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杭州西湖梅花的文化阐释

南宋时期的杭州西湖是中国咏梅史上最重要的时空地域.南宋西湖梅花有着独特意蕴、特殊审美.南宋西湖梅花,是堪破帝都风月繁华的"美人",蕴蓄着中国咏梅史上最好的审美形态,同时作为审美与意蕴最佳的正反两面观照,完成了林逋对人世静谧永恒关怀的"高士"范型,成就了林逋及梅花在中国咏梅史上的最高文化品象.     

试述南宋杭州休闲文化的特色

杭州的休闲文化源远流长,南宋时期杭州休闲文化就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这主要体现在休闲方式多样化、休闲主体多元化、汴京风味浓郁等方面。     

南宋“说话”的特征及其成因初探

本文论述了南宋“说话”的普遍性、团体性和专业性的特征,并认为其产生的社会原因一是南宋社会经济的畸形繁荣,二是封建阶级的爱好和倡导     

论中原文化对南宋都城临安的重大影响

南宋定都临安,对杭州城市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而重大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北方中原文化的强烈渗透.随着宋室的南迁,成千上万的北方移民纷纷来到了这个新的都城.他们带来了北方先进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进一步促进了北方文明向南方、特别是杭州的渗透,从而使杭州的都市文明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二是都城效应.即集全国性政治、经济、文化三个中心于一体,使杭州从北宋一个国内的中等城市迅速跃升为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都市.     

宋代“说话”家数再探

南宋有"‘说话’四家"之说,现代学者对于究竟是哪四家一直没有形成一致意见。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说话"作为讲唱伎艺的代称,其种类均十分丰富,尤以南宋最为繁胜。广义的"说话"名目不下20种,狭义的"说话"也难以用具体的四种名目来概括。"说话"伎艺在北宋虽已繁荣,但远不如南宋门类齐全,南宋后期,各类"说话"伎艺都发展成熟且有代表性专业艺人,因此,以当时居于文化正统地位的经、史、子、集四大类比附民间"说话"伎艺类别就成为可能。"说经"、"说参请"、"说诨经"等类于"经","演史"、"说三分"、"说五代史"等类于"史","小说"("银字儿")、"说铁骑儿"等类于"子","合生"、"商谜"、"说诨话"等类于"集"。南宋人谈"‘说话’四家"不是要指称四种具体名目,而是要涵盖整个讲唱伎艺,这在当时的相关文献中可以得到证明。     

论南宋婉约词之"瘦"

南宋婉约词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呈现出鲜明的社会心理与文化特点.这一派词人多用"瘦"字,借"瘦"来形容人或物象,并在借词的"宛转回互"的特点,反复咏叹人生的悲苦与家国的沦亡中,形成了其意境不开阔,但意韵悠远的"瘦"境词.     

论南宋词人群的怀古情愫

南宋文人穿越千古时空的界限,将人世沧桑、兴衰成败之感,谱成或悲凉慷慨、或缠绵凄清的怀古词篇。时代背景的不同,咏怀古迹的差异,词人主体的不一,形成同中有异的抒情格调,汇成南宋浩荡激越的怀古情愫。南宋文人诉诸怀古词作的书写,在突出浓厚的主体价值的同时,还渗透着强烈的文人情愫,既有拯救家国的儒家精神,又有隐逸江湖的道家情怀。     

简论宋元变革时期的杭州

南宋时期是杭州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发展阶段.由于杭州是南宋实际上的首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因此,表现在有关杭州的城市生活史料亦相当丰富.元代杭州的史料远不如南宋丰富,由于这方面反差,以致关于两个时期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存在一定差距.本文将南宋末期及整个元代视作一个长时段的变革时期,即顺着南宋末期的轨迹,继续探寻元代杭州的发展路径,通过对杭州城市发展的某些方面的阐释,以期初步了解那个时代杭州城市的概貌,理解元代杭州相对繁荣的内涵.     

南宋诗人巩丰考论

巩丰一生坎坷,然工于诗,多至三千余首,颇受时论好评。只因《宋史》无传,其诗又大多流失不传,后人对其人其诗知之甚少。就现存巩丰诗而言,多抒写眼前景身边事,清真自然,平淡悠远,亦足可自立于南宋中后期之诗林。     

论南宋市民文艺的美学风韵

市民文艺作为市民阶层进行审美活动的主要形式,一定要在像南宋临安那样成熟的大型消费城市,才有可能出现。因此,市民文艺只有到了农业社会的成熟阶段,才有可能正式走上历史舞台,并且成为美学领域的主要思潮。     

论南宋田园题材作品的美学意蕴

在历练成熟的宋人这里,主体的审美观念变得更为接近实际。一切农村日常生活中耳闻目睹、人们以往司空见惯的平凡事物,一经主体审美观念的烛照,全都焕发出美的光彩,具备了滋味隽永的美学意趣。     

南宋相权扩张若干路径论略

南宋宰相权力相对于北宋明显扩大,除了主管民政事务外,其权力扩张到国家统治和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南宋宰相通过诸多路径来掌控负责军事、财政、监察、谏诤、草拟诏令的机构,并通过机构改设、人事任免、官员升降等手段,使这些机构和官员无法独立行使职权,成为宰相的附庸和专权的工具。南宋朝廷颁布和实施的一些界定宰相权力的诏令和规定,则成为权相不断出现的制度性根源。     

论南宋乾淳之际理学的发展

南宋乾道、淳熙年间(1165—1189)是理学传播的黄金时期,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胡宏、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学派,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学派在这一时期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相对宽松的学术与思想环境是其获得重大发展的先决条件,作为非主流派的学术与政治地位使理学得以从学理层面最大限度地完善了儒家学说的理论体系,为最后获得主流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南宋文化对郁达夫的影响

婉美而精致的诗性品格构成了南宋文化的审美特征,它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对郁达夫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文学表达形式的生成都具有十分深刻的影响。从源流上讲,郁达夫对精神家园的渴求;在作品中对感伤而唯关意境的倾力营造;对小说意象独具匠心的艺术构造以及他身上独异的名士风流气质等,都与其受南宋文化的浸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南宋文化的审美品格影响了他的审美心理和创作风格,使他在浪漫主义文学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他柔性的艺术审美品格及独特的“自我抒情体”范式,对丰富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艺术表现和传达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     

"爱元祐"与"遵嘉祐" --对南宋政治指归的一点考察

宋高宗"爱元祐"之背后实为"遵嘉祐"."嘉祐之治"是南宋君臣心中的最高政治指归."遵嘉祐"与"爱元祐"是与遵守"祖宗家法"相一致的."祖宗家法"和所谓盛世楷模的笼罩和束缚,使赵氏宋朝的后继者们一次又一次地在关键时刻错过和放弃改作的机会,并最终关闭通向变革的大门.     

南宋古都民俗的开发与杭州休闲之都的打造

南宋建都杭州近150年,大量中原人口南迁,各地民俗融入当地传统,形成了极其丰富多彩且有水乡特色的民俗文化。这是杭州建设现代休闲之都、开发休闲旅游的可贵资源。孩儿巷留有许多南宋节日风俗遗存,还因经销七月七日乞巧节(今称“中国情人节”)的礼品泥孩儿而得名。其东端为“北瓦”,拥有13座勾栏(剧场),是南宋京城最大的群众娱乐场,也是中国戏剧小说的摇篮。如名著《水浒传》就是源出当时“街谈巷语”的《宋江故事》。孩儿巷应该开发成为以故都民俗为特色的城区休闲街,使人在欣赏了西湖美景之后,又在近旁领略到南宋故都文化风物,杭州将全面展示出文化风景名城的旅游魅力。     

论南宋初期辞赋的世俗情调

通过对南宋初期辞赋的研究,可以发现,当时的文人在逐渐摆脱精神的自闭,走向广阔的现实世界,但是他们并没有回归淑世精神,而是走向了世俗化,走向了庸俗和妩媚。他们汲汲于家族的兴旺和富贵利达,见识也鄙俚不堪,类同齐民百姓,他们紧跟文坛主旋律,盲目地为当道者歌功颂德;他们以旖旎多姿的情怀感受大千世界,向往田园的宁静澹逸,关注庸常生活的盎然情趣,在吟咏物象中寄托摇曳动人的怀抱,在如梦如幻的人生感受中淡忘对家国天下的责任。南宋初期辞赋的世俗化倾向源于其时文人人生态度的趋向庸俗,是恶劣的政治环境、偏安的心理、享乐的风气、对科举的过分看重以及学术思想的趋向世俗等因素造就了士人们庸俗的灵魂,从而也造就了辞赋的世俗化倾向。     

论南宋时期浙北地区的市镇

南宋时期,浙北地区的市镇在发展形态上大致可分为环城型、手工业型、农业型、交通型等四种基本类型.许多市镇商业发展迅猛,手工业兴盛,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结构和市场体系;在居民结构、社区布局、社会管理、文化生活等方面,也越来越多地具有类似城市的特征.市镇的发展和兴盛,引发了浙北农村经济和社会的一系列变革,推动了农村城市化的起步.     

金代的"说话"艺术与话本小说的发展

"说话"艺术是宋代在唐五代说话、寺院俗讲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瓦舍伎艺,话本则系由说话而来的书面文学,属俗文学的范畴.金代文学延续了北宋以来的雅、俗文学二维结构,金代的"说话"艺术承北宋而来,作为讲唱文学构成金代俗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