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遗民曾灿的诗心历程

曾灿是明末清初"易堂九子"中的重要成员,又是清初诗坛一位重要的遗民诗人.曾灿一生跨越明清两朝,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经历了从贵公子到抗清志士再到前朝遗民、官府幕僚的身份转变.而随着人生经历和身份的变化,其诗歌创作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透过其诗歌创作,实可窥其一生心态之变化.作为在鼎革易代之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遗民,曾灿其人、其诗有其典型意义.     

徐夜研究的一部开拓之作——《徐夜诗选注》评介

明末清初,是山东地方文学创作的繁荣时期,其中以诗歌为最,明末遗民、著名诗人、隐士徐夜是其主要代表之一。作为诗人的徐夜,深得当时诗人、评论家的赞许。如《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四·文苑传一)载:“当是时,山左诗人王民兄弟外有田雯、颜光敏、曹贞吉、王萍、张笃庆、徐夜皆知名。”“一代诗宗”王士(礻真)也在《古夫于亭杂录》:“吾乡风雅明季最盛,益都王(若之)湘客、诸城丁(耀元)野鹤,……新城徐(夜)东痴辈,皆自成家。;”另有卢见曾的《国朝山左诗钞》、徐鼐的《小腆纪传》、查为仁的《莲坡诗话》、杨际昌的《国朝夜话》、郑方坤的《国朝名家诗钞小传》、朱庭珍的《筱园诗话》等都对徐夜或传或纪,从不同角度作了很高的评价。徐夜不论是人品还是诗品,都理应受到后人的重视,然而事实并非如     

北田五子与清初典范遗民文人集团之建构

北田五子是清初兼具政治性和文学性的特殊文人集团,在学界较少受到关注. 北田五子的生存方式充分展现了清初遗民眷恋故国、抗拒新朝、珍爱并标榜自我遗民身份等遗民情怀,具有政治操守和道德毅力上的模范意义;其文学活动集中体现了"诗言志"的诗学传统、遗民文士的儒学情结及清初遗民文人的生命价值. 北田五子这一典范遗民文人集团的成功建构是社会评价、公众心理期待、集体性审美理想、时代思潮等多方因素合成作用的结果.     

澹归《列朝诗集传序》发微

澹归的《列朝诗集传序》，无论对于研究澹归本人，还是对于研究钱谦益，都是一篇重要文献，其中一些观点，如“析青田为二人，一以为元之遗民，一以为明之功臣，则凡为功臣者皆不害为遗民”等，震古铄金；提出的一些问题，如“虞山其为今之后死者宽假欤？为今之后起者兴起欤？”等，颇多待发之覆，遗民心态，则是其中的重点。     

倪瓒逸民遗民心态变化论

本文从对逸民遗民的界定入手,研究了身处元末明初的倪瓒心态及思想的变化,从而廓清了倪瓒在元明易祚之际逸民遗民身份及心理变化。指出倪瓒的这一思想嬗变对于后来明清之际的一些遗民画家对倪瓒传承中的一种文化认同感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沈光文诗文与南明文臣流寓台湾的身份认同

抗清失败,渡海至台湾,导致历来安土重迁的南明遗民与旧有生活内容产生了隔绝。南明遗民活动空间的变动以及对家乡故土的眷恋,所谓乡魂易断,避难台湾成为流寓文士群体的集体心理缺憾。南明文士的遗民身份转换为寓居台湾的移民身份,空间、时间的游移,反而实现了部分遗民对自我价值的期许。对以台湾文献的拓荒者沈光文为代表的南明文臣诗歌作品解读,可洞察南明文士移民情感的蜕变与矢志不渝的遗民心路历程。     

周密笔记的遗民情怀与史料价值

周密宋亡后以笔记野史和遗民气节名,遗民身份与其笔记之间有着非同寻常的联系,遗民情怀渗透在其笔记从内容到文字的各个方面:在内容上表现出怀旧、反思、控诉的主题,写作时强调“得其实”与“直书”,文字中流露出浓郁的盛衰之感和追念之怀。他的笔记蕴有极大的史料价值。     

易堂九子与皖中遗民之交游及其文化意蕴

清初，易堂九子以文章、气节声震天下，总其生平之志，除著述、授徒之外，广交天下友也是他们苦心经营的一项重要“事业”，皖中诸遗民即是其遗民朋友中的至交。由于特殊的身份及时代背景，易堂九子与皖中遗民之交游有着丰富的历史蕴涵，除与其遗民情怀有关外，更重要的则是以“交游造士”作为救世方式之一，是其经世理念的体现，在明清鼎革之际的历史文化中具有典范意义。     

张履祥遗民与儒者的双重身份及其人生抉择

明清之际的理学家张履祥,盘桓于遗世与济世之间进行人生抉择,因为遗民与儒者的双重身份而有着内在的紧张,从而有了其将理学实践于乡村的遗世之中的济世、遗民儒者的济世;有了其在身后的三百多年间,遗世与济世交互突出而被塑造为明之遗民或清之大儒.但是其遗世是外在之表层,而济世则是内在之深层,济世主导遗世,儒者才是遗民之底色,并且从中表现出其特殊的名节观与出处观.     

论周密遗民心境的文学表达与文化精神

周密宋亡后以遗民气节与笔记"巨擘"名垂于世,遗民身份与著述之间体现着非同寻常的联系。其遗民心境在词与笔记中表现出不同的风貌:词中着重抒发情志,呈现出悲愤、愁苦、隐忍、退避的历程;笔记中凸显反省意识,融汇感性与理性,将精神创伤升华为哲理思考,在反思历史和抨击现实中,多维呈现遗民心态;由词而笔记,隐逸倾向淡化,文化自救意识增强,遗民心境表现得更为冷静和理智。心境呈现的差异与词体重在抒发情志、笔记偏于叙述的文体差异紧密相关。著述充分反映了作者的骚雅人品和坚贞的遗民气节,其主题超越了文学本身而体现了特定文化的价值尺度,凝聚着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时代的精神特质。     

一个事件,三重事实——雷蒙·潘尼卡论跨文化身份

身份问题在多宗教、多文化的当今世界既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新颖的问题,其新颖性在于它具有一种跨文化身份或者多宗教身份的可能性.当代重要思想家雷蒙*潘尼卡以其穿越多个传统的人生经验对此展开了探讨,他从身份本身开始讨论,着重指出身份是一个没有穷尽的探索过程,当今世界,特定身份的理解更是面临一种突变.从多元论理解出发,潘尼卡对跨文化身份或多宗教身份的含义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的看法,指出它不是某种复合身份,而是完备兼具的多种身份,它的可能性意味着三重事实:历史的维新、形而上学的挑战和宗教的突变.     

王国维、陈寅恪文化遗民心态辨析

王国维与陈寅恪生前共事于清华,在学术领域、政治态度、人格精神等方面识趣特契,尤其在政治立场上,都带有强烈的文化遗民倾向。陈寅恪因为未在晚清有仕履经历,所以他对前朝的眷恋更多是出于文化形态的考虑。王国维虽然也有着相似的文化遗民心态,但因为既在晚清学部任职,又曾任溥仪的南书房行走,所以其文化遗民身份之外,也带有一定的个人情感。陈寅恪提炼出王国维的文化遗民特点,但也不免遮蔽了王国维与晚清政坛的特殊关系。考量王国维与陈寅恪的遗民心态,不仅对了解两人个案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厘清遗民的类型和特点颇具参考价值。     

论王船山词中的遗民情怀

明清鼎革之际,出现了大批遗民文人。自称“明遗臣”的王船山的遗民情怀表现得尤其深刻和持久。明亡以后,王船山以遗民身份致力于文学创作,留下了大量学术著作。文章以船山词为载体,联系明清易代的社会背景和船山的个人生平经验,通过对遗民情怀追溯和对船山词的分析来探索王船山深刻而坚定的遗民情怀。     

岭南明遗民薛始亨生平事迹考论

岭南明遗民薛始亨一生忽而为儒、忽而为僧、忽而为道的诡秘行踪颇值得玩味,他最终皈依道教的选择及对自己道人身份的认可迥异于当时岭南遗民逃禅的普遍风气。薛始亨的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鼎革前意气风发的求学阶段;鼎革后风雨飘摇中的奋然挣扎;中年绝望之际的退隐江湖;晚年参禅、入道之间的游走与徘徊。梳理其思想发展脉络,有助于管窥明清之际岭南遗民的隐微心态。     

十里洋场与独上高楼——民初上海遗民的“都市遗民想象”

本文以辛亥革命后,以沈曾植、郑孝胥、陈三立、王国维为代表的一批"前清人物"为研究对象,关注其遗民"生存"与"心态",在民国初年上海的展开。前二小节"避居海上"与"独上高楼",将此时遗民于上海的生存从"面"上铺开。"遗民"以自家的"独上高楼",在摩登"洋场"辟出了一个另类的隐逸空间。第三节"由’山林’入’城市’",探讨隐逸地由"山林"到"现代都市"的改变对"遗民"之自我想象与表达的影响。借助于"十里洋场"中的"独上高楼",民初上海遗民这一特殊群体,在"现代中国"一个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在现实与文本的双重领地,铺陈了一段独特的"都市遗民想象"。     

《名儒草堂诗余》新论

《名儒草堂诗余》(以下简称《名》)由元代江西庐陵凤林书院无名氏选辑 ,收词 2 0 3首。后人皆承厉鹗之说 ,认《名》为元初江西地区南宋遗民词人的选集。然细考可知 ,《名》应是元初在江西文人中较有影响的词作之集。理由有三 :其一 ,《名》所选词人身份较为复杂 ,笼统概括为“南宋遗民”并不妥当。宋末士人把教授诸生、化俗行美作为续宋之斯文的途径 ,他们在元出为学官多有苦衷 ,因而 ,个体遗民身份的认定不在于是否出仕新朝 ,而在于是否怀有较强烈的遗民意识 ,应以此来考察《名》的 62位词人。依《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及《元人传记资料索引…     

谁怜白骨掩黄沙--清初绍兴二遗民的生平与创作

清初绍兴遗民群作为清初浙东两大遗民群之一,又分为在乡本籍遗民、在外流寓遗民和寓此外地遗民三类,该文介绍鲜为人知的第二类两个代表遗民的生平与创作.两位都是在明亡之后寓居吴地、终老吴地者,尽管一个更多地张扬了越文化精神中侠肝义胆的一面,一个更多地表现出越文化精神中诗酒风流的风采,一个诗风直率与渊雅兼备,一个诗情多磊落奇伟不平之气,但贯穿他们全部生平与创作的坚韧人生态度和坚定民族气节,则完全是相同的.     

明遗民的群体身份认同与群体聚合

明清易代,汉族士大夫队伍分化出遗民、降臣和贰臣三大群体.与腼颜事清的贰臣和降臣不同,明遗民以"不仕二姓"为道德底线.作为易代的劫后余生,明遗民有着相同或相近的人生历练和家国之痛,这种易代体验结合群体的"集体无意识",助成其群体身份认同.以此为契机,遗民们广通声气、阴相联结,聚合为一个松散的类社会结构.作为清朝的"体制外"存在,明遗民群体深刻而广泛地影响了清初社会秩序的重建.     

(后)遗民地理书写:填词图、校词图及其题咏

遗民书写的论式往往是空间地理想象的政治学,“遗民地理的政治学”内涵即现实意义上的“生活在别处”、精神意义上的“想象在他乡”.世变后的图籍与诗词等文字书写是诗人在遍历沧桑后留作警幻的我执,也是遗民情债的文化补偿与遗民我执的他者见证.《迦陵填词图》及其题咏见证了明之遗民的文字书写与行为书写,即大汕与陈其年的进退出处,表现出遗民地理的政治学意义.如果说清初《迦陵填词图》及其题咏彰显了清词的复兴,民初《疆邨校词图》及其题咏则不仅可视为清词的终结,且暗示了一代文化遗民生活在别处的“想象之乡愁”.后遗民时代的清之遗民沈曾植揭橥了遗民地理的政治学意义,王国维则进一步阐发了遗民地理的文化意义,从遗民地理学到遗民文化学,提炼出了一种关于“文化遗民”的乡愁理论.后遗民地理学的吊诡之处即在于,现实恶托邦的种种不足,想象鸟托邦的不能致达,都在既存在而又不可见但又可以作为自我补偿的“无地”——完美而有礼有序的文字异托邦中得到补偿.     

归庄－明遗民诗学理论的杰出代表

归庄作为明遗民中的志士,其诗学思想可作为明遗民诗学理论的代表.他发展了"发愤著书"的传统思想,突出强调亡国时代的"大不幸";主张以人存诗,人品胜于诗品,特别推重遗民气节;他对诗歌创作的"兴会"、"江山之助"的阐释,也带有鲜明的遗民色彩.以归庄为代表的明遗民诗学理论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