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普列汉诺夫的“五项论”看“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范畴——兼与张云勋、邹永图同志商榷

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这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的涵义,长期以米就存在不同的看法,近年来又出现了新的争论。《学术研究》1980年第五期和1981年第三期上分别发表了邹永图同志的《对“社会存在”范畴的一些理解》和张云勋同志的《略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范畴》的文章。     

对“社会存在”范畴的再理解——兼答张云勋同志

张云勋同志在《略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范畴》一文中,对拙作《对“社会存在”范畴的一些理解》提出了商榷意见,(以上两文见《学术研究》1981年第3期以及1980年第5期)使我得到不少教益。这里,笔者拟就几个分歧较大的问题,再谈一些浅见,请张同志及其他同志批评指正。 (一) 在讨论中首先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范畴,同辩证唯物主义的     

再论“两变”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命题

张江明同志在《关于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和哲学基本问题的再探讨》(载《学术研究》1981年第6期)一文中仍然坚持“两变”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概括和表述,概括了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并对这个观点作了进一步的“再探讨”。对于张江明同志“再探讨”一文中一些主要观点,我提出一些不同看法,同张江明同志“再商榷”。不对之处,敬请张江明同志和其他持不同观点的同志批评指正。 (一) 我认为,首先要把哲学问题同哲学命题区别开来。哲学基本问题是一个问题,是一个短语,它不是一个哲学命题,不是哲学判断。哲学基本问题是一个什么问题呢?恩格斯总结了哲学史上唯     

略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范畴——兼与邹永图同志商榷

目前,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里,对一些基本的范畴的内涵和外延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深入探讨这些范畴的确切含义,对完善与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体系是有重要意义的。大家知道,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反作用。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但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设施等社会现象,应该划入社会存在,还是划入社会意识呢?     

唯物史观的一个根本问题

“社会存在”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范畴。如何理解“社会存在”是唯物史观的一个根本问题。多年来,国内外哲学界对于这个范畴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目前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上刊登的《‘社会存在’范畴释义》(以下简称《释义》)提出:“从本体论意义看,‘社会存在’相当于作为社会实体的人类及人所改造的、人的肉体之外的自然物;而从现象论意义看,‘社会存在’指人类社会的一切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再论汉武帝末年人口并非减半——兼与葛剑雄同志商榷

《史学月刊》1981年第3期刊载了笔者《西汉时期人口自然增长率初探》(以下简称《初探》)一文,在涉及汉武帝末年的人口数量问题上,与传统的看法不同,认为“并非减半”。而这种观点在当时也不是没有共鸣者,葛剑雄同志就是其中之一。但时隔两年,葛同志在没有作任何说明的情况下转变了以前的看法,认为“举其大要”,武帝年间的户口减半“是毫不奇怪的”。并且,还就此问题,提出与《初探》商榷,因此之故,愿将自己的浅陋之见再加陈述。     

屈原族别再探——并答夏剑钦同志

拙作《屈原族别初探》(载《学术月刊》1981年7月号)发表后,引起了一些同志的兴趣和争论。夏剑钦同志的《也谈屈原的族别问题》(载《江汉论坛》1982年第5期,以下简称《也谈》)就是对拙作基本观点提出不同意见的一篇。拜读之后,殊感有继续讨论的必要。现就有关几个问题,再作探索,以求正《也谈》作者和广大同好。     

“剩余价值”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殊经济范畴吗?

卓炯同志在《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再认识》一文中说:“剩余价值可以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殊经济范畴,而是扩大规模商品生产的共有经济范畴。”(《学术研究》杂志1980年第五期)后来我们又读到他发表于《光明日报》的文章《怎样理解马克思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1981年7月25日第4版)。这篇文章虽然没有再一次明白地提出这个观点,但显然是这个观点的进一步论证。我想就卓炯同志在两篇文章中涉及的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     

社会意识有相对独立性

读了贵刊八一年第二期尚乐林同志的《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吗?》一文,不无启发。但对尚文的观点实难苟同。我们认为尚乐林同志对“社会意识”的概念和“相对独立性”的理解都是值得研究的。首先,尚乐林同志把“社会意识”与具体的意识形态混为一谈了。“社会意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特定概念。同任何一个科学概念无不具有特定的内涵和外延一样,“社会意识”也有自己特定的含义。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即人们对自己周围环境、社会关系、社会构成的认识。社会存在是第一性的,是产生社会意识的根源;社会意识是第二性的,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这是它的内涵。它的外延指包括政治、法律、道德、哲学、科学、宗教等具体的意识形态,以及人们在日常活动、相     

同一、斗争与相对、绝对——就教于马清健、吕英寰同志

马清健和吕英寰同志的《论绝对和相对》一文(以下简称《马文》。见《哲学研究》1981年第9期),从绝对和相对的分析中,论证了“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观点。笔者有不同的看法,谨提出商量请教。     

对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的看法——与卓炯、郑兴听同志商榷

卓炯同志在《对剩余价值论的再认识》一文中认为,剩余价值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范畴,而是商品经济的范畴。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有,在社会主义也有。(见《学术研究》80年第5期,以下简称卓文)郑兴听同志在《社会主义存在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吗?》一文中认为,卓炯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社会主义不存在剩余劳动,所以也就不存在剩余价值。(见《学术研究》81年第2期,以下简称郑文)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论据不足的。 (一) 郑文全篇的论证基础和出发点,是用否定社     

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属于半社会主义半民主主义性质

张绍煜同志提出:“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社会性质基本上属于社会主义范畴。”(见《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我认为,这个观点值得商榷。     

青海汉语方言中的“宾——动”式——兼与程祥徽 张成材同志商榷

<正> 读了《中国语文》1980年第2期程祥徽同志《青海口语语法散论》一文(以下简称《散论》)和《青海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张成材同志《西宁方言的语法特点》一文(以下简称《特点》),很受启发。我也愿参加这一探讨,谈谈自己的一点粗浅的看法,供参考。     

论社会主义社会肯定与否定的辩证法——与张江明同志商榷

张江明同志不愧是我国学术界研究社会主义辩证法问题的带头人。我们一直在注视和学习他的研究成果,从中得到不少的教益;但也发现我们与他在某些观点上存在歧异。这里,我们打算就张江明同志原在《哲学研究》1981第9期刊登后来被收入《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问题研究》一书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否定之否定问题》(以下简称《问题》)一文的某些观点谈一下看法,以就教于张江明和哲学界的其他同志。(一)     

再谈正确的感性认识不是真理——答安起民同志

<正> 《对真理定义的质疑》一文在《学术月刊》表发后(见《学术月刊》1981年第7期),一些同志对我提出的“正确的感性认识不是真理”,“真理只能是人们对客观事物本质规律的正确认识”看法不一。安起民同志还专门对拙作提出商榷意见(见《学术月刊》1982年第8期,以下简称安文,凡引此文不另注)。笔者不仅对安文中的主要观点不敢苟同,而且认为进一步弄清正确的感性认识到底是不是真理,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极为有益的。所以,有必要再谈些浅见。一方面答安起民同志,再是也希望其他同志正教和参加这一问题的研讨。     

我对“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一点看法

近十几年来,人们一直把“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以下简称“两变”)的提法,作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命题。一九七四年后,有同志还断定“两变”的提法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精辟概括和生动表述”。(张江明同志的哲学小册子《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以下简称《发展》)“‘两变’的命题,表述了辩证唯物论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完满解决。”(梁琼芳:《“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命题,可以理解为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一种科学的表述》,以下简称《表述》,载一九七九年第四期《学术研究》)这更远远超出了一个认识论命题的范围。然而,这种提法究竟是否科学,这种认识究竟是否正确,我认为都是很值得商榷的。     

物质范畴在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和认识论中的异同——兼与袁宏毅同志商榷

读了袁宏毅同志《关于“物质”定义的探讨》一文(以下简称《探讨》,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觉得文中提出的问题,即如何分别理解、定义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物质范畴,是很有意义的。我不避见识之浅陋,加入这一讨论,以求得同志们的指教。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经典作家对物质范畴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中的异同,可以说并没有十分明确地、具体地划分。在他们的一些著述中多次谈到这一范畴时,都是就整个哲学体系而言的,既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又具有认识论的意义。我国一些哲学教科书比如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物质范畴的定义是这样的:“物质是不依赖于     

必须划清几个界限——关于真理是否包含错误问题的初探

在真理是否包含错误的问题上,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人是持否定观点的。最近阅读了邓兆明同志发表于《兰州学刊》1985年第5期的文章——《真理中有可能隐蔽着错误》(以下简称《可能》)以后,深感有弄清这个问题的必要。故作此初探,特向邓兆明同志及广大哲学界同仁请教。 综观当前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分歧,我认为,实现统一认识的关键是在于划清如下几个界限:     

任何真理都是客观的——对《毛泽东主观真理初探》一文的意见

范贤超、周建平同志的《毛泽东主观真理初探》一文(载《学术论坛》1986年第2期,以下简称《初探》),对毛泽东的真理观,发表了他们的见解,读后使人有所启发。但对该文的基本观点,笔者不敢苟同。现将自己的几点粗浅看法提出来,就教于同志们。     

正确运用历史观点探讨真理的问题——并与何祚庥同志再商榷

我們在《学术研究》1962年第4期,曾以《关于实践标准的理解和运用》为題,提出关于实践标准的絕对性和相对性及真理的絕对性和相对性的理解,并对何祚庥同志的《論自然科学研究中有关实践标准的若干問題》一文的个別章节中有关的問題进行商榷。以后,我們很高兴地从《新建設》1962年11月号拜讀了何同志的答文,在此期間又陆續看到有关真理和錯誤关系問題爭論的文章。为了进一步探討这个問題,我們不揣冒昧,除謹与何祚庥同志再商榷外,并对一些同志的某些意见提出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