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范畴——兼与邹永图同志商榷

目前,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里,对一些基本的范畴的内涵和外延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深入探讨这些范畴的确切含义,对完善与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体系是有重要意义的。大家知道,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反作用。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但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设施等社会现象,应该划入社会存在,还是划入社会意识呢?     

从普列汉诺夫的“五项论”看“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范畴——兼与张云勋、邹永图同志商榷

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这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的涵义,长期以米就存在不同的看法,近年来又出现了新的争论。《学术研究》1980年第五期和1981年第三期上分别发表了邹永图同志的《对“社会存在”范畴的一些理解》和张云勋同志的《略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范畴》的文章。     

再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逻辑关联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逻辑关联,既是马克思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长期以来,学界对此开展了很多研究并形成了不少有影响的成果,但依然存在着诸多研究空间,甚至一些“元问题”也依然有探讨的必要。如果我们引进本体论、认识论和实践论三种维度并由此来阐释此种逻辑关联的话,那就会有新发现：众所周知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成立于本体论维度,“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成立于认识论维度,“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共同决定社会实践”成立于实践论维度。只有完整把握马克思的上述思想,才能深刻领会马克思语境下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逻辑关联。     

再论刘永福——兼与丁名楠同志商榷

一 如何正确评价黑旗军领袖刘永福?这是中法战争史研究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解放以来,在许多专著和文章中,都说刘永福为了官爵,投降清朝,背叛了农民起义军。前不久,丁名楠同志的《关于中法战争几个问题的初步探索》一文(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以下简称《关》文),就把刘看作是与清合流(即同流合污之谓)之人,说刘是为个人谋生路、仰慕名器、为清政府引诱而最后成为清朝一名听驱使、受摆布的奴仆。解放以来的这种说法,造成了许多不良的后果:     

对“社会存在”范畴的再理解——兼答张云勋同志

张云勋同志在《略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范畴》一文中,对拙作《对“社会存在”范畴的一些理解》提出了商榷意见,(以上两文见《学术研究》1981年第3期以及1980年第5期)使我得到不少教益。这里,笔者拟就几个分歧较大的问题,再谈一些浅见,请张同志及其他同志批评指正。 (一) 在讨论中首先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范畴,同辩证唯物主义的     

再论序变——兼与查汝强同志商榷

近几年来,哲学界关于结构形式变化引起质变问题的讨论,发表了许多文章。1982年我发表《序变与质量互变规律》(哲学研究、1982年第10期),提出序范畴及序变原理后引起了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要不要把序变引进质量互变规律,即事物是质、量的统一体,或是质、量、序的统一体?事物的变化只存在一种形式,或是多种形式? 笔者认为,世界是复杂的,事物的变化、旧事物向新事物过渡的形式和途径也是复杂多样的,并非只存在着量变达到关节点引起质变这唯一形式,而是存在着量变达到关节点引起质变、序变达到关节区引起质变以及量变与序变协同作用引起质变三种基本形式。     

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矛盾运动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 ,是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 ,是通过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展开的。它们之间既对立又统一 ,由此推动人类社会历史不断向前发展。从总体上看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 ,就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矛盾运动     

论李秀成的投降——兼与钟文典等同志商榷

李秀成是太平天国杰出的领袖之一,他从圣兵到统帅,出生入死,身经百战,为太平天国革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但是,李秀成也犯下了不可原谅的奇耻大错,曾经向敌人投降。因此,史学界对他的评价历来就有争论,争论的焦点,当然不是他的功绩,而是他的投降问题。史学界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投降,一种称之为乞降。看来乞降比投降的罪错要来得轻些,因为乞降好象还没有“降”,而投降则是已经降了。但不管怎样,问题的实质还是一个降字。从李秀成在自述中的表现来看,应该是属于投降,说是乞降的人,可能是对李秀成有所偏爱。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我们不应为勇者讳。     

再论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兼与徐庆凯同志商榷

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关于充足理由律的争议较多,本文暂不涉及)是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这是逻辑学界一个流行的基本观点。对此,徐庆凯同志在《“形式逻辑基本规律”质疑》一文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三条规律根本不是形式逻辑的规律,更不是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而只是形式逻辑的规则。这就向逻辑学界提出了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1.为什么说同一律等是形式逻辑的规律?2.为什么说同一律等是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而在一般逻辑论著中,对这两个问题的具体论述尚不多见。因此,本文拟就此作一点探讨,顺便谈一点对徐文的不同看法,以就教于同志们。     

再论周昭王在位年数——兼与张闻玉同志商榷

西周昭王在位年数,史书失载。《帝王世纪》:“昭王在位五十一年”是据刘歆《世经》所加大的鲁公年数而推的,与史实不合。新城新藏在《东洋天文学史研究》中据《晋书·束皙传》:“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的记载,与文王受命七年、武王六年、成王三十七年、康王二十六年,四王合计共七十六年的年数相比较,正差二十四年,于是定昭王在位年数为二十四年。这一加减法所依据的“百年”数字出处不明,且有解说上的伸缩性,故拼凑的这个“二十四年”,实难成立。只有晋太康二年汲郡魏襄王墓出土的《竹书纪年》所记昭王十九年,为秦火前的记录,     

上层建筑是社会存在吗?——和林木同志商榷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历史观的根本问题。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历史唯心主义认为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两种历史观的斗争归根到底是围绕着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的不同回答展开的。因此,分清什么是社会存在,什么     

论审美中介——兼与劳承万、胡经之等同志商榷

审美中介概念是近年来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近几年来在美感问题研究上的专著和文章,对审美中介的理解,主要有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再论汉武帝末年人口并非减半——兼与葛剑雄同志商榷

《史学月刊》1981年第3期刊载了笔者《西汉时期人口自然增长率初探》(以下简称《初探》)一文,在涉及汉武帝末年的人口数量问题上,与传统的看法不同,认为“并非减半”。而这种观点在当时也不是没有共鸣者,葛剑雄同志就是其中之一。但时隔两年,葛同志在没有作任何说明的情况下转变了以前的看法,认为“举其大要”,武帝年间的户口减半“是毫不奇怪的”。并且,还就此问题,提出与《初探》商榷,因此之故,愿将自己的浅陋之见再加陈述。     

道德理想再辨——兼与刘伟同志商榷

<正> “道德理想”是马克思伦理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对它的研讨将大大有助于伦理学理论研究的深化。最近,笔者十分高兴地读到了刘伟同志这方面研究的专文《道德理想辨正》。(见《东岳论丛》1985年第五期,以下简称《辨正》)读后总的感觉是:该文确实不乏新颖独到见解,有许多地方能引起人们进一步地深入思考。不过笔者也觉得文中有些提法、论点还是有商榷余地的。因此,笔者本着共同促进、相互启发的目的,将自己的见解提出来,以便和刘伟同志以及     

略论生产力范畴与劳动生产力范畴的联系与区别——兼与韩洪章同志商榷

<正> 《齐鲁学刊》1984年第五期登载了韩洪章同志的《劳动生产力之管见》一文。韩文的基本观点是:“生产力就是劳动生产力,也就是人们通过具体劳动改变自然物使之采取适合人们需要的形态即产品形态的能力。”理论界的部分同志,也如该文一样,把生产力等同于劳动生产力。我认为,这种观点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生产力与劳动生产力的经典性论述相悖,而且也无益于指导生产实践。本文不打算就劳动生产力范畴的内容进行详细的考察,只准备就生产力范畴与劳动生产力范畴的相互关系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兼与韩洪章同志商榷。     

物质范畴在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和认识论中的异同——兼与袁宏毅同志商榷

读了袁宏毅同志《关于“物质”定义的探讨》一文(以下简称《探讨》,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觉得文中提出的问题,即如何分别理解、定义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物质范畴,是很有意义的。我不避见识之浅陋,加入这一讨论,以求得同志们的指教。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经典作家对物质范畴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中的异同,可以说并没有十分明确地、具体地划分。在他们的一些著述中多次谈到这一范畴时,都是就整个哲学体系而言的,既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又具有认识论的意义。我国一些哲学教科书比如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物质范畴的定义是这样的:“物质是不依赖于     

略论生产力的性质——兼与孙叔平等同志商榷

生产力是人们生产物质资料的、改造自然的能力,它是劳动者、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的有机的具体的结合。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不仅标志着人类社会控制和征服自然界的程度,而且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借以建立和发展的必要物质前提。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是以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来区别的。社会生产方式又是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生产力的历史的具体的统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是各个社会形态的共有规律。因而,考察生产力的性质,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目前我国经济学界对于什么是生产力的性质、什么决定生产力的性质等问题,还有着一些不同的看法,本文打算就这方面的问题作一些探讨。不当之处,请同志们指教。     

劳务价值论不科学——兼与王慎之同志等商榷

最近不少同志提出了劳务价值论,说它是劳动价值论的必要补充。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为了单纯地研究问题,需要作两项假定。第一、现在在服务业的名目下有一些物质资料生产部门,例如,建筑业、运输业、通讯等等,这些部门的劳动当然创造价值,无须讨论。要讨论的是教育、科学、医疗、体育和娱乐等等服务,是否能创造价值。第二、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资本的各种具体形式都在进行增殖运动,生产     

谈谈我对“社会存在”范畴的理解——兼与王荫庭、何祚榕先生商榷

《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刊载了王荫庭先生的《“社会存在”范畴释义》一文,同年第6期又刊载了何祚榕先生与王荫庭先生的商榷文章。拜读两位学界前辈的文章,颇受启发与教益,但同时又觉得两位先生的观点似有进一步探讨与磋商的地方。笔者初涉学界,特别是作为曾受教于王先生的学生,不避浅陋之嫌,谈谈对唯物史观中的“社会存在”范畴的理解,以就教于王、何两位先生及学界同仁,并冀使这一问题的讨论更进一步深入。     

再论史密簋所记作战地点——兼与王辉同志商榷

史密簋铭文记载了南夷等军入侵东国,周王命师俗、史密东征和东征的作战实况,为研究西周中期的战争史、东国与诸夷关系以及方国地名等方面,提供了新的金文资料。我曾在《史密簋铭文补释》(《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1期)一文中作过初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