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扶贫”的先驱 美丽乡村的典范——陇南“精神扶贫”调研报告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的扶贫思想,甘肃省社科联深入陇南市4县、12个乡镇,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研,其中对康县精神扶贫工作进行了重点研究,总结经验,对全省的精神扶贫工作有所启发。     

多学科的中国乡村社会研究

近三年来，“中国乡村社会”,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和综合性的论题，已经超越了某一具体学科的界限，而日益为被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经济学和法学等众多学科学者所关注。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成为一个跨学科的学术领域，不仅仅在于此，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学科的学者们在自己的研究中越来越注意到相关学科有关中国乡村社会的知识生产，并将对其他学科知识的消费贯穿到学科的再生产中。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不同学科的学者在本学科的研究中越来越多地引用其他学科学者的文本，比如人类学引入历史学的解释维度，法学引入人类学的民族志书写方式，政治学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等等。在具体的“中国经验”层次上，“革命现代性”和集体主义传统的“发明”，成为多学科学者的研究命题；区域社会史走出狭隘的教科书式的社会史书写，借鉴人类学“文化类型比较”方法，问题意识越来越明确；而对20世纪中国乡村的人类学追访，也已经将民族志书写放在了历史人类学的解释框架中，因为只有在特定的时空坐标中才能解释一个地方人们的生存逻辑；村落、宗族与国家仍然是学者们的学术兴奋点，跨学科研究的趋势也甚为明显；乡村产权和财产关系显示了经济社会学、法律社会学的不同分析和解释取向，但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也很注意从对方的研究中得到方法论上的启发；围绕乡村政治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政治学者和社会学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尽管这种分歧有学科本位观的因素存在，但这种争论本身亦说明了学科界限已经退居其次了，对问题的关注才是第一位的。这种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其实已经显示了“总体社会科学”的诉求，尽管学科整合过程中还仍然存在着学科本位的必要性和制度空间。下文就这几个方面依次展开评述。     

中国乡村旅游的若干思考

中国乡村旅游最初从风景名胜区周边的农家接待发展起来,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如今以农家乐为主要产品的乡村旅游风靡全中国,成为旅游市场的新宠儿。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因素,中国乡村旅游存在发展水平低,产品形式单一雷同等诸多问题。为了早日实现中国乡村旅游的升级换代,有必要坚持政府主导,科学规划,规范管理,突出特色,创新机制,走产业化的发展道路。     

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交换的变迁

将社会资本概念引入交换理论,既避免了个体主义唯经济论的狭隘性,又避免了结构主义无法将结构决定与个体理性选择有机结合的尴尬.本文即是在弄清了社会交换实质的基础上,通过对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交换基础的梳理,用构建的社会交换模型分析了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交换的变迁,认为转型期乡村社会交换的变迁不是单纯的由"传统的"网络性交换向"现代的"非网络性交换的转型,而是网络性交换的非网络化和非网络性交换的网络化同时并存的局面.     

全球乡村治理视野下的中国乡村治理的个案分析#br#

乡村治理是一个重大而紧迫的农村现代化课题。在全球乡村治理模式的视野下,乡村治理的内涵应该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方面:其一,能够动员政治支持,获得民众的广泛信任;其二,能够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满足村民的服务需要;其三,能够有效地管理冲突,具有良好的冲突协调机制(Minxin,2002:3-8)。历史地看,我国乡村基层组织在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方面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但比较而言,在社区治理方面的努力差强人意。本文以全球乡村治理的经典模式为参照,以湖北省秭归县杨林桥镇的乡村社区重组为个案,重点讨论中国乡村治理的本土计划与行动策略在兴起…     

中国乡村善治中的智库建设

改革开放40年,中国乡村治理实践成效显著,学术研究亦可谓硕果累累。但对于乡村智库建设与研究却重视不够。故而,乡村善治亟需获得智库支撑,乡村智库虽然不能与国家智库所取得的成就相提并论,但也有不少创新模式、成功经验值得梳理和总结,尤其不能忽略其间的草根智慧。如何以更高标准、更长远的发展眼光,为乡村善治安装智慧大脑,实现乡村振兴和农村现代化,这是今后应该着重思考的重要问题。     

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战略思考

乡村旅游在拉动农村经济、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和农民发展状况等方面的作用与日俱增.现阶段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对乡村旅游的发展起着推动又抑制的作用,而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则有效推进了当地的城镇化进程.因此,要以开发和保护最具特色的乡村旅游目的地为主线,加强政府调控和管理,打造具有田园风味的特色品牌,处理好与依托城镇的关系,倡导当地农民参与,从而推动中国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公益活动与中国乡村社会资源

本文借助笔者亲自参与的对北方民间信仰进行的大量人类学调查的资料,展示了中国乡村自我组织的公益活动,从广为流行的社会资本概念入手,讨论了中国民间社会（文化）资源的价值、中国乡村的自治传统以及民间领袖作用等问题,认为在乡村普遍存在的民间信仰活动中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性公益活动治理的功能。进而思考如何使基层社会保有足够的自治空间,以延续文化的传统,从而在国家控制与地方社会的回应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使一些乡民社会原有的社会资源和价值体系不因现代化而失去意义,反而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中国乡村考察报告》总序

上海人民出版社在2002年推出了中国乡村考察报告的首本著作 《乡镇社区的当代变迁--苏南七都》(刘豪兴等著),引起了社会的关 注,认为中国乡村考察报告是一个好的主题,进而计划组织出版"中国 乡村考察报告"丛书。这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社会学等学科发展的需 要,是一件好事,我积极支持和参与。 我坚持把认识中国社会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方向和动力,但从哪     

爱青岛的印度瑜伽士Lalit

城市中快节奏的生活方式时常让人感到无法喘息,紧张、焦虑、烦躁等一些负面情绪难以排遣,成为了如影随形的情绪常态,影响睡眠,扰乱生活.经过这种疲惫的生活后,人们迫切希望能够寻求一份内心的平和与安宁.瑜伽作为一项能够使人身心放松的运动渐渐受到人们的喜爱.在青岛,一位来自印度的瑜伽士lalit(乐雷特)希望能够通过瑜伽让更多的...     

一个中国军官的诺曼底亲历

有生之年获得法国勋章＂尽管中国当年没有参加盟军的行动,但还是有几十位中国军官参加了诺曼底的登陆行动。＂这是2006年,时任法国驻上海总领事薛翰的原话。黄山松告诉记者,“大约在当年6月,我接到浙江省外事办打来的电话。我被告知：法国方面已经证实了父亲在1944年6月6日凌晨,参加了诺曼底战役中的海上防潜和警戒任务,决定对父亲授勋。     

民主化: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

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政权空前强大,“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将国家政权的末梢延伸到最基层的乡村社会,直至每个农民。这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对乡村社会强有力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从而将以往前发的各种形式的自治形式、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包括新民主主义传统）给压制甚至扼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不仅仅是经营方式的改变,而且它一方面促进了非农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的分化,形成了新的利益主体和阶层结构;另一方面又促进了乡村社会的权力分化,使乡村社会的自主性、独立性…     

中国式现代化下的乡村精神重建

当前,我国乡村精神建设面临诸多风险挑战,亟须从中国式现代化角度进行重建,这包括从乡村的知识体系、伦理道德、思想文化、观念智慧入手,以完善创新制度、改变宣讲模式、强化自创主体性等方式,强化乡村精神的现实功能。乡村精神重建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协同共进,把乡村精神有效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内在动力。乡村精神重建还要将乡村精神置于城市精神、民族精神、国家精神、中华精神的比照中,准确定位其时代价值。中国式现代化下的乡村精神重建作为国家战略发展重大课题,离不开对于国情、乡情、村情、民情、人情的深入勘察与洞察。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代文化特征

通过对昆山周庄和北京“浙江村”的调查，本文对我国目前乡村社会的代文化特征作了较为客观可信的描述、解释和分析。作者认为，在我国乡村作为具有社会学意义的“代”已经伴随社会结构的转型应运而生。乡村代文化在发生诸多嬗变之后主要显示出两大特征：（１）乡村中老年群体在社会资源的拥有方面开始处于弱势；（２）乡村代群体尚处在自在阶段。     

当代中国乡村司法的功能与现状

从广义上理解,乡村司法应当包括农村基层法庭的司法和基层派出所、司法所和其他站所的准司法以及乡镇政府、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准司法.中国乡村司法具有独特的功能,它糅合了基层司法职能和部分行政职能,还兼具纠纷解决职能与法律服务职能.从农村社会的“结构混乱”状况、纠纷解决充斥着“力”的因素、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弱化等现实来看,当前中国乡村有着很高的司法需求.各种司法或准司法机构在乡村司法体系中虽然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组织体系和治权不断弱化、缺乏解纷的制度性动力、脱离实际的程序化倾向、过于强调社会稳定等等.对此,需要从民族国家建构的政治角度和满足秩序需求的法治角度对乡村司法机制加以完善.     

国外扶贫立法模式评析与中国的路径选择

2020年后,我国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人口不再存在,但相对贫困问题会凸显并长期存在,因此扶贫工作永远在路上。扶贫立法是我国转变扶贫方式的必由之路,也是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必然要求。可借鉴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扶贫立法的经验。我国扶贫立法最理想的途径是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立法的重心应是开发式扶贫,而非保障式扶贫。同时,推进政府、社会和市场各司其职、共同作用。扶贫的路径是振兴和开发落后地区,推进精准扶贫与区域开发相结合,保障扶贫资金并对其进行监管,注重扶贫法与其他法规的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