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救国探索和传教士强国之策的西学译介

以翻译引进西学,在西学中求得救国之策、强国之法,改变中国受外侮的命运。晚清社会现实决定了西学翻译与强国探索之间的关系。将西学、翻译和救国三者联系起来,分析华人救国之路的探索和传教士强国之策的译介在晚清三个历史阶段的不同历程、特点和相互关系,探讨强国探索影响下的传教士西学翻译的特点,提出翻译研究和历史研究应结合起来,尤其关注特定历史转折期中翻译所具有的特性以及翻译与历史的互动。     

《文学兴国策》所体现的文本、文化关系

本文以翻译研究和历史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文学兴国策》所体现的文本、文化关系。从译本再现晚清中国社会的文化特征、译本受到晚清主流文化的制约,以及译者通过译本对晚清社会文化进行重塑三个方面入手,研究《文学兴国策》与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动态关系。在挖掘作为历史语境的动态文化载体《文学兴国策》中所蕴涵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同时,分析我们自身以及我们自身的习俗和信仰等文化因素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特点。     

意识形态与翻译选本——晚清翻译选材的历史回顾

文章摆脱了将重点放在原作与译作文本对比上的传统翻译理论的束缚,从解构主义理论和文化翻译理论出发,讨论了意识形态的定义、特性和作用;从历时的角度,对晚清翻译史做了回顾和研究,从而阐述了意识形态对翻译选本的影响和操控作用.同时,也揭示了此影响并非是绝对的,而是具有相对性的.相对语言文字在翻译活动中的显性作用,这种影响是一种隐性作用力.     

丁韪良与京师同文馆

京师同文馆是由清廷举办,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长期担任总教习的中国第一所官办洋学堂,它是中国民族危机加深,晚清"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潮的产物,也是国门洞开后,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的创办,成为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肇端,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传教士与晚清教育改革刍议

传教士在晚清教育改革中起到了启迪、引导、示范等作用,为中国教育近代化和培养新式人才、广开民智作出了贡献。不应把传教士在晚清教育改革中的活动简单地视之为“文化侵略”。     

晚清西学东渐过程中的价值取向

晚清输入西学的主体为传教士及其他来华外国人及相关机构、清政府官办机构、中国民间知识分子及民办机构,这三类机构与人物,由于其立场、出发点有别,重点活动时期不一样,因而输入西学的价值取向有明显不同.官办机构输入西学有强烈的为用而译、急用先译的功利主义倾向,重应用技术,轻基础知识,重自然科学,轻人文社会科学,其缺陷由传教士及其他来华外国人及相关机构作了弥补,这是传教士在十九世纪末中国上层社会能发生重要影响的原因.官办机构中的译员,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西学传播的内容,但比较有限.庚子事变以后,中国民间资本在输入西学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官办机构、传教士机构均相形见绌.     

解构主义的文学翻译观

引言解构主义文学翻译观强调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强调解构作者的权威地位,是译者赋予了原作作者作品以新的生命。因此它赋予译者更大的自由,让译者主动地在阅读中介入作品的再创造。一、译作:原作的再生本雅明为波德莱尔《巴黎雕像》译文所作的序言《译者的任务》,一向被视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经典文献。这篇文章提到了译作是原作后起的生命这一观点。译作的依据当然是原作,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文章做了进一步的阐述,认为译作所依据的并非原作的生命,而是原作的来世。本雅明认为翻译总是晚于原作,世界文学的重要作品也从未在问世之际就有选…     

明清西方传教士来华对我国文化的影响

明清时期是西方传教士来华最盛行的时期,特别是晚清.他们在医学、教育、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诸多领域给数千年的中国封建文化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从另一方面讲,传教士来华,给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本文试图从传教士在华传教的历程出发,略论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对我国历史文化的影响.     

西方传教士与京师大学堂的人事纠葛

京师大学堂成立,丁韪良出任西学总教习,传教士担当了重要角色.但既为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是国家教育自主权所在,又不许外人过多染指.于是在如何利用西方传教士问题上存在纠葛.庚子事变后,人事有重大改组,传教士被集体辞退.此举意义重大,西方传教士对大学堂的直接介预,或从京师同文馆起对中国最高官办教育机构的直接干预至此告终.同时开始了京师大学堂聘请外国教习和学习外国路径由西到东,即由欧美而日本的转变.     

论晚清传教士林乐知著译的本土化取向

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寓华四十年间,在广学会、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上海广方言馆均留下了大量的翻译与著作,播下了西学传播的种子。为适应中国当时社会历史形势,使其传播的西学易于接受,他采取了本土化的译介策略。本文对其著译进行考察研究,从署名、译名、语言、语气、增删规避等方面分析其中的本土化取向,挖掘林乐知在翻译编著中采取本土化策略的目的、方法、影响与局限,剖析其西学传播的特点和策略,进而揭示他在中西文化融合与会通中的作用和贡献。     

女性主义对翻译理论的解构与重建

西方女性主义翻译观对传统翻译观发出了挑战。传统的翻译理论把原文和译作看作是对立的两极，并把二者的关系赋予了性别色彩：译作低劣于原作，且服从于原作，好比女性服从于男性。这种隐喻是以父权制为中心的结构主义二元对立为基础的。而女性主义翻译观则通过解构结构主义二元对立，重建原作和译作的关系．指出二者既平等又互补的共生关系。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可以通过和作者进行移情置换和角色转换实现原作与译作之间的平等。     

论傅兰雅在西学汉译中的杰出贡献--以西学译名的确立与统一问题为中心

本文指出晚清来华英人傅兰雅在西学汉译中的杰出贡献不仅在于他是翻译西书最多的人,而且在于他对阻碍西学传播的"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进行批判,始终致力于西学汉译名词术语的确立和统一问题,并把它作为一门学问进行探讨的第一人.他所提出的西学译名确立原则和统一方法,应该被视为中国近代西学翻译理论宝库中的重要内容.     

晚清科学出版的流变与走向

晚清科学出版由教会播种,兴于洋务运动,成于甲午战争之后。其纲领和学科顺序也随着出版主体的变化而发生了从 应用科学到理论科学再到社会科学的演变。到晚清后期,西学的外延逐步超迈了科学,而出版也成为一个从单纯翻译书籍到 编、印、发并重的系统,突破了早期以编译等于出版的认识。上海处于中国沿江、沿海的"弓箭"交叉点上,一举成为晚清科学出 版的中心,并形成了晚清时期以上海为中心向内地传播科学的特点。另外,西学出版的上游渠道逐渐从欧美转移到日本,大大 提高了引进出版效率,现代出版功能也随之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方言、宗教文化与晚清地方社会——以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所藏“榕腔”文献为中心

方言与一地的文化具有密切的联系,在区域社会研究中.利用方言文献,可以极大程度地把握地方文化的脉动.通过研读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所藏的大批榕腔文献,可知,由19世纪西方传教士形成的榕腔文献,与经本土世俗文人之手产生者颇有不同.相比之下,传教士记录的榕腔文献似乎更有章法.榕腔文献的大批产生,反映出传教士改造中国社会的强烈企图.榕腔文献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透过此类方言文献,我们可以看到晚清福州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作者希望通过此一研究,使得方言文献得到历史学界应有的重视.     

论民国时期西学东渐的特点

与晚清时期比较 ,民国时期的西学东渐 ,具有三个特点 :一是内容丰富 ,几乎所有的西学门类 ,如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哲学、宗教、心理学、地理学、史学、文学、美学、语言、文字、艺术、科技、医学、教育 ,以及各种各样的思潮、学说、观念都先后传入到了中国 ;二是主体的变化 ,回国留学生取代传教士和开明士大夫“扮演了‘盗火者’的角色” ,成为传播西学的主体 ;三是途径的多样性 ,除翻译西书外 ,著述介绍、邀请西方学者来华讲学等也是西学东渐的重要途径。     

晚清官员再教育思潮论略

晚清社会形成了一股对官员进行再教育的思潮。对官员素质现状的不满是思潮倡导者们的基本考量,此外,还有人认为对官员进行再教育是开民智、挽救民族危机、对外交涉甚至是抵制变法的具体需要。晚清官员再教育思潮提出的最主要的教育形式有学堂教育、出洋游历与衙署学习。教育内容在清末新政前是中学、西学并重,而新政后则以西学为主。这股思潮虽然无法摆脱传统思想的影响,认识不到官员素质不高的根源,但仍然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晚清督抚西学观念的演进--以沿江沿海督抚为中心的考察

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 ,晚清沿江沿海督抚西学观念的演进呈现出了一个层次分明、逐步深化的过程。综观晚清 70年督抚西学观念的演进 ,可知 :其一 ,民族危机的刺激是督抚西学观念演进的第一动力 ,督抚西学观念演进的过程亦是其探索中华民族出路的过程 ,其爱国之意是明显的。其二 ,晚清督抚西学观念的演进 ,在客观上推进了近代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其三 ,督抚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与其对西学的认知程度成正比 ,督抚固有的文化观念 ,既提供了其接纳西学的思想基础 ,又规定了其吸收西学的限度。其四 ,晚清督抚的文化观 ,在某种意义上 ,又构成了清政府进行各项改革的思想指导。     

论小说翻译的符号学途径

符号学的翻译观为语用意义的理解和再现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理论基础。皮尔士的符号三分法将解释项引入翻译过程,与其相对应的语用意义就成为翻译中意义转换的首要任务。在小说翻译中,翻译者应该分析原作语言符号,主要是句法结构所蕴含的丰富的语用意义,并在译作中忠实地再现出来,从而再现原作的社会历史现实和艺术意境。     

论晚清地方官书局兴起的文化逻辑

晚清同光时期,由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中兴名臣开其端,诸省督抚大吏倡其行或承其绪,职业经理人和校勘专家、刻工落其实,自下而上并受到清廷认可或饬办的官办出版机构——地方官书局的兴起,有其深层次的文化逻辑结构。清廷"右文"政策和中央出版机构示范下形成的校勘刊刻之出版传统和社会风气,以及晚清时期清廷文字禁网政策趋向松弛,是晚清地方官书局兴起的文化制度逻辑。在"挑战—应战"的文化生成与发展动力模式下,太平天国政权争夺文化统治权的文化暴力挑战和地方官绅知识分子的应战与"以暴制暴";在"冲击—回应"的文化生成与发展动力模式下,西方传教士翻译出版西学书籍的文化柔性冲击和地方官绅知识分子设立编译书局、出版西学诸书的回应与接纳,这两者构成了晚清地方官书局兴起的外部文化动能。地方督抚、官绅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与家国情怀,文化与社会责任,是晚清地方官书局兴起的内在文化动能。地方督抚、官绅知识分子校勘刻书的活态文化实践,则是晚清地方官书局兴盛的文化表征。     

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新论

何如璋在出任驻日本公便期间 ,以文会友 ,广泛结交日本朝野人士 ,给日本文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在琉球事件交涉中据理力争 ,毫不屈服 ,维护了国家的利益和尊严 ;他关注朝鲜情形 ,筹划开国之策 ,曾对朝鲜朝野上下产生了广泛而又积极的影响。但由于日本外交档案中新史料的发现 ,表明他在中法战争前夕曾向日本提供过情报 ,因而使我们对这位最早“走向世界”的晚清外交家的是非功过有了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