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坚持唯物辩证法,克服形而上学和相对主义

正确地理解和解释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的核心: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相对和绝对的关系,对于从哲学上总结建国以来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分析左倾错误在理论上和认识上的根源,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一)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指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11页。)对立面的统     

再谈形而上学的涵义问题——兼答徐庆凯同志

(一) 徐庆凯同志的《关于形而上学的两个问题》(见《学术研究》1981年第2期)文中说:“恩格斯只是沿用了黑格尔早已赋予‘形而上学’的涵义(即反辩证法的同义词)。恩格斯对‘形而上学’并没有提出过一种前所未有的特殊新涵义。”在这个问题上,我以为是无可争辩的了”。我们的再讨论就从这个所谓“无可争辩”的问题谈起。《辞海》关于“形而上学”条目的释文认为:“从黑格尔开始,把形而上学用作反辩证法的同义词”。笔者在前文中正是针对这一点指出,这种说法不对,是一种误解。在黑格尔那里,形而上学从来不是反辩证法的同义词。何以见得?在前文中已经引证过一些材料,这里再提出一些新的论证。     

从形而上学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形而上学——读书札记

如何对待形而上学,这是被一些论著搞得相当混乱的一个问题。而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均有重要意义。恩格斯在批评费尔巴哈简单地对待黑格尔哲学时指出:“仅仅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象对待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加以清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     

坚持马克思主义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答刘继岳同志

读了刘继岳同志的文章《坚持恩格斯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第5期),觉得文章涉及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问题,有必要作进一步讨论,下面提出几点意见,就教于刘继岳同志和广大读者。     

略论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只有一个——兼答金羽、刘炯忠同志

金羽、刘炯忠二同志(以下简称金羽二同志)在1979年第四期《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的《唯物辩证法的主要规律究竟是几个?》一文,对我同年4月19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只有一个》这篇拙文,提出了全面的不同意见。这对于我继续研究这个问题是很有益处的。为了相互促进,本文拟对我所赞同或坚持的观点再作进一步地阐发,并对金羽二同志的意见作些答复。     

辯証法还是形而上学?——答言立同志,附答周書文同志

关于統一性和斗爭性的关系問題,其中包括統一的相对性和斗爭的絕对性問題,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著作中有着一系列基本的論述和指示。但是,由于我們对經典著作学习不够,在我們宣傳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时,碰到这些問題总感到講不透彻,我也是其中一个。这种情况和一九五八年以来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的蓬勃开展是不相适应的,必須解决这些問題。这些問题必須联系中国革命和社会主     

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及其时代特征

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缺陷是用超出了经验范畴的纯粹概念的逻辑推论 ,去建构绝对的、普遍有效的体系。它与唯物辩证法在理论上、认识上和实践上是对立的。克服理论上和认识上的形而上学不易 ,而克服实践上的形而上学更难。坚持唯物辩证法 ,就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既反对理论和认识上的形而上学 ,也反对实践上的形而上学     

答項文和同志

自拙作‘關於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期的基本規律問題的討論’一文發表後,曾先後收到過一些讀者同志們寫信或寫文章来提出不同的意見。拙作在發表的時候,卽曾在一開頭引用了斯大林同志的名言,認为:‘谁都承認,如果没有不同意見的爭論,没有自由的批評,任何科學都是不可能發展,不可能進步的。’因此,對於拙作发表后,能够引起讀     

休谟问题与形而上学——答陈波教授

笔者就陈波教授所提的问题逐一进行回答,从而澄清如下几个观点:(1)休谟的怀疑论证是成立的和有深远意义的。(2)休谟哲学具有一种张力结构,而极端怀疑论是其中的一个要素。(3)否定一切先验知识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形而上学的可修正性和先验性是可以并存的。(4)形而上学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程度的神秘性,这正是它不同于科学的地方;但是其神秘性应当被降到最低程度,这正是形而上学不同于宗教的地方。(5)形而上学或某种主义是不能不谈的,除非放弃哲学研究。     

坚持唯物辩证法 增强科学预见性──重温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

坚持唯物辩证法增强科学预见性──重温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张寿长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之所以能科学地预见抗日战争的必然进程以及中国必定胜利的结局．原因不是别的．而是他能正确运用辩证谁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分析问题。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要尊重和学习科学——答尹良荣同志

宇宙学已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建立在相对论、量子论等理论基础上并有科学实证和实验依据的宇宙大爆炸的揭示,宣布了上帝的死亡、旧宇宙观的终结,哲学不应再去研究世界的本原,而应按照宇宙实际的发展过程去认识宇宙。尹良同志不仅“不敢苟同”而且主张“抵制”大爆炸的揭示,坚持本原论,却没合出新的科学理论和实证、实验依据。我们应尊重和学习科学,科学是抑制不得。尹的情感论断使其走向自己所批评的反面。     

答叶未明同志

我在文史哲一九五四年第十期上写了一篇谈经济法则的短文,用意是想对讨论我国过渡时期经济法则问题中所涉及到的几个问题,试作一个简单和通俗的解答,但因那篇文章写的比较简略,同时又限於个人的水平,所以就显得不够深入和全面,甚至有不正确的地方,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例如在说明经济法则和社会发展法则的区别时,我很同意叶未明同志的意见,文中虽然指出了经济法则和社会发展法则在含义上是有区别的,也说明了一下它们之间的区别,但对这个区别说的不够全面,所以容易使人感到两者好像是没有什麽区别似的。叶未明同志说我无意中把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法     

形而上学还是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之我见

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是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人学唯物主义．抑或是唯物史观．辩证方法,或是别的什么？与此相联系,目前我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我们的哲学教科书宣讲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否真正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貌？我们应该怎样对待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回到马克思”,还是“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这些似乎早已不成问题的问题,近年却成了哲学界的一个热点．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我们长期以来没能从哲学…     

再谈环渊——答吴光同志

<正> 吴光同志之大作——《稷下道家三辨》(载《齐鲁学刊》1984年第2期,以下简称《三辨》)中的一辨是对拙作《环渊考辨》(同上,1983年第3期)作正辨的,读后受益非浅,然而对其基本论点,仍有不少疑惑处,今作“再谈”,复陈鄙见,伫候吴同志明教。(一)关于“姓名”吴光同志对环渊作正辨的重点是范蜎是否即环渊。他提出三条证据证明范蜎决非环渊:“第一,姓名不合。按古字通假之例及前人考证,环乃蠉之坏字,蠉、蜎可通,故范环、范     

阶级分析的唯物辩证法——兼与陆德生同志商榷

任何一个阶级——无论是剥削阶级或被剥削阶级,自它产生的那天起,都有其政治与经济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是:经济是第一性的,政治是第二性的;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又反作用于经济。在进行阶级分析时,必须对其政治与经济这两个方面进行既唯物又辩证的分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们就是这样做的。这里,我想谈谈自己在学习经典作家关于阶级分析理论中的一点体会,兼与陆德生同志商榷几个有关问题。一、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是阶级分析的出发点各个阶级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每     

坚持唯物辩证法与农村金融的深化改革

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必须同中国国情相结合。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相结合,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政策、道路,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不断前进。同样,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金融事业,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 第一,应用辩证法,从实际出发,合理设置农村金融机构,优化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近年来,在金融体制改革中,在机构设置上采用了“多元化”金融体制,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即各专业银行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立机构,刮起了“大办金融机构风”,如吉安县永阳镇,只有二千多人口,就没有三家专业银行和信用社的五、六个营业网点。这是一     

论社会必要劳动——兼答寒苇同志

我在《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效果两个理论问题的初步探讨》一文中(见本刊1962年第9期),曾从评价社会主义经济效果的角度,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单位使用价值的被会必要劳动时间,存在着三种具体形态的见解。《江汉学报》1982年第10期发表了寒苇同志《两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是两个不同的经济范畴》一文,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对推动我进一步考虑一些问题是有教益的。但是对寒苇同志的批评论点,我是不同意的,并觉得许多问题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下面就几个主要问题,谈谈我的意见。     

形而上学还有没有现实意义?——与余维宗同志商榷

《晋阳学刊》一九八一年第一期发表的余维宗同志的《从形而上学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形而上学》一文,读了有些感想,写来与作者商榷。余文提出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不要停留在形而上学的具体表现上,而要抓住它的根本,即否认对立统一的原则,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这是有启发的。但余文批评了李达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中的一个观点:形而上学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作为人类认识史的必经阶段的形而上学,在认识史上曾经起过进步作用;但是唯物辩证法产生之后,形而上学就“失去了任何进步作用,成为应当抛弃的反动的东西     

苗语与楚语——兼答夏剑钦同志

《屈原族别初探》(以下简称《初探》)在《学术月刊》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魏鸣泉同志在《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述略》中指出,关于屈原的族别问题,“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确有许多问题值得探索。这个问题的提出,无疑也是对那种以汉民族文学史代替整个中华民族文学史的历史偏见是一个大胆的挑战!”(见《民族文学研究》八一年一、二合期)。既是挑战,必有应战。继夏剑钦在《江汉论坛》八二年第四期发表的《也谈屈原的族别——与龙海清、龙文玉同志商榷》之后,《吉首大学学报》八二年第二期又发表了署名为吴广平、张伯传的文章《屈原不是少数民族》(以下简称《不是》),对我们的论文提出质疑和批驳。为明辨是非,我们分别写了一组文章,逐个问题释疑和反驳,在八二年第六期的《求索》发表的《苗族与楚族》文中,重申了“高阳”不是黄帝的“孙子”,屈原不是“毕族”的观点,并且说明楚族和苗族是一个民族的两个称呼,从族源上论证屈原是苗族,虽不指名,也算是对夏、吴、张等同志的一个回答。本文想从语言的角度,与夏、吴、张等同志讨论,并进一步阐述我们的观点。《不是》文中说：“《初探》说在汉、苗语中同音同义,这只能看成是一种巧合,而不能简单地认为是苗语的汉字音读。”这种“巧合论”我们不同意,以下拟广列代证,从多方面说明。     

再论本体论——答刘福森同志

我在1985年《哲学研究》第12期上发表了《本体论能否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科学?》以后,陆续看到了一些批评文章,但均无暇作答。刘福森同志在《人文杂志》1989年第2期上发表《评“本体论”哲学——兼论实践唯物主义》一文,对我那篇文章的“失误”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提出了六点诘难,并表明了他自己的观点。由于他提出的都是一些原则性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性质,我感到有一辩之必要。下面我就按照他所提出的六个问题的顺序,谈谈我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