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代文人王若虚对苏轼文学思想的审美接受

金朝代文坛上"苏学盛行"。金代文人王若虚对苏轼理论的接受,既有吸纳、借鉴,同时也有批判。王若虚对苏轼诗词尤为推崇,尊苏词为古今第一,在赞赏苏轼诗歌自然流畅、随物赋形的创作审美风格的同时,也深刻指出了苏轼作品中的诸多弊病。王若虚在创作过程中努力学习苏轼,其作品深具东坡风神。     

翟理斯译介苏轼考

翟理斯是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英国汉学界的代表人物,他倾其一生研究中国,在其文学代表作《古文选珍》《中诗英韵》《中国文学史》等中都多次向英语世界的读者译介中国大文豪苏轼及作品,并且颇有见地,以至于后来许多汉学研究者也纷纷把目光投向苏轼。通过全面分析、研究翟理斯与中国的结缘,翟理斯对苏轼及作品的关注和翟理斯对苏学传播的影响等,可以判定翟理斯在海外苏学的传播史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论苏学--纪念苏轼逝世900周年

2001年9月15日(农历7月28日)是苏轼逝世900周年纪念日.苏轼生前已成为同时代人的研究对象,900多年来研究苏轼的文字更是汗牛充栋,并且至迟从南宋起就有"苏学"之称.因此,有必要对历代"苏学"作一回顾,即从苏轼生平、苏集整理、苏轼的分科分类研究以及历代对"苏轼研究"的研究等,作一回溯,以兹纪念.     

＂卓吾李先生,今之子瞻也＂——李贽与苏轼并论之意义探讨

袁中道尝誉李贽为"今之子瞻",李贽与苏轼二人并论之基础及其意义何在实有值得探讨之处。苏轼备受晚明文人推崇,而李贽正是当中彰扬苏轼之第一人,研究之初首先引证李贽对苏轼之推重,其次讨论李贽在晚明苏学盛行之风潮中的代表性地位。晚明文人与道学家对立之意识,可上溯至北宋之洛蜀党争,故李贽被视为"反道学"之文人,实亦承继了苏轼蜀学与洛学对立之精神。然李贽学术乃阳明嫡传,而阳明心学尽管与程朱理学相颉颃,却无疑仍属道学一脉,以性命之学为依归。由此进一步考察李贽之"反道学",仅在反程朱之一尊;而其表彰苏轼,亦正代表了阳明心学涵融洛、蜀之精神,今日重新正视李贽与苏轼之学术,对儒学之过去与未来亦将有更开阔之思考。     

论金词与宋词间的关系

金词与宋词间存在—种既相通又相异的关系。金词主要学习的是宋词主流以外的即苏轼所开创的抒写主体性情、雄迈刚健的豪放词风 ,同时也接受了—定的婉约词风的影响。而辛弃疾的南渡 ,又在金词与宋词间架起了一道相沟通的桥梁。     

为人与为文的最高境界——评《士气文心——苏轼文化人格与文艺思想》

<正>自苏轼在文坛初露头角的当时至我们今天的当世,他都是文化人评说的热点,苏学的接受史与阐释史也表现了历代人们对苏轼认识的深度、高度和特点。今天,文化人仍在谈着关于苏轼的也许已让前人说过无数次的话题,而当代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他的词,而形式多为单篇论文。人民文学出版     

论徽宗年间苏轼词的影响

文章从三个方面考察了宋代徽宗年间苏轼词的影响：第一，徽宗年间禁绝苏学，苏轼对文坛的影响虽然由显而隐，却无处不在；第二，徽宗年间词人的创作在艺术手法和题材内容上均追慕苏轼；第三，苏轼清雄旷达的词风在宋末又悄悄生根发芽     

论宋代苏轼文化现象

苏轼被林语堂称为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人物,其卓越的智慧才情、无与伦比的文学成就以及惊心动魄的人生仕履,在宋代刮起了阵阵"苏轼旋风",从多方面展示了宋型文化的特征,表现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这就是:博学与多才多艺,使苏轼成为宋代最杰出的文化名人;自觉的创新意识和集大成性,使苏轼于宋代文人中,卓然挺立,格外耀眼;门庭广大,追随者不绝如缕,使苏轼成为一代文宗师范;频繁的政治迁徙,使苏轼在磨难中走向成熟,声名鹊起,不可阻挡;以苏轼为代表和旗帜的苏学、蜀学和蜀党,在宋代光彩夺目;以苏轼为冠冕的"三苏",成为宋代家族文学与文化的杰出代表;声名隆盛,影响至大至微,至深至远,域内域外争传共举,摹效攀附,乃至据此谋利,成为一种时尚。     

论金代诗话对苏轼诗词的传播

北宋文人对金代文学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苏轼,苏轼文学在金代传播方式很多,诗话传播就是其中的一种。金代留传下来的诗话数量不多,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金代以诗话的方式来传播苏轼诗词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入金宋人所写的诗话,如朱弁留金时期所著的《风月堂诗话》。二是金人所写的诗话,如王若虚的《滹南诗话》、文伯起的《小雪堂诗话》等。尽管金代的诗话为数不多,但从现存的诗话来看每一部都花了大量的篇幅(有的甚至是整部)来讨论苏轼的诗词,这对苏轼文学在北中国的传播来说功不可没。     

简论郭沫若与蜀学传统(上)

文章描述了蜀学发展的基本线索,自西汉始是指儒学在蜀地的传播,北宋以"苏学"为代表形成学术特色,晚清成为经学研究的中心,"重文史"和"崇实学"是两大鲜明特征。在此基础上,结合郭沫若的所受教育、性格养成、思维方式等,分析了蜀学文化传统对郭氏的深刻影响。     

池水风吹绉,涟涟到岸边--"小津电影"片论

"小津电影"是日本电影史上的奇迹;是传统性与现代性唱和的典范;也是日本电影研究中恒在的课题.以"小津电影"的代表作<晚春>和<东京物语>为对象,考查"小津电影"的风格特征.民族性与现代性表征等指标,揭示"小津电影"的发展演变与审美魅力是"片论"的直接目的.     

今草界定之我见

今草属今文字的范畴,长久以来,无论是书法界还是文字学界对这个概念的界定都不甚清晰。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今文字中还有与今草形体相近的字体存在。所以。将今草同章草、行书、狂草等字体区分开来无疑成为界定这个概念的最好办法。     

"金瓶掣签"制度研究

“金瓶掣签”制度是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重要环节,是对传统确认方法的扬弃。清高宗乘平定藏乱之机果断改革,首次确定“金瓶掣签”制度,不仅理顺了藏传佛教内部矛盾,同时安定了藏区,稳定了蒙古,进一步实现了中央对西藏的主权。从转承本身来看,它完成了从习惯到法制的飞跃,从人神相隔到人神合一的跃升,从地方自主到中央施控的升华,终成千古之规法。     

金代“国朝文派”的性质及其内涵新探

“国朝文派”语出元好问所编金诗总集《中州集》,当下学者一般将它理解为诗歌流派,而实际上它应是与诗歌相对的文章流派。国朝文派又名中州文派、唐宋文派。“国朝”主要体现其国家属性,“中州”主要体现其地域特征,“唐宋”主要体现其正统意识。     

"尤今现象"透视

尤今以其大量的文学作品蜚声海内外华文文坛,成为华文文学的一种"现象",值得深思.究其原因:一是其题材丰富多彩,充满异国和异域情调,而且是从现实中吸取题材,作品极具现实的鲜活感和社会责任感;二是尤今作品从传达和表现上看,在思维方式、审美评价、文体风格、语言表达等方面,有一种内在的华文文学传统的血脉流贯其中.     

“进＂对“入＂的历时替换补说

本文通过对语料的分析,在前人基础上对表示“进入”义的“进”对“入”的历时替换作出进一步补正,认为表示实在意义的“进”在历时发展中逐渐替代了“入”;而表示抽象意义的“进入”时,“进”对“入”的替换有很大的局限性,只有少数组合中的“入”可被“进”替换。     

"人"在《金瓶梅》中

在古代文学作品中,《金瓶梅》对于人和人性的描写和思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它写了人性的压抑、人性的觉醒、人性的扭曲,写出了人的兽性与理性的矛盾与统一。这也是《金瓶梅》在艺术上能塑造出一批真人、活人的重要保证。     

关于契丹小字中的“大金国”的“金”

契丹小字《郎君行记》的首三字表示"大金国"。其中对于意为"金"的契丹小字,前人曾为它构拟种种读音,但迄今犹无定论。《博州防御使墓志》中出现的另一个契丹字,据其语音可能也表示"大金国"的"金"。通过两种不同写法的"金"的对比,构拟了意为"金"的单体契丹字的读音。     

辽金西京佛寺“华严金碑”的文化研究

辽金西京之大华严寺，因其“奉安诸帝石像、铜像”和庋藏有宏幅巨帙的佛教大典《契丹藏》，而具有了皇家祖庙和国家图书馆的性质。其薄伽教藏殿的金代石碑，信息存储丰富而珍贵。记载了大唐成通年间集成的《经源录》以及至辽时典藏《太保太师入藏录》，目录详备。尤其是金灭辽，华严大寺“俄而灰之”的残状和金重建后，华严大寺的“壮丽严饰”，以及寺僧们“补以新经”、“圆兹教典”的艰辛过程，皆有详记。     

金庸小说的多重悲剧内涵

金庸小说最动人处在于具有多重内涵的悲剧描写：选择特定的历史时期为环境要素以渲染悲剧气氛，让人物从命运的、爱情的、性格的、人性的诸方面去演绎悲剧人生；以“故事中的故事”的独特性情节设计形成双重悲剧；“假喜剧”的悲剧形式的选择……这些是对传统武侠小说的根本性突破，甚而是对悲剧本身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