,而是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态度的确立。"旧形而上学""旧"就"旧"在"自然的认识方式"上,误以为"形而上学"是一种超验的"知识论";新的哲学思维态度,知道"知识"的限度,使"超验的"知识成为不可能,而使"超越的"实践成为可能,在这一限度内,才为"信仰"留了地盘。这种信仰其实就是对实践理性之自由的信仰。因此,新的哲学态度下的Metaphysik不再是按照"自然倾向"去认识的"形而上学",而是以道德实践之自由(道德行动)为目的的"行而上学",这才是康德哲学所实现的"哥白尼式革命"的实质。     

康德通向自由的两条道路——海德格尔1930年弗莱堡讲座分析

海德格尔在1930年弗莱堡讲座中通过对康德通向自由的两条道路的解释,具体阐述了人的自由的本质是道德自律、纯粹意志,也就是自我负责。康德通向自由的第一条道路是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并实现的,对应着自然的因果性,揭示了自由的可能性;第二条道路是在《实践理性批判》以及《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提出并完成的,对应着自由的因果性,证明了自由的现实性。     

生之为人的尊严：意志自由与理性自律——康德道德人格分析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通过论证意志自由和理性自律,展现了其理想道德人格的本真精神;从意志自由的逻辑起点到理性自律的至高点,再到自由和自律统一的内在人格魅力,展现了成熟自觉的道德人格的深刻内涵,赋予人以无上的人格尊严。康德道德人格理论在现代中国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从康德道德哲学到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康德以其道德实践原理,深刻地批判了先前哲学在伦理观上的经验论和唯理论,第一个建构了先验自律的道德哲学体系,使西方近代伦理学史又一次得到升华。同时在其体系内部,又包含了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黑格尔扬弃了康德,使其伦理学说距历史唯物主义更进了一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唯物主义的前提下,彻底改造了黑格尔的学说,同时也是对康德的进一步扬弃,从而建立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伦理学说的优秀遗产的真正继承者。     

生之为人的尊严:意志自由与理性自律——康德道德人格分析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通过论证意志自由和理性自律,展现了其理想道德人格的本真精神;从意志自由的逻辑起点到理性自律的至高点,再到自由和自律统一的内在人格魅力,展现了成熟自觉的道德人格的深刻内涵,赋予人以无上的人格尊严.康德道德人格理论在现代中国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超越康德伦理学的三条路径——黑格尔、叔本华和舍勒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和超越

被康德本人称为“道德形而上学”的伦理学是一种理性主义伦理学,因为其基本道德原则被说成是由“纯粹实践理性”颁布的。这种伦理学自问世起,就遭到了形形色色的批判。在德国哲学界,黑格尔、叔本华和马克斯·舍勒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和超越,构成了三条各具特色的超越之路。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黑格尔以其思辨理性取代了康德的抽象知性,由此沿着理性主义的方向超越了康德伦理学;叔本华把对他人不幸的同情即恻隐之心当作道德的基础,由此将康德的理性主义转换为一种非理性的情感主义;舍勒则试图立足于现象学的本质直观,建立起一种先天的、质料的价值伦理学,这就从根本上超越了康德本人及其拥护者和批判者的共同预设:只有纯粹形式才是先天的,任何质料都是后天的。     

康德伦理学的道德心理问题

当代伦理学的发展呈现出＂外向化＂和＂内向化＂两大趋势。前者表现为政治哲学的复兴,后者表现为道德形上学和道德心理学的发展。从道德心理学的角度来讨论和梳理康德的道德哲学,通过分析康德伦理学的＂意志＂、＂理性＂和＂自由＂等关键概念,反思康德伦理学三大公设的道德心理学意义,并在道德心理层面重新考察康德与黑格尔的伦理学说关系,从而初步勾勒出康德伦理学的道德心理问题的基本框架和关节之处。     

论明智德性的道德形而上学意蕴——《尼各马可伦理学》二元幸福论辩正

经验幸福论和思辨幸福论的二元划分与矛盾一直困扰着人们对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理解,其实,这一理论困境来自于人们方法论上的经验主义。《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理论主旨是通过“明智”德性而使幸福生活从经验指向形而上学领域,明智学说为幸福论提供了形而上学的基础。明智这种沟通经验与先验的能力,被现代道德哲学家紧紧抓住,康德以“道德判断力”的名义重提古代明智论题,并借此为他的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事业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     

康德从自由意志到自律行为的道德生成探析

作为康德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由意志被认为是道德行为形成的前提,是人约束自身,为自身立法的内在根据。没有自由意志,就不可能形成自愿自觉遵守规范的道德意识。康德正是通过自由意志为自身行为立法,在实践理性的指导下追求作为至善的善良意志,并以此为基础建构普遍遵守的道德律,产生符合人自身的道德自律的行为,使真实的自由成为可能。康德的自由意志理论及其自律行为的道德生成,扭转了功利主义利益至上的社会风气,为人们生活中的自主选择,规范自身的行为,确立现代道德价值体系,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