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善恶的情感脉络——英国情感主义伦理学的兴起与道德之善的科学化

在“人性科学”的范式下,十八世纪的英国启蒙思想家逐渐发展出一种仅仅基于人类官能的情感主义伦理学。这一伦理学理论不仅不依赖于超自然的外在预设,而且还隐含着一条伦理理论科学化的内在脉络：起于从“性恶”到“性善”的人性论视角转换,发轫于“科学心灵哲学”和“实践伦理主张”两大基石,完成于以“同情机制”为核心的道德剖析。由此,英国情感主义伦理学家把道德之善从“彼岸世界的救赎”拉回到“此岸世界的公共生活”中。对此有关人性善恶的情感主义启蒙逻辑进行梳理,不仅有助于理解英国情感主义伦理学在整个道德哲学史中的独特地位,还可为理解现代道德观念体系提供一个重要切口。     

现代性视野中的中国文学思潮

文学思潮是对现代性的回应。新古典主义是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肯定性回应,启蒙主义是对现代性的肯定性回应,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及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的否定性回应。中国“五四”文学思潮和新时期文学思潮属于启蒙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包括“两结合”)本质上是新古典主义,而在“五四”以后和新时期也产生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文学现象。     

梁启超的法治概念：一个思想史的考察

早期的梁启超,立足于“救时”,以政治为业,他理解的“法治主义”,可以称为救亡本位的“法治主义”。晚期的梁启超,立足于思想启蒙,他理解的“法治主义”,可以称为启蒙本位的“法治主义”。1918年是一个转折点,可以视为梁启超的“法治主义”从救亡本位转向启蒙本位的标志性年份。粱启超的“法治主义”,是理解现代中国法治观念的一把钥匙。     

试论启蒙主义的内在张力--兼及如何重构新世纪的启蒙思想体系

本文认为情感与理性的矛盾构成了启蒙主义的内在张力,这种张力一方面体现为情与理相互激荡、彼此促进的统一关系;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彼此冲突与干预的对立关系.二者之间或对立或统一,以及相互作用的矛盾方式,在中、西启蒙文学史上有着从浅入深,纷纭复杂的变化.但以往对启蒙主义的研究,或囿于理性--非理性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或将启蒙主义与理性主义等同,既影响了从理论上对启蒙主义深层结构的充分挖掘,更造成了对中国近现代以来启蒙主义文化思潮评判上的混乱.启蒙主义表现为一个持久的人性解放与人格追求、情感觉醒与理性探求的过程,它为人类精神的解放所提供的是一种借以发展的内在张力或动力系统,重新建构新世纪新的启蒙思想体系,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     

欧洲启蒙思潮的哲学依据——兼及中西启蒙的比较

探讨欧洲启蒙主义思潮的哲学方式,这只是途径,而不是目的。我的真实用意是发现中国启蒙主义运动不同于西方启蒙主义的特殊之处。关于现代启蒙主义,人们已经谈论得很多。但我觉得仍然存在一些误会,特别是在它的意义和状态以外的方面。需要通过分析和比较来说明其“中国特色”之所在。为达到这个目的,我选取了欧洲启蒙主义——现代     

略论孟德斯鸠的法律思想

在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的行列中,查理·路易·孟德斯鸠(1689—1755年)占居极其重要的地位。他不仅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勇敢战士,也是一个博学多才的学者和思想家。他是促进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确立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是资产阶级法学理论的奠基者。孟德斯鸠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法律思想,在当时为资产阶级建立新的法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并对后世资产阶级法制进一步完备和发展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国近现代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的变迁(上)(从戊戌到五四时期)

中国近现代是个内忧不断外患频仍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其间各类思潮回环往复、错综复杂.但仍象许多民族在冲破中世纪黑暗的历史进程中都产生过启蒙主义文学一样,从戊戌到五四时期中国也经历了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发生发展以至于成熟的历史.但由于独特的文化传统,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条件;也由于此时的中国低于世界历史发展的水平,它既不具备西方启蒙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也无文艺复兴以来科学、人文主义思想和艺术积累,却面临更其艰难的反帝反封建双重任务.这一切都使中国启蒙主义文学呈现出自己的民族独特性和纷繁复杂的面貌.在这繁杂之中实蕴含着它发生发展的演进线     

启蒙与“复魅”的双重变奏——试论中国当代启蒙困境

启蒙主义是继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文艺复兴之后的第二个进步思潮,启蒙主义即理性主义,主张用理性之光驱散黑暗、愚昧、专制,呼唤自由、平等、民主等,人道主义是启蒙主义的原点。中国是否仍需启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否发生效用纯属两个伪命题。从主体上讲,任何时代都需要启蒙,只是启蒙的对象、方式、思想内容要随时代变化而作出调整。只有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出发,彻底反思启蒙理性自身的局限性如启蒙理性宏大叙事、以西方为中心的普遍主义、以人为中心的主体主义,才有望从理论和实践上突破当代中国启蒙的困境。     

论20世纪中国文学启蒙精神与个性主义的流变

与西方启蒙精神比较而言,20世纪中国文学的启蒙精神,以及作为其主要内容的个性主义,由于受到主情任性的中国文化传统影响,片面强调了个性的自由与解放,缺乏西方启蒙精神的理性要素与自律意志,这导致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启蒙精神及个性主义始终处于不健全、不成熟的状态。"五四"启蒙文学中的个性主义,经胡适、鲁迅、郭沫若等人阐释后,逐渐汇入破坏旧秩序的革命精神洪流;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启蒙文学中的个性主义,经巴金、路遥、莫言等人的文学表现,日益转化为蔑视规则的痞匪之气。总之,百年来的中国启蒙文学,仍是未竟之业。     

启蒙现代性与五四文学的历史规定性

本文认同于五四文学思潮本质上不是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而是启蒙主义的观点,并从五四文学革命、五四文学创作和五四文学理论三个方面考察五四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论证。本文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适应启蒙运动的需要、作为思想启蒙的重要手段而发生和发展的,显示五四新文学实绩的鲁迅白话小说,就是启蒙主义的“遵命文学”,而五四新文化人建构的文学理论,也是以文学工具论为核心的启蒙文学理论。现代性包含两种不同的内容,一为启蒙现代性,一为审美现代性;前者表现为启蒙精神及其展开,后者表现为艺术自主性和自律性的确立。五四文学所追求的是启蒙现代性,而不是审美现代性。五四文学的这一历史规定性,决定了五四文学思潮的启蒙主义性质。     

论萧军延安时期的创作对鲁迅文艺思想的继承

萧军延安时期的创作忠实地继承了鲁迅启蒙主义的文艺思想。萧军对鲁迅文艺思想的继承主要体现 在两个方面:一是坚持鲁迅所倡导的启蒙主义文学精神,利用杂文形式抨击生活中的各种落后现象;一是不畏强 权,始终不渝地维护文艺自身的独立性,反对种种非文学因素对文艺的干扰。     

胡适实用主义与“五四”启蒙——兼评五十年代的“胡适思想批判”

“五四”启蒙之所以可能,在一定意义上是由于当时从西方输入了众多的新思潮、新学理;而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两大派。实用主义是由胡适直接从美国输入的,他称之为“实验主义”.所以评价胡适实用主义与“五四”启蒙的关系,是纪念“五四”70周年的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试比较菲尔丁与金圣叹的小说理论

我国明末清初的小说批评家金圣叹(1608—1661)在《水浒传》评点中提出了系统的小说理论,他的《水浒传》评点除大量的眉批、双行夹批外,每回回首各有一段总评,或对本回的基本内容和主要艺术特点作概括说明,或阐述前、后回间的有机联系,或生发开去发表自己的小说理论观点,近似于一篇独立的议论文。有趣的是,比金圣叹晚了一个世纪的英国启蒙主义时期杰出的小说家菲尔丁(1707—1754)的代表作《汤姆·琼斯》十八卷的每卷开头第一章也     

启蒙主义是独立的文学思潮

现代性是文学思潮发生和演化的内在动力。本文从现代性视角重新观照18世纪启蒙时期的文学运动,驳斥了经典的古典主义论或浪漫主义论,提出启蒙主义是独立的文学思潮的观点,并分析了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的性质、特征,指出它是争取现代性的文学思潮。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叙事

“五四”启蒙精神孕育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两大叙事传统,分别表现为“理性浪漫主义叙事”和“情感阳性主义叙事”,它既是中国化的启蒙哲学与美学精神的体现,亦有着更为深广的文化人类学与哲学的根据。从审美表现上说,理性浪漫主义叙事的特点在于以情绪化、情感化为艺术手段与表现方式,但在其深层反映了人的情绪情感对理性的判断与解构,对理性的要求及向往,突出强调的是情感对理性的作用;后者则是理性崇拜精神在审美上的反映,从艺术表现对象来说,它又表现为探讨理性对人的意志、信仰等情感世界的作用。这两大叙事传统共同表现了以清理激荡为人的解放动力的启蒙主义文学精神。     

中国古典理性传统与现代文学思潮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性质是古典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传统制约着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使其具有了"文以载道"的理性精神.文学现代性是对现代性(以启蒙理性为核心)的反思、批判,而新老理性主义阻碍了文学现代性的确立.在"五四"启蒙运动中,古典理性受到冲击,同时也被改造,形成了启蒙理性精神;文学为启蒙理性服务,产生了理性主义的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五四"以后的革命文学思潮,把古典理性改造为政治理性,文学为政治理性服务,产生了理性主义的革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新时期启蒙运动批判了古典理性及其现代变体政治理性,但复活了启蒙理性精神,形成了理性主义的新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由于中国文化理性主义传统的的影响,中国文学带有强固的理性主义倾向,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障碍,特别是造成了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发展的迟缓.     

理性的“盛宴”与自由的“救赎”——启蒙的现代政治关怀

启蒙是在人类发展史诸多领域中展开的心智开启活动，在宗教领域反对教权主义和正统，争取宽容与理性；在政治领域，反对特权和专制，争取思想自由和权利的平等；在自然科学领域，反对神学非理性和权威主义，主张科学的理性和经验主义。启蒙在各领域取得的成就为思想界和学术界所承认，但同时也受到质疑和诘难。面对现代性问题和政治领域“自由”所呈现出的种种镜像，有必要对启蒙本身进行反思，让启蒙保持自身的超越意识和批判向度，对“祛魅”的世界进行再启蒙。     

启蒙与物质主义

西方的现代化肇始于启蒙运动。以赚钱为志业的人们成为社会中坚、资本的逻辑成为支配现代社会建制的逻辑与物质主义价值观成为主流价值观是现代化过程的三个侧面。经历了这一社会变迁,商人由卑贱变为高贵。中国的启蒙和现代化也典型地体现为商人由贱到贵的转变和物质主义的流行。在中国传统社会,道德至高无上,思想精英是领导阶级,而商人的社会地位较低。文革不是启蒙。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才是最有成效的一波启蒙。十六大允许民营资本家入党,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几千年的商人不得仕宦为吏的禁令被彻底废除了。至此,物质主义已大化流行。现代性要求国家和哲人放弃引导人们如何理解善和好生活,而让市场和经济学去引导人们理解善和好生活,让商人们去示范何谓善行、何谓好生活!这样做的结果是国家没有对各种不同的善观念保持中立,而是强有力地支持了由功利主义和现代经济学偷运的善观念——物质主义的善观念。启蒙和现代性的要害就是物质主义的泛滥。从生态学的视角看,中国传统文明不会走向生态崩溃,而现代性的扩张正引导着人类文明走向毁灭的深渊。为摆脱毁灭的命运,必须由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为走向生态文明,中国人须有一场纠正现代性种种弊端的新启蒙。新启蒙的中心思...     

感性的觉醒与理性的匮乏——从冰心小说看“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局限性

冰心的小说对"五四"文学的"觉醒"主题及其启蒙主义文化精神做了重要诠释。通过冰心小说,可以看到"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特点及局限性。"五四"启蒙主义文学带有明显的青春文化特点,集中表现为感性生命的觉醒和理性精神的匮乏。二者之间的矛盾,形成了"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人的觉醒"的困惑,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迷惘、感伤情绪。     

论五四时期的民粹主义

中国近代存在着浓厚的民粹主义倾向,并在五四时期得到集中体现。五四时期的民粹主义,除了揭露资本主义罪恶并主张中国走非资本主义前途外,主要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劳动主义的兴起及对劳动、劳工的推崇;二是平民主义思潮兴起及对民众力量的重视;三是呼吁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到民间去;四是对知识及知识分子的贬低,反智主义萌动。民粹主义倾向与启蒙主义的内在冲突,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其逐渐偏离了启蒙轨道,走向了后五四时代的平民主义激进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