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作家对余华创作的影响——以《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为例

文章通过对余华近作《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解读和分析，从四个方面说明余华受西方作家影响较深：受博尔赫斯的时间理论影响，余华在叙述时采用重复与循环的叙述结构；罗兰·巴特的“零度理论”让余华在写作中情感零度介入；川端康成清丽的语言一直影响着余华，让他的语言风格从“铺张扬厉”转变为“清新质朴”；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存在主义对苦难的超脱和激烈态度，被余华分别借鉴，形成了独特的悲剧表现方式。     

从《兄弟》看余华小说主题的承袭与超越

长篇小说《兄弟》体现出余华作品主题对以往的承袭与超越。在《兄弟》中,依然承袭了余华对人类悲剧性尴尬状态及荒谬的人生困境的揭示,关注着苦难与人的现实生存状态。而在对人性的理解上,余华已经不再一味地强调人性恶,而是在人性美的迷失瓦解中对人性欲望进行追问。《兄弟》是适应时代的产物,也是余华内心的产物,不变的是他的怀乡之旅,而变化的是他对灵魂的救赎。     

《夏季台风》:余华转型的钥匙

普遍的观点认为余华的转型以《活着》为标志。但其实余华的转型要早得多,标志着这种转型的两个关键性文本是《夏季台风》和《在细雨中呼喊》,这是余华创作中的两部非常重要的作品,它们甚至是开启余华之门的两把金钥匙。其中前者是余华先锋时期"绝望与美"的集大成之作。这一部作品展示了两种确信在余华世界中的堕落。它表明余华在即将迈入"以美克服暴力"的拯救之门前抽身而去。而后者则是世界意义在余华世界里失落后,自大地上发出的第一声呼喊。这一声呼喊则直接源自于"坚韧活着"的欲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细雨中呼喊》才是余华转型后的开辟之作。     

余华长篇小说新作《文城》的承续与创新

余华长篇小说《文城》综合了余华20世纪80年代中短篇小说的先锋性和90年代长篇小说“回归”现实主义的传统性,既有艺术形式上的先锋探索,又有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实反映,具有极高的可读性。《文城》的内容既有“生活的现实”,又有“文学的现实”,其“现实”是“虚伪”与“真实”的混合。与余华其他长篇小说相比,《文城》的时代与历史、现实与想象、虚构与真实的“并存”更为自然无痕。小说讲了三个故事,这三个故事内部是统一的,相互之间却是分裂的,但这种分裂在余华创作的整体上却实现了某种统一性,也即先锋的余华与“回归”的余华在这部小说中实现了统一。《文城》在书写血腥、暴力、死亡上,在语言诗性上,在人物对话书写上都承续了余华小说的一贯风格,但在主题、结构、题材、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又有比较大的变化,具有新的开拓意义。     

祖父——父亲——儿子——余华90年代长篇小说父系人物结构模式探析

余华90年代的三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是其小说创作中具有转折意义的作品,其中共有的“祖父———父亲———儿子”的父系人物结构模式突显了父亲的中心地位,呈现了父法由颠覆到重构的嬗变过程,表达了对人性善的呼唤与礼赞,人们从中可以看到余华对秩序和人性的深沉思考,此模式也就成为传达余华小说创作轨迹变迁的有力载体。     

后先锋视域下余华小说创作的得与失——兼评余华长篇小说《第七天》

余华自以先锋作家身份登上文学前台以来,一直将苦难、死亡做为主题追求。《第七天》也正延续了这种策略,但与余华前作不同的是,余华在新时期显示了对现实主义叙事策略的偏重,同时又体现着对新东方主义叙事策略的有意为之。本文从余华新作《第七天》入手,在后先锋视域大背景下对余华小说创作的得、失进行了冷静思考。     

互文性理论视角下的《第七天》简

时隔七年后,余华终于隆重地端出了新作《第七天》。和《兄弟》一样,读者对《第七天》的评价呈两极化趋势,有人吐槽这是余华出道以来最差的小说,也有人力挺《第七天》是余华的新尝试和新超越,不负众望。     

对余华笔下人生的解读

从《在细雨中呼喊》到《许三观卖血记》、《活着》,完整的展现了余华对人生新的解读。既讲述了人生一世的苦难、无聊与平庸,也讲述了人面对苦难时的坚忍与顽强。余华的态度由愤怒、冷漠转向了平静与超然。将更多温情的目光投注到作品中,进而在小说中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哲学命题:生,相对死而言,是一种永恒的强大。     

纷扰的《兄弟》与暧昧的余华——2007年余华研究述评

余华作为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历年来评论界对其的研究一直呈稳定攀升的态势,2006、2007年则达到了一个高潮。其间的关键原因在于《兄弟》的出版问世。2005年,《兄弟》（上）引爆了学界的骚动,2006年的《兄弟》（下）更是一枚重磅,激浪千层,而学术界所渐现的“褒”、“抑”两种观念和态度的对立,也使余华及其《兄弟》陷入较为尴尬的境遇,在经历了“重创”与“荣誉”前所未有的冲撞,更显现了一种纷扰与暧昧的状态。本文旨在将2007年度余华的研究进行理性的梳理、分析、阐释,并着重从《兄弟》研究、比较视野中的余华作品研究及余华前期作品研究三部分入手加以述评,以期能够客观详实地展现2007年余华研究状况．同时也希冀能为学界的余华研究提供有效的资料参考。     

《许三观卖血记》的叙事印象

曾被誉为先锋派作家的余华的创作越来越注重人物和叙事。《活着》是他创作生活中的重要事件,而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余华继续保持了他对生存的肯定与温情。虽然余华尽量要淡化时代背景,远离政治意识形态,创造纯民间的场景,但从作品的事件描述上读者依然清晰地阅读出了那些时代因素。这是越中小镇城市贫民的生存状况。主人公许     

余华：生命悲剧的冷峻凝视——论余华小说及其文学史意义

余华作为小说家的最突出特色是对生命悲剧的深切领悟。他是一个激进的怀疑主义者,能够将现代主义文学范式融入自己的生命体验之中,穿透世界的繁华、庄重,揭示生存的阴郁、黑暗和苦难是他的擅长。《十八岁出门远行》呈现了余华小说的典型结构：世界的暴力本质及人的生命悲剧。起初,这种结构以血腥、暴力为轴心,从《活着》到《兄弟》却将这种结构表现得更丰富、复杂。余华的意义就在于把这种现代主义文学结构融人中国新文学之中。     

暴力与温情——试论余华的先锋小说

余华是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他在20世纪90年代创作的小说依然是读者和文学批评家所津津乐道的对象。基于后现代话语支配下余华写作思路的起承转合,从消解人物和暴力叙述两个角度回顾了他在先锋小说创作时期对文本结构和内容的突破,并从暴力与温情的张力中彰显余华小说写作的当代魅力。     

余华小说中的鲁迅因子

余华被不少人认为是“跟鲁迅走得最近的人。”从余华的小说中探寻鲁迅因子，探寻余华在文化精神和创作上对鲁迅的继承。余华在对弱势群体中的农民、知识分子、妇女、儿童的生存状态的极大关注上，在“批判国民性”和“反思历史”的两大启蒙文学主题上，都体现出对鲁迅精神的继承。     

论中国小说《剪灯余话》对朝鲜小说《金鳌新话》的影响

《金鳌新话》在素材、构思等方面承袭《剪灯余话》的痕迹非常明显,某些篇章对《剪灯余话》的模仿程度远远超出了对《剪灯新话》的模仿。金时习不满于《剪灯余话》的过度理性化倾向而表现出向《剪灯新话》的回归,同时又直接与《剪灯余话》对话,表现了截然不同的主题,某些篇章可视为《剪灯余话》的翻案之作。由于作者国别不同,《金鳌新话》存在对《剪灯余话》的误读,但《金鳌新话》的民族内涵则为李昌祺所不可企及。正确解读《金鳌新话》离不开《剪灯余话》。     

余华“文革”言说的三重视界

“文革”对60年代出生的余华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甚至决定了他今后的写作方向。在余华不同时期的作品中我们都能或多或少地感受到“文革”的阴影。余华对于“文革”的言说,因其创作理念及叙述姿态的变化而呈现出先锋——民间——大众等不同的视界。     

余华前后期小说中比喻的变异及意义

余华小说提供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中最为新奇、怪异的一批比喻,开辟了比喻新的空间和新的视野。同时,以1989年为界,他的创作也实现了从现代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型;两个时期的比喻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认真分析余华小说前后两期比喻的差异,一方面可以深入考察余华小说比喻使用的根本特点,另一方面,通过两个时期的比较,也可以更深入研究余华比喻创新的原因与基本理据。     

《兄弟》:一个“相遇”的寓言

《兄弟》的重点是在两个人物上的塑造和对照,哥哥宋钢沉稳、和顺,带有梦一般的日神美,弟弟李光头却张扬、强硬,仿佛是醉的酒神世界。宋钢最大的特点是"忠"。宋钢的死和李光头的生构成了强大的张力和悖论。《兄弟》是凝视和深思之后的批判性精神文本。余华选择性的浓墨重彩的手法也许容易留下把柄和口实,但它却完美地承担了拷问良心和灵魂的作家重任,替巨变中的中国记录和保存下最真实、最典型的档案性文本。刘镇也是社会和国民性批判的编码。作者有意地在身体和社会之间寻找某种平衡,借身体隐喻社会,拿社会再现身体。余华借狂欢说狂欢,结果反而不再狂欢,所谓长歌当哭。即便是聊以快慰的太空俯瞰的背后也仍连带着作家不尽的忧虑和祈望。     

余华小说的死亡叙事及其转变

作为先锋派代表人物,余华一直都以善写暴力和死亡著称,他对于死亡的叙述不仅是他写作观的表现,更折射出余华对于生命的看法。而他的小说作品以《在细雨中呼喊》为界被划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是典型的先锋派,后期则转向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向。这种不同不仅是表达方式的不同或叙述内容的不同,更深层次的来说,这是余华创作思想的变化,因为这种变化,小说中的死亡叙事也有了明显的差异。     

《农田余话》作者考

摘 要：黄虞稷《千倾堂书目》认为《农田余话》一书为张翼所作,现代学者多承其说;《四库全书总目》、周中孚《郑堂读书志》曾对《农田余话》的作者提出质疑,但并未确定其人;实际上,《农田余话》的作者确非张翼,而是元明之际的邵亨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