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问题、对策与未来走向研究综述

村民自治在推进农村民主化进程、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村民自治的基本内涵在于＂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村民自治实施中相关问题的研究集中在农民的政治参与、＂村两委＂之间的关系、民主监督、村民自治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乡政村治＂等五个方面。从未来走向看,村民自治将向着权利保障、社区重建、民主化和制度化方向迈进。     

村民自治发展面临的矛盾与问题

村民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在村民自治发展进程中,形成了日益扩大的民主参与需求与制度供给不足、不断增长的民主发展需求与相对滞后的民主发展环境之间的矛盾.在村民自治实际运作中,因村干部素质低、村民自治制度不完善,以及"乡政"与"村治"互动中的困境等因素,出现了种种治理难题.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变迁,现阶段的村民自治正面临着农村社会异质化、村庄"分枝化"以及农村公共服务发展等新情况的挑战.     

论公民社会与村民自治的关系

就本质而言,公民社会就是民主社会,其目标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与村民自治的目标完全一致。村民自治的基本目标也是要通过全面推进“四个民主”来实现村民的当家作主。公民社会与村民自治的关系体现在:公民社会对村民自治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村民自治对推进公民社会的构建也具有促进作用。     

村民自治及其在农村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作用

村民自治是一种价值理念、一种制度综合、一种运行机制.构建农村和谐社会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村民自治是一种价值理念、一种制度综合、一种运行机制.构建农村和谐社会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关键.村民自治有利于提升全民族的民主意识和民主素质,有利于扩大农民的制度化参与,有利于约束村干部的不良行为,有利于制约乡镇对村级资源的过度提取,有利于巩固党对农村的领导,有利于促进农村社会的稳定.     

村民自治和公民参与

本文首先简单回顾和考察了我国村民自治的历史和现状 ,指出村民自治和现代民主政治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接着通过对公民参与的外部制度条件和村民自身主观条件两个方面的分析 ,说明从当前我国的村民自治难以自发地达致现代民主政治的公民参与 ;最后 ,本文认为 ,只有在市场将广大的农村和城市共同整合入全国性社会之后 ,现代民主政治才能在我国生根生长 ,而在国家 -社会的格局中 ,象村民自治这样的社区自治的真正意义与其说是在政治民主 ,不如说是在相对于国家权力的社会自由     

公民文化结构、权威民主化水平与公共行动能力———一项关于公民政策参与研究框架的建构简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是我国推进政治参与和民主决策的重要内容与主要方式。本文试图从理论上确立一个解释公民政策参与的分析框架。笔者认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质量受到一个社会内部公民文化结构、权威民主化水平和公共行动能力三个变量的影响。具体而言,公民文化水平代表着公民政策参与中公共文化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平衡程度;权威民主化水平代表着行政权力与自治权力的分离程度;公共行动能力代表着市场理性与公共理性之间的融合程度。     

公民文化结构、权威民主化水平与公共行动能力——一项关于公民政策参与研究框架的建构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是我国推进政治参与和民主决策的重要内容与主要方式。本文试图从理论上确立一个解释公民政策参与的分析框架。笔者认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质量受到一个社会内部公民文化结构、权威民主化水平和公共行动能力三个变量的影响。具体而言,公民文化水平代表着公民政策参与中公共文化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平衡程度;权威民主化水平代表着行政权力与自治权力的分离程度;公共行动能力代表着市场理性与公共理性之间的融合程度。     

利益分化、宗族式微下的农村和谐公民政治发展

工业文明诸要素对中国农村日益的渗透引起了村民们经济、政治、文化生活方式转变,在村民自治的小政治共同体内,村民的利益开始多元化,传统宗族力量影响开始下降,经济力量影响逐渐凸现。调查显示,村干部政治能力全面性和系统性的提升是我国村民自治和现代公民政治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村治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和谐互动机制绩效的优劣与否是农村综合治理和发展成败的关键。     

企业家领导风格与民营企业组织变革——案例的比较与分析

民营企业的管理现状和特征决定了其要发展壮大就必须进行组织变革,通过对两家背景相似的企业集团——远东控股集团和T公司组织变革的比较分析,发现企业家领导风格对企业变革的绩效有很大影响:相对于权威型、魅力型和家长式领导风格,变革型、交易型、民主型领导风格通过增强变革动力,降低变革阻力对变革效果产生更大的正效应。     

实证视域中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来自全国多个农村地区的实际调查表明,村民自治在实践过程中受到诸多因素的困扰。在法律保障方面,村民自治的相关法律不够明确不成体系,村民民主权利维护的功能有待完善;在制度设计方面,县乡两级党委政府与村委会村党支部之间的指导关系不明晰,村委会与村党支部之间的运行界限模糊;在政治文化方面,农村传统政治文化观念较为浓厚,村民向现代公民的公共意识与参与行为转变普遍存在困难,村干部的民主法制意识与能力素质和村民的自治渴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通过综合梳理与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当前村民自治虽然面临重重困难,但也深切感知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对农村社会稳定与发展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及其法治化建设

我国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经历了一个从权力问责到制度问责．再由制度问责趋向于法治问责即问责法治化的过程。我国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法治化对推进法治国家建设、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加强公民权利保障和完善反腐倡廉机制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法治化的基本理念应该包括公众参与、规范统一、程序公正、权责一致、救济有力五个方面,其中公众参与理念是核心。     

村级党组织权威弱化及其治理研究

农村经济社会的结构化变迁背景下,部分村级党组织权威呈现弱化的趋势,这可从村级党组织与村民关系、村级党组织与党员关系、村级党组织与其它组织的关系三个纬度进行评估。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既包括村级党组织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危机等权力性因素,又包括诸如村级党组织的组织建设、执政绩效、外部环境等非权力性因素。因此,要重塑村级党组织权威,必须要改革选举方式、协调不同关系、加强组织建设、夯实经济基础、倡导主流意识等,增强村级党组织的合法性权威。     

农村村级组织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对贵州省农村的实地调研分析

村级组织财务管理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完善农村公共产品融资机制的制度基础。对贵州省7个地州市9个县31个行政村的实地调研结果显示,贵州农村村级组织财务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会计基础工作薄弱,财务管理制度不规范;会计人员选聘机制不合理,人员素质亟待提高;民主监督职能弱化,审计监督乏力;村级债务较为严重等。为了切实提高农村村级组织财务管理水平,必须扎实推进"村财乡代管"制度,改革村级财务人员选任模式,健全民主理财监督制度,加强村级财务审计监督,并努力化解村级债务问题。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村级治理新型人才的重塑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村级治理方式在不断地发生变迁。与此相适应,村级治理人才的需求标准也发生了从＂对上级的忠诚＂与＂有人际网络关系＂到具备较强协调能力,再到＂头脑灵活＂、＂执行力强＂的转变。在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背景下,原有的治理人才需求标准的缺陷与现有的治理人才由于年龄、文化程度、政治思想、管理技能上的不足,使当前的村级治理陷入了困境。为此,成立专门的机构对村干部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加强＂本土化＂村干部后备人才队伍的选拔与培养,在条件成熟的相关院校开设＂城乡治理＂专业集中培养适应农村基层组织发展和城市社区管理的专门人才已迫在眉睫。     

论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地方创新的动因

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地方创新是特定地方的政府和群众对村民自治制度所做的创造性变革,是当下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具有地方性、有限公共性、自治性、区域性等特点。日益扩大的民主参与需求与相对短缺的民主参与制度、不断增长的民主发展需求与相对滞后的民主发展环境、逐渐提升的服务需求与相对薄弱的农村社区服务等村民自治的内在矛盾是当下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地方创新的根本原因。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需求,上级政府的号召与要求是引发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地方创新的直接原因。     

会首组织：羌族传统自治组织的现代恢复——以阿坝州茂县松坪沟乡岩窝寨为例

羌族村落岩窝寨是一个农牧二元经济、地方会首自治、发达的家族以及村落社区生活、以及虔诚的多元信仰体系共同维系的极具自治色彩的羌族村寨,这里的百姓一直都生活于自治共同体中。改革后生产队的解体及市场化等因素致使村落分化。但是,传统与现代不是二元对立,相反,现代恰恰激起传统的保护性反应。1984年,遭遇现代影响的的岩窝寨村恢复传统的会首组织,其通过介入村寨社会、文化生活领域,开始从昔日的全面治理村落转化为与正式权力共存,而成为整合村寨社会关系的不可或缺的力量。会首组织一方面对于村寨秩序有所裨益,另一方面也减少了政府管理成本。尽管会首组织在变迁时代过程中依然存在许多问题,它依然对今日的农村组织建设有所启发。     

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与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以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奔子栏村“拉斯节”为例

乡土社会本是一个由多元公共空间造成的集合体,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形式对村庄政治、社会、文化乃至经济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通过以迪庆藏区德钦县奔子栏村公共文化空间——“拉斯节”的个案研究,阐释这一传统公共文化空间在乡村秩序建构中的重要意义,以期在乡村地区特别在民族地区的乡村治理中,实现内源性公共文化空间与外源性嵌入式政治公共空间的交融互构,为更为有效的乡村治理提供可能。     

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村民自治背景下的权力博弈

作为传统的一把手,村支书一直执掌村中决策和管理大权。然而随着村民自治在农村的强力推进,村委会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村民直选的村主任作为村庄的法定代表,要扮演“当家人”的角色,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与传统村庄权威村支书的权力再分配问题,即政务村务治理权的力量博弈。实际上,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关系的协调与否,不仅同各自的权力来源和村支书与村委会主任的个人影响力有直接关系,而且同现实状况关系密切,博弈结果因而呈现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