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裂与突围：全球化时代的新诗命运

中国新诗已有近一百年的发展历史。然而,目前中国新诗发展面临娱乐至上、文化断裂、过度自由等三大问题。这些问题对当代新诗创作产生了较为严重的消极影响,而改变这种局面的策略是：中国诗歌界应以文化自信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继承中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借鉴西方诗学的长处,重建诗歌与读者之间的亲密关系,从而让中国新诗在全球化时代再次复兴。     

主体声音的裂隙及对政治意识形态的突围--论反思文学中道家话语的发生问题

反思文学的目标在于建构新的意识形态话语,然而当我们重新审视它的话语构成时,会发现那些曾经被认为是同质性和总体性的话语实际上潜藏着一些裂隙。由于作者的写作意图与文本中复杂的思想资源并非总是同一性的,导致反思文学的文本声音是多重的,分裂的,其中就有道家话语的声音。反思文学的一些作品还借用或汲取了传统道家文化的思想资源,对政治意识形态进行了突围。以上这些都为道家话语在反思文学中言说提供了一种途径,同时也使道家话语在新时期文学中发生得以实现。     

在文人话语与政治话语中徘徊的郁达夫

“五四”前后，郁达夫的出现是社会与文坛的另类亮色。他以一生的抗争与逃遁演绎着文人话语与政治话语对话的悲喜剧，揭示了中国文坛上因政治话语的强悍而致使为自由、真诚作歌的文人逃遁的惆怅。郁达夫恰恰在这种无奈的逃遁中确立了他诚誉拥身的地位，显示了一个纯粹文人的真正价值。     

大众文化生态与后先锋的突围--对新生代小说生成语境的考察

本文认为,中国20世纪90年代大众文化的兴起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文化转型密切相联,并形成自身特色.新生代(即后先锋)小说的出现,不仅是对传统小说和前先锋小说兼收并蓄的结果,而且深受90年代大众文化的影响.文章着重对这种影响及后先锋的突围努力作了深入探讨.     

在反叛的路上——试析王朔、池莉市民小说的精神内函

王朔与池莉奉行纯粹的市民立场 ,关注平民生存境遇 ,从而在精神姿态上有了相通之处。他们从反叛———争取话语主导权层面切入 ,为市民阶层代言 ,并以其各自的市民意识诠释当下市民生存 ,显示出在市民文学发展体系的独特位置     

1990年代后期以来日常叙事话语突围的三个向度

随着1990年代后期文化语境的变化,部分作家从物质消费、身体经验和性别视野等日常主题中突围出来,重新开掘了新的话语向度:其一是知识分子开始有意识地对现代性进程中出现的新“国民性格”进行省思;其二是对底层人的生存状态表达一种平民化的人道关怀;其三是于故土家园、人情人性以及民情风俗中发掘真诚、善良和美德,意图以此实现对生活庸常性的超越.考察日常叙事话语突围的维度,对把握作家的自我认同变化以及当下小说的精神重建都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图与词：重读马格利特与福柯——图文的断裂叙事及其话语深渊

在传统的图文关系观念中,当图与词共处于同一场景中时,彼此大多呈现互补、互证和互释的关系。当我们以这种观念去审视某些文本时,我们的传统经验却遭遇到颠覆和解构。图与词在描述同一事物时会呈现出悖论,如马格利特《形象的叛逆》就展现出图与词在叙事话语上的断裂情景。福柯认为,马格利特使并置于同一场域的图与词构成断裂叙事张力,这种张力打破了传统整体空间中图与词的稳定平衡性,不仅颠覆了西方的古典绘画原则,同时折射出图与词之间的复杂话语深渊。通过对马格利特作品的分析,以及剖析福柯对马格利特的断裂叙事话语解读,可以为当下图文关系的叙事解读提供一种新的路径。     

话语·权力·真理--社会正义与"话语的伦理"

"话语"的冲突是引发人与人,乃至种族、民族和国家间的敌意和仇恨的根本原因,社会的不公正也根本地表现于话语的强权和话语权的不平等.话语的统治必须以权力为后盾,而权力则必须通过话语来贯彻自身.哈贝马斯提出了"话语伦理学"的构想,认为要实现普遍的公正,消除当今世界严重存在的不平等,必须首先反对话语的霸权,在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中贯彻"交往理性",将话语规范的恪守提升到社会伦理原则的高度,通过理性的交往和对话,达成广泛一致的"话语共识",以解决矛盾,防止冲突.然而,哈贝马斯的这一构想却包含着明显的悖论.     

“反叛-抗世”型生命范式“批判-解构”型话语形式——青年鲁迅的精神建构之一

青年鲁迅对"摩罗"精神的呼吁乃是对一种"反叛抗世"型生命存在范式的摄取,鲁迅冀望以这一生命范式去建立起自我生命与现实世界的创造性联系,去创造自我生命存在的独立价值.青年鲁迅所向往的"反叛抗世"型生命范式正是被儒家正统文化长期压抑的"异质"生命力量.与"反叛抗世"的生命范式相联,青年鲁迅拥有一种藉"批判解构"而"肯定建构"的话语形式,而发现青年鲁迅的这一话语形式其意义在于它启示我们在研究鲁迅后来的思想和创作时,应当透过他的"批判解构"话语而发现其背后蕴含的理想建构.     

电视访谈叙事性话语中主持人与嘉宾的话语角色

近年来,话语角色和职业话语的研究正日渐引起研究者的重视。电视访谈作为发生在职业语境中的大众传播话语类型,其主要参与者——主持人和嘉宾的话语角色受职业话语特征的制约。在访谈的叙事性话语中,主持人和嘉宾的角色转换与访谈的进程呈对应关系。依据访谈进程,主持人主要承担着叙事话题的引入者、叙事过程的引导者、共同讲述者和听故事者等话语角色;嘉宾则承担着故事的讲述者、会话参与者、主人公等角色。叙事结束时主持人与嘉宾通过对叙事意义的评价,承担着引导者和评价者的话语角色。     

《太平经》与汉代社会文化

语言既是历史的积淀,又是社会的折光。成书于东汉的《太平经》是中国道教的第一部经典,书中包含了大量具有汉代时代特色的词语,对于研究汉代社会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海口地区汉族7项不对称行为特征的研究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法首次调查了海口地区汉族865例(男527例,女338例)7项人类学不对称行为特征(包括利手、扣手、交叉臂、利足、交叉腿、起步类型、优势眼),探讨了不对称行为特征在男女性别上的差异性及特征间的相关关系.     

从峨山彝、汉地名转换看民族语言、文化的接触和影响

峨山自古就是彝族聚居的地方,传承了众多的彝语地名,体现了峨山彝族社会历史文化的变迁。随着汉族的迁入,汉语和汉文化的影响,彝语地名或被借入到汉语,或被汉语地名替换,从彝、汉地名的转换,可以看到民族语言、文化的接触与交融。     

东汉佛经的特殊语言现象及成因

东汉佛经含有一些西域译经者自己创造的、不是汉语规范的被动句和疑问词语 ,它们的产生可以从第二语言习得和中介语的角度来解释。东汉时的译经者大多是西域人 ,他们所运用的汉语 ,只是中介语。译经中这些不规范的被动句和疑问词语 ,多是译经者对汉语这一目的语的规则加以内在化处理时产生的。     

《后汉书》韵例研究

《后汉书》中包含有非常丰富的韵语材料,这对于研究东汉以及南朝时期的语音,是极其可贵的。而且只有弄清韵例,才能更好地分析《后汉书》的韵部系统。可以充分利用《后汉书》的韵语作为研究对象,阐释散文韵例的特点。     

试论古代汉语词汇与汉民族文化的密切关系

词汇与一个民族的文化有着水乳交融的密切联系,是这个民族的文化赖以传播的重要媒介物。这一点,在古代汉语的词汇中体现得异常突出。因此试从三个方面探讨古代汉语词汇与汉民族文化的密切关系,并试图透过古代汉语词汇来认知汉民族文化丰富而又隐秘的内涵,以期在汉民族文化的大背景下更好地了解和把握古代汉语的词汇。     

民国时期官方确定汉民族共同语标准音的历史回顾与思考

作者回顾了民国时期政府确定汉民族共同语标准音历史进程的3个阶段，并运用语言规划学、政策学和汉语言文字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分析了每个阶段的具体特点，涉及了语言规划者的价值观对语言政策的决定作用、公众的政策诉求对语言规划者态度改变的作用、语言文字工作者对语言规划的影响、政府对语言规划工作的推动等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     

启蒙的本土与超越--评张光芒关于"新启蒙主义"的思想建构

中国现代启蒙运动已经进行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取得了许多成果,却也留下了许多遗憾。围绕其坎坷曲折的历史,近年来,学术界展开过多次争论和反思。其中,启蒙与传统的关系、启蒙的本土化问题是人们关注的一个中心话题。早在上世纪90年代,汪晖就对“五四”启蒙运动疏离传统的缺陷进行过精辟的批评。①在此期间,包括王元化、李泽厚在内的许多学者曾做出过种种努力,启迪和拓展了人们的思路②。然而,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青年学者张光芒在近几年提出的“新启蒙主义”思想,从最根本的启蒙资源和哲学层面反思中国的启蒙运动,重建启蒙的形…     

村民流出对村级党组织建设的影响及其消解

村民的流动是农村社会里的必然趋势。村民流出既有经济根源又有社会根源。村民的流出使村级党组织后备力量缺乏 ,影响了村民对党的认识 ,促使了村级党组织家族化的形成。村级党组织既要积极发展农村社会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 ;同时也适应形势的需要 ,促进村民在村与村之间的合理流动 ,合并村级党组织 ,设立跨村党支部。     

唐代宫怨诗歌及其情感表达

宫怨诗是唐诗的精华,诗人寄情于宫怨,拟古乐府仿写,表达了对宫女不幸命运的深切同情,除了表达原有的失宠幽怨与希翼复宠的宫怨意味外,借古讽今与借宫怨以自况两层含义较为明显。而其他不入乐府的宫怨诗,其本旨即是借宫怨所包含的君妃关系以寄寓诗人君臣遇合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