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府人的族群迁徙与文化认同

论述了广府人从迁徙之始到发育阶段、形成阶段的文化认同,以及从乡土性到移动性的文化认同。认为广府人作为岭南汉族中一个重要的族群,在其长达两千多年的从北向南的迁徙过程中,在变迁中文化蜕变,实现了新的文化认同。     

民族认同与公民、国家认同

本文从民族、公民、国家认同的理论研究,民族、公民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民族认同对公民、国家认同的弱化,从二元认同到一元认同,国家的同质化,以及中国的民族政策实践等方面,探讨了国家认同统一的理论问题.     

“民族认同”的源与流及其认同变迁

尽管"民族认同"已成为学术界不断泛化的话题,但是,关于何谓"民族认同"还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原生论(根基论)固守民族认同乃血缘认同,还是工具论(环境论)坚持民族认同是地域认同;无论是主张从内涵到边缘的研究理路,还是坚持从边缘到内涵的研究取向,客观民族主义与主观民族主义似乎并不完全对立。那么,如何对待民族认同问题?或许理想的途径是既要从民族认同的源来探求内涵,又要重视民族认同的流,去辨析含义。为此,考察"民族认同"的源与流及其认同变迁,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美国瑶族的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

本文通过叙述美国瑶族的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过程,分析了美国瑶族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的特点。认为与一般的美国人及其他民族的认同发展历程不同,美国瑶族的认同发展历程没有遵循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发展规律,而是从国家认同到文化认同。     

贵州西部苗族烧灵仪式音乐中的族群认同——以兴仁县大山镇尔期村坪子上组为个案

族群认同是一种多维立体的理论,强调从历时性与共时性中去探索族群文化内涵.兴仁县大山镇尔期村坪子上组作为当地少有的苗族村组,尽管与周边民族(主要以汉族为主)文化交融过程中接纳了部分外来文化元素,但在族群内部仍有"倔强"的一面.而烧灵仪式音乐则是该族群所要强调的文化元素之一.本文以族群认同视角为主线,旨在探索出烧灵仪式音乐、社会、文化认同的内涵.     

壮族的国家认同与边疆稳定——广西民族"四个模范"研究之二

壮族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经历长期的不断积累、不断发展和提升的过程.首先是壮族的民族认同.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随着壮汉民族的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特别是西南边疆遭到外来入侵,壮族的国家认同日愈增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实行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繁荣发展政策,促进了壮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壮族的国家认同有了质的提升,维护了祖国南部边疆的社会稳定.     

中国的民族政策与族群认同的几个问题--与于鹏杰同志商榷

于鹏杰同志的<族群认同的现代含义以湖南城步苗族为例>认为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使得许多民族自愿或不自愿的采用了汉族的生活方式,并导致了新时代文化认同与族群认同的困惑.如此评价,实有误解乃至歪曲中国政府民族政策的嫌疑.新时代族群认同的困惑不是由于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造成的,而是在于"族群"概念的不确定性和民族、族群认同表现的多样性.     

传播学视域中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与想象——以文本《回族民间故事选》为中心的探讨

本文从传播学角度出发,围绕文本《回族民间故事选》,梳理回族民间故事传播形式由口口相传到文本传播的转变,探讨文本作为有效的媒介之于民族认同以及国家认同的作用。重点从民族归属感、民族态度、民族社会参与以及民族的文化实践活动四个方面来具体分析民族认同的最高形态是国家认同。     

论生态环境置换与族群认同的变迁——以湘西地区的瓦乡人为例

族群是在跨文化的边界中相互交融、相互对话而产生的群体。由于生态环境的置换,族群认同的核心内容语言、信仰、生计方式随之发生变化。湘西地区的瓦乡人长期在苗族与汉族之间的崇山峻岭与溪流水域中迁徙,其语言表现为佶曲聱牙的非苗非汉的混合语言,其生计方式也由农耕方式发展到捕鱼、淘金、运输等多业并举,最能体现其族群认同的宗教信仰盘瓠崇拜的内涵也发生变化,呈现出儒释道多神混合的形态。湘西地区的瓦乡人族群认同变迁的个案论证了在跨文化的互动与对话中生态环境的置换是族群认同变迁的主要因素。     

中间群体、边民与他者——贵州穿青人的族群形成和认同

穿青人是包含有多种族群成分的人们共同体,在历史上属于华夏边缘的中间群体,形成了一种中间化的心理和认同.在民族国家的建构中,由于忽略了地方文化的复杂性,穿青人被官方识别为汉族的一支,导致族群的外部分类和内部认同呈现出较大的张力.族群关系紧张的内部原因和边疆国家化的外部动力,使穿青人的族群认同逐步提升为民族观念.穿青人少数民族化的诉求,是边缘族群逆转边缘地位的选择.本文从族群形成的概念出发,通过长时段的观察,梳理穿青人从中间群体、边民到他者的形象变迁,表明在边疆国家化背景下,地方族群如何展开实践,维持自己的社会文化疆域.     

论多元与互动进程中的政社关系--以越南、缅甸、泰国等为例

从各国多元化的公共管理环境出发,探讨了越南、缅甸以及泰国的非政府组织及其与政府的关系,并对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发展提出了建议.     

辽金官制与契丹语

金初“因辽旧俗” ,官制更是“踵辽官名” ,因此《金史》中有许多官名与《辽史》相同。本文通过对《辽史》、《金史》相关官名的考察 ,证以女真语词义 ,探知了《辽史》所载契丹语官名的内涵。明了这些契丹、女真语官名的本义 ,不仅可以为辽金史的研究提供根据 ,而且还可为两种语言尤其是契丹语研究提供资料 ,从而推动阿尔泰语系古代语言的研究和蒙古语族语言史的建立     

Jewish Geopolitics: Nationalism and the Ties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Land

Professor Yosseph Shilhav's article in this issue of National Identities entitled ‘Jewish Territoriality between Land and State’ is an important addition to the literature on territoriality and national sovereignty. His carefully researched and insightful study of the religious affinity between the Jewish people and the Land of Israel is especially timely because of the urgency that the present intifada has given to the debate within Israel over the political future of the West Bank and Gaza. What is most provocative, as well as innovative, is Dr Shilhav's thesis that the clash of opinion within Israel over the solution to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is not, as commonly understood, a political debate between ‘hawks’ and ‘doves’, but is rooted in differences of religious interpretation concerning the ‘sanctity of the Land’. It is with this thesis that I take issue.     

试论赫哲族传统文化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和适应

人类同所有动物一样,一直面临着适应环境的问题,这个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赫哲族在远古时为了适应极为严酷的自然地理环境创造了自己独特的经济文化类型——渔猎文化。这种经济文化类型建立起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达到了人类与自然的完美结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河南道

河南道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路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非常繁荣。此时期的河南道以五世纪中期为界分为初期发展和繁荣两个发展过程,并在当时中西、南北交通、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从汉匈关系的角度探讨汉匈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变迁

本文试从民族心理学视角出发,阐释汉匈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变迁。先秦至秦汉时期,是汉匈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汉匈分别在生态—经济方式、政权体系、思想文化等方面形成不同的体系,并随着双方战争、互市、和亲等交往的深入促成了汉匈民族意识的最终形成。民族意识形成之后并非一成不变,尤其是在西汉后期开始,匈奴的经济方式、政治实体性质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并受到汉文化的深层次影响,民族意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当然,汉民族意识也在这一时期随着民族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发生了变迁。     

撒拉语和土库曼等语的关系

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地域特征,撒拉语既有古突厥语的特点,同时又因与周边语言的联系而有自己新的发展。它的突厥语特点代表了几种历史层面,这种层面反映出与不同突厥语群的联系。由于复杂的共时特征和与历史记载的差距,对于撒拉语进行分类是很困难的。根据如下两方面的论述:1和乌古斯语的发生学关系;2和南西伯利亚语和克普恰克语长久的联系,本文提出自己的观点,不同意撒拉语与现代维吾尔语有发生学关系的看法。     

Shas and the resignification of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ethnicity and religion

Current analyses of ethnicity and religion emphasise the subordination of the one to the other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identities. One line of research perceives religion as a resource of political mobilisation, while another conceptualises religion as the essence of ethnicity. As opposed to these analyses,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these two markers intersect and constitute each other in the process of identity formation. I centre on the ways Shas, an ethno-religious movement in Israel, mobilises hegemonic ethnic and religious markers of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n (MENA) Jews in order to construct its collective identity. The analysis of Shas’s newspapers shows how, by suffusing religious traditions with ethnic meaning and marking an ethno-class collective as religious, Shas interweaves ethnicity and religion and resignifies their relation. This identity project is intended to redefine the symbolic boundaries of the Jewish nation and to redeem MENA Jews from their marginality. Intersectional analysis as applied in this article explains why different ethno-class and religious collectives imagine themselves as sharing a common identity, illumines why particular identity markers are chosen out of the numerous existing categories, and provides an explanation for the flexibility of social movements.     

开发利用撒拉族说唱艺术

撒拉族是一个善于歌唱的民族,说“吾热赫苏孜”,唱“撒拉曲”和“撒拉花儿”是她的特长,也是最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艺术形式之一。在抢救、保护的前提下,积极开发、合理利用就可创出品牌,就能为振兴民族经济,增强民族团结,提高民族素质而有效服务。     

多样性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先进""落后"属性问题

弘扬先进文化,当前在我国成为主旋律,正下大力实施.文化的"先进"与"落后"的属性界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尤其是处于较为不利生存条件下的所谓"边缘社会"、"弱势族群"的"劣势文化"的少数民族文化,不宜简单地、武断地将其界定为"先进"或"落后".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仅"儒学"京剧""昆曲"等中国传统文化样式是"国学"国粹",少数民族的一些优秀传统文化样式,也同样堪称是"国学"、"国粹".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存、延续,以体现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根本原则,不仅是学术界需要深入讨论的课题,更多是中国各级人民政府及全社会共同关注、下大气力解决的重大现实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