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宋人“说话”的几个问题

古代民间流行的“说话”是我国白话通俗小说的源头,在宋代有“说话四家”的分类。自近代以来,学者们在对宋代“说话”四家数的认识问题上一直存有分歧,鲁迅、孙楷第等主张“四家”当为小说、说经、讲史书、合生及商谜;陈汝衡以及青木正儿等人则将合生、商谜排除在说话家数之外,从小说项中分出“说公案”和“说铁骑儿”;王古鲁等人虽也将“合生”排除在外,但只单列“说铁骑儿”为一家。这些划分法直接影响到人们对“银字儿”、“合生”以及“说铁骑儿”等概念的理解。     

宋代“说话”家数再探

南宋有"‘说话’四家"之说,现代学者对于究竟是哪四家一直没有形成一致意见。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说话"作为讲唱伎艺的代称,其种类均十分丰富,尤以南宋最为繁胜。广义的"说话"名目不下20种,狭义的"说话"也难以用具体的四种名目来概括。"说话"伎艺在北宋虽已繁荣,但远不如南宋门类齐全,南宋后期,各类"说话"伎艺都发展成熟且有代表性专业艺人,因此,以当时居于文化正统地位的经、史、子、集四大类比附民间"说话"伎艺类别就成为可能。"说经"、"说参请"、"说诨经"等类于"经","演史"、"说三分"、"说五代史"等类于"史","小说"("银字儿")、"说铁骑儿"等类于"子","合生"、"商谜"、"说诨话"等类于"集"。南宋人谈"‘说话’四家"不是要指称四种具体名目,而是要涵盖整个讲唱伎艺,这在当时的相关文献中可以得到证明。     

一代名臣属酒人——论《三言》中“发迹变泰”的故事

一在冯梦龙编撰的《三言》中,有关“发迹变泰”的描写,别出蹊径,有其自身独具的思想特色。“发迹变泰”本是宋、元以来“说话”伎艺里“小说”一家中的一个类目。成书于南宋初期而记述北宋都城汴梁见闻的《东京梦华录》,其《京瓦伎艺》条里,只提了“说话”人的“家数”问题,尚未细分出类目,也没有涉及“发迹变泰”的情况。到了南宋中期,成书于理宗端平年间的灌园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在记述当时临安瓦舍众伎时,在     

众声喧哗:《红楼梦》中"说唱"解

<红楼梦>中描绘了丰富多彩的"说唱"表演."说唱",一方面指以有说有唱、有说无唱、有唱无说等形式说唱故事的伎艺;另外也指作为叙述内容的说唱情节."说唱"作为一种伎艺,反映了<红楼梦>创作时说唱艺术繁荣的时代背景;同时,有关"说唱"的情节又是整部书的有机构成,起到了丰富、展现、暗示主要情节的作用.     

从《金海陵纵欲亡身》谈通古斯民族与汉族的交流

治小说史者均熟悉这样一条史料 :“小说起宋仁宗 ,盖时太平盛久 ,国家闲暇 ,日欲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 ,故小说得胜。”① 这一见解若从小说发展史的角度着眼是准确的 ,宋代已具备了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流行的所有基础 ,而不是那种由东方朔等“俳优”之流所表演敷衍的“说话”艺术。比如 ,吴自牧曾讲 ,在南宋临安的众多伎艺中 ,不管是伎艺人还是观众听者 ,“但最畏小说人 ,盖小说者 ,能讲一朝一代故事 ,顷刻间捏合 ,与起令随令相似 ,各占一事也。”② 这表明了宋代的小说已善于以一朝一代人们最感兴趣者迅速及时地进行创作。由宋人撰写 ,由元明间…     

金代的"说话"艺术与话本小说的发展

"说话"艺术是宋代在唐五代说话、寺院俗讲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瓦舍伎艺,话本则系由说话而来的书面文学,属俗文学的范畴.金代文学延续了北宋以来的雅、俗文学二维结构,金代的"说话"艺术承北宋而来,作为讲唱文学构成金代俗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青琐高议》《绿窗新话》等标题形式并非“仿话本”——略论宋代文言小说七言标目形式的发生

文章通过对宋元“说话”及话本标目形式和《青琐高议》《绿窗新话》文体性质的考辨,指出宋代文言小说七言标目形式的发生并非源于“说话”伎艺或话本的影响,而是部分文言小说集通俗化的产物,是文言小说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     

"词话"辨正

从宋元说唱伎艺及其名称发展演化的整个历史背景来看,"词话"之命名应为宋元说唱伎艺演化的结果.它是与"平话"相伴而生、从演说方式角度对当时盛行的主要说唱伎艺进行区分的产物. "词话"并非仅为元明流行的一种说唱伎艺及话本的专称,在明后期及清前期还主要作为白话通俗小说和宋元小说家话本的泛称使用.因而一些学者沿袭"元明流行的一种说唱伎艺及话本的专称"对明后期和清前期的"词话"相关文献进行解释,造成了多种误读. "词话"被引申为白话通俗小说和宋元小说家话本的泛称,既与"词话"、"平话"、"说书"等口头伎艺名称的混用有关,也与明人指称通俗文学的习惯密不可分.     

古代历史小说理论初探

宋代“说话”承继唐代“说话”而有发展,当时的“说话”分类更细,据南宋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的“瓦舍众伎”条所载,“讲史书”已成为一支大脉。它和“小说”是当时最受欢迎的两家。“讲史说话”成为我国古代历史小说的滥觞。《东京梦华录》中即有北宋人“说五代史”的记载。现存《新编五代史平话》大约是“说五代史”的一种底本。刊行于元代至治年间的《全相平话五种》中的《三国志平话》,经过演化、加工,遂成为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历史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明清二季长篇历史小说大量涌现,     

论宋代教坊与民间演剧之关系

宋代教坊与民间演剧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民间伎艺人承应内廷演出。宋代教坊凡遇大型节日庆典均要征集民间伎艺人入宫承应演出。第二,教坊伎艺人与民间伎艺人在民间节日期间以及内廷重大庆典时都有同台演出的机会。教坊伎艺人与民间伎艺人同台献艺,对教坊伎艺人来说,是一个极好的博采民间众长的时机。第三,民间伎艺人与教坊伎艺人的互动。这种互动主要表现为:教坊伎艺人因年老、战乱等原因流落至民间;而民间伎艺人因其伎艺精湛而被征入教坊,这都促进了民间与教坊伎艺的交流。另外,宋代教坊乐艺组织对民间的影响也很深远。     

商业化与宋代说话艺术的繁兴

宋代说话繁兴的原因较多,前人已多有论述。本文从商业化对说话伎艺的影响这个角度出发,深刻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认为民间文学的适应市场,适应商业化潮流是其成功的主要原因。     

汉译佛典之“论议经”及其影响

作为汉译佛典十二部经之一的“论议经”，其文体性质具有双重性：一日动态性，既用于实际的论辩活动，又结合于具体的伎艺表演；二曰静态性，即形成了内容各异的经典文本。“论议经”东传中土之后，其影响之主要表现有三：一者深化了世人对“论”体的认识，二者促进了三教“论议”程式的定型，三者加速了论议伎艺化的进程。     

关于朱熹"存天理去人欲"的问辩

“理”、“欲”之辨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大问题 ,南宋朱熹是儒学中对之集大成者。朱熹认为“天理存则人欲亡 ;人欲胜则天理灭” ,因而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 ,要求人们“革尽人欲 ,复尽天理。”〔1〕朱熹说 :“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 ,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2〕他还说 :“今天下之事莫不有理。臣之事君便有忠之理 ,子之事父便有孝之理”。〔3〕可见他说的“天理” ,其要义是维护封建统治的“三纲”、“五常” ,这似乎是共识。但对朱熹“人欲”之说的解释似有歧义 ,尚须讨论。以往一般认为朱熹讲的“人欲”就是人的一切欲望 ,…     

试论元明曲妓和妓曲

艺妓(包括歌唱、舞蹈、戏曲、说唱、杂伎等或兼操妓业的伎艺演员),在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些历史时期曾盛极一时,如秦汉的乐妓舞妓、唐宋的诗妓词妓,元明的曲妓等。这些艺妓多数是为权势、生活所迫而沦落社会低层的。她们的不幸遭遇值得同情;她们以自己的伎艺为当时文艺事业的发展作出奉献,显示了自身的价值。元明曲妓特别盛行,既有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也与元明社会的现实情况有密切关系。     

“平话”辨正

通过对“平话”概念相关文献资料和前人研究成果全面系统的梳理辨析,既对前人研究做了全面总结,又对其中的诸多误识进行了深入辨正,重点指出,“平话”的命名是元代初年从演说方式的角度对当时最为盛行的主要说唱伎艺进行区分的结果。明清时期,“平话”还被引申为白话通俗小说及其文体和多种讲唱伎艺的泛称。近现代,“平话”曾被古代小说研究界定为宋代白话通俗小说及其文体的泛称和古代短篇白话小说的文体类型概念。     

"四唐说"历史分期三部曲

“四唐说”的提出与完善,经过了三个历史阶段:一、宋代,“四唐说”雏形得以凸显;二、元代,“四唐说”骨架得以成型;三、明代,“四唐说”论说得以完善。“四唐说”的拈出,标志着人们对唐诗流程有了更合乎历史与逻辑的分期。     

文人与话本叙事典范化

话本小说由发生、兴盛到定型,凝聚着中近古时代数百年间说话人和文人的双重智慧。以往的文学史研究对说话人“捷口水注”的辩才和表演家数较多关注,而对文人化俗为雅、点铁成金的作用却较少用心,这势必影响把话本小说作为叙事艺术品进行研究的深度。显而易见,文人在不同层面和程度上代表着、携带着中国丰富悠长的文化传统,他们对话本艺术的参与,既意味着对正统的叛离,又必然带来了对村俗的超拔。他们既接受了说话伎艺鲜活泼辣的感染,又使话本渗入了精致圆融的审美意味,从而逐渐纳入了中国书面文学的系统之中。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文人的介入和参与,就没有中国话本小说的精致化和典范化。     

论元杂剧与诸杂伎艺的合离关系

元杂剧是在金季元初以金院本杂剧为母体,综合吸收诸杂伎艺而成的一种新的舞台艺术形式,当其成熟的艺术形态确立之后,包括院本在内的诸杂伎艺仍在传播流行,与其保持着独立、分离的并存状态,也就是说元杂剧与诸杂伎艺存在着共时的合离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决定着元杂剧的演述方式,亦对杂剧艺人的艺术修养有重要影响。     

凌濛初的尚奇观与"二拍"之奇

从“二拍”的书名、序言、小引以及小说中的议论可以看出,尚奇是凌初小说理论的核心内容,凌初主张小说写耳目之内、日用起居中的新奇之事,反对写耳目之外的荒诞不经之事,凌濛初的尚奇观在小说批评史上极富理论价值和创新意义。凌濛初认为“二拍”是一部奇书,“二拍”的新奇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题材的新奇,其次是情节的新奇,再次是观念的新奇。     

唐玄宗御前乐舞机构“宜春院”考述

唐玄宗时期的"宜春院"为御前乐舞机构之一,其乐伎全为女性,主要伎艺为歌唱与舞蹈,是宫廷(即国家层面)燕飨娱乐性乐舞的最高水平。但其相关史料却零散而不成系统。通过耙梳、排比唐史载籍,方能对其有比较完整的了解:"宜春院"始于唐玄宗即位之初,隶属于宫廷乐舞机构"教坊"系统(由宦官首领充任的"教坊使"掌管),而非太常系统乐舞机构;"宜春院"女伎(内人)选自宫外左、右教坊和地方州县"太常音声人"之伎艺杰出者;其个人待遇,因伎艺水平高下而有明显差别;"宜春院"的存续时间与唐玄宗朝相始终,因"安史之乱"爆发而戛然"休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