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社会主义社会肯定与否定的辩证法——与王坛浦、张政同志商榷

王坛浦和张政两同志(简称王、张)在《论社会主义社会肯定与否定的辩证法》一文中(见《学术研究》1986年第3期),对我先发表于《哲学研究》,后收入《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问题研究》一书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否定之否定问题》(简称《问题》)一文某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同我商榷,对我很有启发和教益。我在该文中对某些问题的论证不够充分,未有展开,确实需要补充。但是,我对王、张的一些论点仍持有不同看法,现提出再作商榷,并就教于王、张和哲学界同仁,以便进一步探讨。     

关于形而上学的科学涵义

(一)我们认为,把形而上学作为一般思辨哲学的代名词来使用,以及把形而上学用作反辩证法的同义词,都不甚科学。因为这些都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以及许多大思想家对形而上学的评价。首先,他们并没有把形而上学当作反辩证法的同义词而加以指责。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早期合写的《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没有把形而上学看成是反辩证法的东西。马克思说:“黑格尔天才地把17世纪的形而上学同一切形而上学以及德国唯心主义结合起来并建立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包罗万象的王国。”在《哲学的贫困》中,有一章的标题就叫做“政冶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显然,他们不仅在肯定的意义上使用过“形     

再论董仲舒天道观的辩证性——兼答周乾溁同志

我的《董仲舒天道观重探》(见《中国哲学史研究》1986年第2期,以下简称《重探》)发表后,周乾溁同志著文《懂仲舒的天道观辨析》见《中国哲学史研究》1988年第1期,以下简称《辨析》)提出了商榷,我表示诚挚的欢迎。不过,对《辨析》一文所持观点,论据以及对我的驳难,我认为都很难站得住。这里分歧的实质仍是董仲舒的天道观是辩证法的,还是形而上学的问题。下面是对周乾溁同志的答复,也是对我的观点的进一步论述。     

关于“差异就是矛盾”和矛盾同一性的内容问题

怎样理解“差异就是矛盾”,矛盾双方的共同点和矛盾转化是否同一性的内容?这些问题是有关对立统一规律的重要问题。1982年第6期《人文杂志》发表了陈世夫同志《形而上学还是辩证法——略论有关矛盾的几个问题》(以下简称《略论》)一文,对上述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读后很受启发。但他的观点我不大同意。这里略陈管见,以求教于陈世夫同志和其他同志。     

宇宙的辩证发展决不会终结——与郝宁湘先生商榷

宇宙的辩证发展决不会终结——与郝宁湘先生商榷《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７年第２期读者评议栏发表的郝宁湘先生《“热寂说”真的终结了吗？》（以下简称郝文）对同刊１９９５年第５期发表的拙文《微弱的有序与强大的无序》（以下简称拙文）提出了若干问题，读后深有所感。...     

再谈形而上学的涵义问题——兼答徐庆凯同志

(一) 徐庆凯同志的《关于形而上学的两个问题》(见《学术研究》1981年第2期)文中说:“恩格斯只是沿用了黑格尔早已赋予‘形而上学’的涵义(即反辩证法的同义词)。恩格斯对‘形而上学’并没有提出过一种前所未有的特殊新涵义。”在这个问题上,我以为是无可争辩的了”。我们的再讨论就从这个所谓“无可争辩”的问题谈起。《辞海》关于“形而上学”条目的释文认为:“从黑格尔开始,把形而上学用作反辩证法的同义词”。笔者在前文中正是针对这一点指出,这种说法不对,是一种误解。在黑格尔那里,形而上学从来不是反辩证法的同义词。何以见得?在前文中已经引证过一些材料,这里再提出一些新的论证。     

关于“美的规律” 的认识及其“主体性”的质疑——也兼与向翔同志商榷

《河北学刊》今年第四期发表的严昭柱《论美的规律的客观性质——兼与向翔同志商榷》(下简称《论美》),对《再论美的存在和美的规律》(下简称《再论》)一文偏离唯物主义路线的观点和失误,进行了有理有据的中肯批评,读后受益匪浅.笔者同《再论》的作者对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提出的“美的规律”这一根本问题的认识与阐释,也存在着分歧,故本着“争鸣”精神,谨以此文就教于向翔等同志.     

关于“形而上学”涵义的再商榷

何新同志在《学术研究》1982年第3期上发表《再谈形而上学的涵义问题》一文,对我提出的商榷作了答辩,坚持认为“在黑格尔那里,形而上学从来不是反辩证法的同义词”。对此,我觉得还有再商榷的必要。(一)讨论这个问题,应当以事实为根据。黑格尔曾经把“形而上学”当作反辩证法的同义词,这是有事实可查的。我在上次的文章中已经举出事实,加以证明。何新同志对我举出的事实不置一词,不予辩驳,只是重复自己违反事实的观点,这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二)为了使是非更加清楚,我想对上次举出的事实作进一步的申述。黑格尔说:“在各层规定中,尤其是在说明的进程中,或者更确切地     

再论要正确认识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对庞长富同志答辩的回答

拙文《要正确认识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在《齐鲁学刊》发表后,有幸得到庞长富同志的回答。他的《“物质与意识的对立统一”是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命题——答张明同志》一文(以下简称《答文》),对我颇多启发,但对其中的许多观点,仍觉有再商榷的必要。我想,这种开诚布公的、同志式的讨论,对于弄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是会有裨益的。《答文》否认物质与意识是对立的统一关系,所持的基本观点就是:“什么是‘对立的统一’?根据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对立的统一’的重要含意之一就是矛盾双方各以和它对立着的另一方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其中任何一方都不能孤立地存在着,即失去一方,它方就同时失去了自己存在的条件。”(以下凡引《答文》,不再注明出处)他接着说:     

恩格斯“怀疑”过量变质变规律吗?——与庞长富同志商榷

在今年四月十九日《光明日报》刊载的《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只有一个》的文章中,庞长富同志认为,“恩格斯对于把量变引起质变作为辩证法的规律,甚至仅仅作为化学上的规律,也是有些保留甚至怀疑的。”作者的这一观点,值得商榷。要确定一条规律是否是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就要看这条规律是否具有最大的普遍性和客观性,是否是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一般、最普遍的规律。我们认为,量变质变规律和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一样,都具备了这样的品格。恩格斯一贯地、多次反复地肯定了量变质变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一条基本规律,并对它进行了深刻的研究。从一八七三到一八八五年前后约有十二年的时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中,写出了两篇有关量变质变规律的经典性的论文和许多札记、片断。从这些论文、札记和片断中,可以看出:第一,这条规律是在当时两种世界观的激烈斗争中着重提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了革命     

古代辩证法与近代形而上学

这是一个大题目,在此我并无野心对它做一个详尽的论述。我并不准备涉及诸如生产力的发展,阶级斗争的激化以及自然科学的水平等等对古代辩证法或近代形而上学所起的作用。我只打算谈谈这两种哲学思想本身。对于古代辩证法与近代形而上学的区别,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引论中早已做出了经典的知识论述,但是恩格斯没有来得及深入论证他的观点,他对古代辩证法和近代形而上学多偏于特征的描述,未能深入到它们的本质。从而使他们整个论点得不到正确的理解和发挥。这里,我所尝试说明的正是古代辩证法与近代形而上学的实质,我准备从实质上去把握它们的特征。     

形而上学还有没有现实意义?——与余维宗同志商榷

《晋阳学刊》一九八一年第一期发表的余维宗同志的《从形而上学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形而上学》一文,读了有些感想,写来与作者商榷。余文提出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不要停留在形而上学的具体表现上,而要抓住它的根本,即否认对立统一的原则,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这是有启发的。但余文批评了李达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中的一个观点:形而上学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作为人类认识史的必经阶段的形而上学,在认识史上曾经起过进步作用;但是唯物辩证法产生之后,形而上学就“失去了任何进步作用,成为应当抛弃的反动的东西     

论柳宗元哲学思想的主要倾向——兼与丁宝同志商榷

丁宝兰同志一九七九年在《哲学研究》第二期上发表了《柳宗元世界观的实质问题》(以下简称《实质》),认为柳宗元世界观中“唯心主义的东西”是“主要方面”,一九八○年《哲学研究》第三期发表了柯兆利同志的文章,对丁文的基本观点提出商榷。一九八○年《哲学研究》第十一期又发表了丁宝兰同志的答辩文章《略论研究柳宗元世界观实质的方法论问题》(以下简称《方法论》),再次坚持“柳宗元世     

我对哲学根本问题的看法——兼与王红玫、秋白兰、方立观三同志商榷

王红玫、秋白兰、方立观在《学术月刊》先后发表了哲学根本问题不应当是一个、而应当是两个的文章,引起了哲学界的讨论。从以上三同志的文章论点来看,基本上都同意恩格斯提出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根本问题,但却认为还不足以划清哲学派别的界限。因此,另外提出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是哲学上的第二个根本问题,这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我们认为恩格斯所提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根本问题,是划分哲学派别的唯一标准;既是划清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界限的标准,也是划清辩证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界限的标准,没     

答邓安庆同志的商榷

<正> 《广东社会科学》今年第2期发表了邓安庆同志与我商榷的文章——《也谈从理性到非理性的转折——兼与刘景泉同志商榷》(以下简称“邓文”),对此我表示欢迎,同时对邓文的商榷意见简答如下: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产生的原因和未来命运——与杨永华同志商榷

杨永华同志在《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蔡馥生同志商榷》一文中(以下简称杨文),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产生的原因和未来命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本文拟就这些看法作些探讨。一、不能把私人劳动混同于分工作为商品经济产生的原因杨文认为,商品经济产生的原因就在于社会分工,并说这一观点来源于《资本论》第1卷第55页中关于商品经济是怎样产生的一段论述。杨文是这样解释的:(1)恩格斯在英文版《资本论》第1卷中,对私人劳动(private labour)作了三处     

历史观点和历史真实刍论

近年来,在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中,大家颇多地注意了恩格斯关于用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评价作品的论述,论证这种提法的科学性,这无疑都是很有意义的。刘绍智同志的《“历史观点”不就是历史真实——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学习札记》(载《宁夏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以下简称《历》文)一文明确指出,恩格斯所讲的“历史观点”不就是“历史真实”,不能把“历史观点”和历史题材作品本身的真实与否等同起来,并对“历史观点”的内涵作出了自己的解释,读了使人深受启发。作为文章题目的“‘历史观点’不就是历史真实”这个结论,我们是完全同意的,但在“历史观点”为什么不就是历史真实、历史真实性的要求是否应包含在历史观点的批评标准之内等重要问题上,同《历》文还存在较大分歧,这里陈述出来,以期得到指正。     

论马克思恩格斯实践精神的共同性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发展的基本出发点在西方,从二十年代始,在对恩格斯的非难中就指责他不重视人,只重视自然界.指责恩格斯把辩证法扩展到自然界是“对辩证法的误解”.这种曲解成为以后资产阶级学者加以发挥的中心议题.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这种观点进一步得到发展.近十几年来,达到了新的高潮.一些资产阶级学者竟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作为他们的研究课题.1972年,西德出版了一套比较百科全书,名曰《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与西方社会》,其中写有恩格斯的专章,论述恩格斯同马克思的对立.1975年,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本得尔出版了《对马克思的背叛》一书,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中的哲学观点称作是“对马克思的背叛”.     

中国古代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史质疑──兼论董仲舒不是形而上学哲学家

近年来，研究中国辩证法史，成为哲学界一种新动向，并已经出版了几本专著。在这些著作中，古代辩证法被认为是与古代形而上学作斗争的，并且贯穿古今。例如《中国辩证法思想史》（先秦）探讨了“春秋时期朴素辩证法思想与形而上学思想的斗争”，以及战国时期“辩证法思想与形而上学思想的斗争”①，等等。但是，这个体系有一个基础理论问题未加论证，这就是中国古代哲学有没有形而上学？如果没有形而上学，又何谈古代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思想的斗争史呢？一、形而上学的时代性以及它与朴素辩证法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史上第一次对形而…     

《德意志意识形态》应为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标志

关于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标志,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一直认为,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正式诞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5页)这类提法的主要根据有三点:其一,《共产党宣言》是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著作;其二,《共产党宣言》标志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体系已经具体形成;其三,《共产党宣言》是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雏形——“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政治纲领性文献,它的发表作为国际共运史的重大事件,标志了新的历史时代的开始。我们认为,上述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第一,根据史实,《共产党宣言》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形成的第一部系统著作。在《共产党宣言》问世以前,它的基本思想已经形成,并已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用来指导工人运动。回顾马克思、恩格斯从1845年到《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前的实践活动就可看到,在1845—1846年,他们合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已系统阐明了自己的新世界观,并同时开始以科学共产主义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作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