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

一九三一年二月,五位左联作家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两年后,鲁迅先生写了《为了忘却的记念》,对青年战友表示沉痛的悼念。文章的最后,鲁迅怀着无限悲忿之情,英勇宣告:“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这个予言在十几年后得到了实现。然而,在“四人邦”篡夺了舆论工具的时期,居然又发生了不准“记起他们”和“再说他们”的事!他们倒行逆施,要把历史重新推回到那“吟罢低眉无写处”的黑暗中去!为此,肆意     

“遵命文学”口号提出的背景及其它——兼论鲁迅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

一、“遵命文学”是鲁迅肯定过的文学口号吗? 多年来,在鲁迅研究中,有不少人曾对“遵命文学”津津乐道大做过文章。说鲁迅的小说是“遵命文学”,还称颂鲁迅是提倡写“遵命文学”的第一人。这样“遵命文学”一旦和鲁迅的名字相联系,就变成了“神物”,被宣传得震天响。什么鲁迅因“高歌”“遵命文学”而成了“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正确地公开地自觉地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予以确立的典范。”什么写“遵命文学”是“鲁迅的战斗传统”,而“鲁迅这个传统也就成了‘五四’以来的最可宝贵的传统。”什么这种“‘听将令’的遵命文学”是与“转嫁到鲁迅身上的‘艺术的生命是     

论茅盾早期对鲁迅的认识和评价

茅盾是鲁迅同期的大作家 ,他能在新文学初期 ,清醒认识到鲁迅的价值 ,并且最早地系统评论鲁迅的作品。他们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 ,共同的奋斗目标 ;他们会面虽然有限 ,但在书刊、著文等方面 ,互相支持 ,互相声援。茅盾对鲁迅的理解 ,一是对鲁迅早期小说创作的独到见解与深刻剖析 ,特别对“阿Q相”的开掘与概括 ;二是建立在他们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与帝国主义侵略的基础上 ,特别是对鲁迅的“韧性”战斗意志和“剥露”精神 ,给予了全面阐释和极高评价。为认识和宣传鲁迅作出了杰出贡献     

鲁迅与茅盾间的默契和影响

共同的早年经历 ,使得茅盾对鲁迅的文学思想产生了一种天然的默契。他们的一系列创作表明 ,对于被人群摧残的个人的移情 ,正是他们灵感的泉源之一。茅盾与鲁迅屡屡地在绝望与希望之间徘徊 ,绝望与希望的对抗在鲁迅与茅盾的作品中形成了一组巨大的张力。把“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观联系到他们对小品文的思考上 ,茅盾欣然表示了对鲁迅的赞同。在“直译”的问题上 ,茅盾不仅与鲁迅的立场完全一致 ,而且还对“直译”的内涵做出了颇精辟的解释     

论“文研班”的鲁迅研究

1959—1964年,中国人民大学与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联合举办三届“文学研究班”(简称“文研班”)。“文研班”学员毕业后从事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马列文论、美学、现代文学等专业的研究。鲁迅及其作品是他们的研究内容之一。他们在现实主义、典型、历史唯物主义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下,对鲁迅作品、鲁迅美学思想、鲁迅史料、鲁迅与中外美术等方面进行研究。“文研班”学员研究鲁迅,受该班培养目标和课程内容的影响,与学员个人的兴趣、工作经历、研究方向有关,并与鲁迅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相契合。他们的鲁迅研究能够促进“文研班”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知识生产,发展“文研班”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以及深化学界的鲁迅研究。     

试谈“跌宕”手法——学习鲁迅杂文的修辞

一九七六年,适应中文系现代汉语修辞教学需要,我写了一本《学习鲁迅修辞》作参考书。去年湖南《吉首大学学报》第一期,有篇刘植先同志写的文章:《谈谈现代汉语修辞格的发展》,把我在《学习鲁迅修辞》中谈到的辞格“跌宕”,作为修辞格发展的一个方面。我的学养很差,试写的《学习鲁迅修辞》肤浅粗糙。即如“跌宕”一节,一直感到平淡空泛,远远未能显示鲁迅杂文运用“跌宕”手法的精妙。读了刘同志的文章,引起我进一步探索“跌宕”辞格的兴趣。我始终认为,鲁迅杂文艺术风格的完成跟     

鲁迅小说人物的现代性

鲁迅抱着启蒙主义的态度,坚持“为人生”、“改良这人生”的立场,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为手段,一反中国小说传统的写人模式,描写了一群“病态社会”里“病态”的人和罪恶的人。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具有选择的现实性、形象的复杂性、广泛的社会性和深刻的批判性,这些又最终表现为突出的现代性。他以独特的视角来观察和表现知识分子和农民问题:既写了知识分子的觉醒与进步,也写了知识分子的软弱迂腐、苦闷与苦难;既写了农民的忠厚、老实与可爱,又写了农民的愚昧、落后、麻木与可悲,并由此开辟出一条新的小说创作道路,从而使中国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新文学———现代文学。     

“四人帮”借鲁迅以营私的丑恶表演

长期以来,“四人帮”借鲁迅研究为名,肆意歪曲、阉割和践踏鲁迅著作,为他们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现在,是彻底清算他们罪行的时候了。一九七五年底,毛主席指示我们:“读点鲁迅”。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指明了学习鲁迅要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联系起来,要与党内修正主义作斗争联系起来。但“捣鬼有术”的“四人帮”,却使出瞒天过海的手法,摇身一变,在读点鲁迅“这一大题目之下”,“信口胡说,含血喷人”,大做反面文章。他们组织御用写作班子,大打出手,抢旗子,定调子,抛出一篇篇文章,暴露了他们反革命的祸心。     

论鲁迅接受尼采过程中“精神的”特征

20世纪初叶是尼采思想传入中国的早期阶段,鲁迅、梁启超、王国维是当时介绍尼采思想的主要人物,他们了解尼采的渠道主要来自日本。如同日本当时对尼采有不同的理解一样,鲁、梁、王对尼采的态度也具有不同的特点。鲁迅在接受尼采过程中明显地体现出“精神的”特征。之所以这样说,除了在把鲁迅与他人比较中能够看到其独特性外还在于:鲁迅特别重视尼采思想中主观的、精神的内容;在鲁迅那里,“精神”和“个人”一样构成了“物质”、“多数”的对立物;鲁迅的“个人”和“精神”是表与里的关系;鲁迅期待精神界之战士出现,用“精神”破“和平”、“萧条”,建立“人道”、“人国”。     

鲁迅与个人主义

最近几年,在鲁迅研究中,出现了一个鲁迅与个人主义的关系问题。有人说,鲁迅是个人主义者,有人说,鲁迅不是个人主义者,但这正是他的“人格弱点”。为了把鲁迅和个人主义联系起来,有的人竞说鲁迅写杂文“首先是为了吃饭”,即为了有个“谋生的手段”。鲁迅是人,为了活命,他也要“吃饭”,也要“谋生”,因而发表文章也要拿稿费。但是,他写什么和怎样写,却不是由“吃饭”和“谋生”决定的,而是由革命斗争的需要决定的。例如,1932年,内山完造曾邀请鲁迅到日本小住,并说他可以以写作来维持生活,鲁迅回信说:“早先我虽很想去日本小住,但现在感到不妥,决定还是作罢为好。第一,现在离开中国,什么情况都无从了解,结果也就不能写作了。第二,既是为了生活而写作,就必定会变成‘新闻记者’那样,无论从那一方面都没有好处。……依我看,日本还不是可以讲实话的地方,一不小心,说不定还会连累你们。再说,倘若为了生活而去     

毛泽东与鲁迅

一、毛泽东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与鲁迅虽然终生未曾谋面，但是他们彼此信任，互相尊重。鲁迅对毛泽东衷心拥护和爱我，毛泽东把鲁迅当作自己的同志和战友，他们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酷爱鲁迅著作，经常阅读．在战争年代，行军打战，长征路上，也把《鲁迅全料带上。解放后，在书房卧床上放着《鲁迅全集》，出外观察，也常常带着。毛泽东很熟悉鲁迅著作，很了解鲁迅的为人。早在1937年他就充分地肯定和赞扬了鲁迅。在鲁迅逝世周年纪念的大会上，毛泽东说，“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     

孔乙己和陈士成——鲁迅小说人物漫谈

鲁迅在继《狂人日记》之后,于一九一九年三月写了《孔乙己》。后来在一九二二年六月又写了《白光》。在这两篇小说中塑造了孔乙已和陈士成两个典型人物。鲁迅之所以要塑造这两个人物,其目的就是向人们揭露封建社会孔孟之道培育了一些迂腐、麻木、愚昧的读书人,最后旧社会又无情地把他们抛弃。就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把他们扫掉,以至无声无息的毁灭。《孔乙己》发表之后,鲁迅于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又写了一篇《〈孔乙己〉附     

从《出关》谈鲁迅先生之于孔夫子

《出关》写于1935年12月,是鲁迅先生晚年的一篇历史小说。这篇小说发表以后,曾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以致鲁迅先生不得不又写了一篇《出关》的“关”》来加以说明。幸亏鲁迅先生有这一篇说明,不然《出关》的意旨是不会象现在这样昭然的。当时,正是国难当头,东北四省早已沦亡,华北岌岌可危,鲸吞之祸已临眼前的时刻,在这样的情况下,鲁迅先生写这样古老的题材,意图是什么呢?这是很耐人寻味的,无怪乎揣测纷纭了。对于这些揣测,鲁迅先生都漠然置之,唯独对于“自况说”,却颇有些忿然,因为这是与《出关》的意旨大相径     

关于《读书与革命》的一点说明

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日,中山大学举行开学典礼,鲁迅在会上作了演说。鲁迅在当天的日记上写着:“午中山大学行开学典礼,演说十分钟,下午照相。”同年三月出版的《国立中山大学开学纪念册》,也刊有鲁迅这次演说的记录稿,题为《本校教务主任周树人(鲁迅)演讲辞》。同年七月,钟敬文所编《鲁迅在广东》一书出版,收进了鲁迅这一演说词,题目换成了《读书与革命》,并加副题“中山大学开学演说词”,注明为     

试析鲁迅《呐喊》集中的两类人物形象

（呐喊）是现代文学的奠基者鲁迅先生的小说集，它又是现代文学现实主义的开山作，它收入一九一八年（狂人日记）到一九二二年（社戏）以前的短篇小说，鲁迅在（呐喊）自序中直述了他的创作意图：“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这就是说，鲁迅写小说，为的是要以文艺为武器，大声疾呼以彻底改变国民的病态精神，提高他们的精神素质；同时，也为了给呼啸前进的“猛士”呐喊…     

论《示众》——鲁迅小说研究之一

周树人之会成为鲁迅,是发端于他在仙台医专的教室里看到了一幕惊心动魄的“示众”:那幻灯上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的体格是如此强健壮实,而精神又是多么麻木愚钝,这给了他以莫大的刺激,而这莫大的刺激又给他带来了年青时候的“好梦”:“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这种为救国救民而抉择道路的崇高愿望,终于使本应成为医学博士的周树人成了伟大的文学家鲁迅。这个促使他奋袂而起,弃医习文的场景是如此深烙在鲁迅的心灵之上,以致他的作品中“示众”也成为反复出现的生活画面。在小说《药》和《阿 Q 正传》中写过“示众”;在杂文《铲共大观》中也写过“示众”,但这几个“示众”场面都是刑场斩决。被示     

《鲁迅小说新论》出版

范伯群、曾华鹏撰写的《鲁迅小说新论》一书,最近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逐篇研究了鲁迅的二十五篇小说,细致分析了各篇的思想内容、人物性格和写作特色,系统考察了鲁迅小说“从生活到艺术”的创作过程,深入研究了鲁迅小说的艺术构思、情节提炼与创作风格。该书的显著特点是,不受前人研究成果的束缚,也不受某些图解的影响,而从“设法弄清鲁迅要写某篇作品的动机和意图”入手研     

台湾“日据时期”作家与“东亚鲁迅”的精神关联--以杨逵与赖和为中心

“东亚鲁迅”（包括“东南亚鲁迅”）的核心是鲁迅所提出的“抗拒为奴”思想精髓。东亚和东南亚的绝大部分国家，都有一个反抗异国殖民统治、摆脱被奴役状态、寻求民族解放的时代背景，所以他们是从“抗拒为奴”的基点上来接受鲁迅的。台湾同样有一段被殖民的历史，杨逵与赖和乃至大多数台湾日据时期作家，也最有可能在“抗拒为奴”的层面接受鲁迅，从而在他们的创作中留下印记。台湾“日据时期”作家“抗拒为奴”的诉求绝大多数体现在“国家民族”的层面，更多地出于一种民族救亡的需要，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个人层面的“抗拒为奴”的忽略和遮蔽。     

为鲁迅笔下的“影象”翻案

为鲁迅笔下的“影象”翻案吴海发说起来象个掌故了。十年前，上海一家在全国有影响的语文杂志，发表一篇文章，指责鲁迅先生笔下的“影象”，写了错字，应该写成“印象”。此文语气肯定，不存一点商榷余地，影响甚广，不能不作辨析。“形象”出现在鲁迅的小说《故乡》中，...     

关于“共产党是火车头……”一段话的由来

近些年来,不少鲁迅语录、鲁迅手册和纪念文章,都收录或引用了“共产党是火车头……”这段话。有说是鲁迅与佐藤春夫的谈话,有说是鲁迅与增田涉的谈话。笔者为了弄个水落石出,曾查阅了一些原始资料,现把来龙去脉写出来,供研究参考。关于这段话的汉译,建国前主要有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