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末年的反阉现实剧

明末,在戏曲界出现了时事剧创作的热潮,其中尤以反阉剧最为引人注目。从流传下来的剧本看,这类戏曲的主题具有即时性特点,集中于“揭露”和“歌颂”;创作思想上则以剧写史,具有“实录”精神,其受欢迎的程度通常与写实的力度成正比;在表现方法上吸取写史之法,具有史的规模和宏大结构;在人物塑造方面,还以其各自不同的个性化或类型化特点显出分野。这类现实剧在当时的影响非同一般,但其艺术方面的欠缺也非常明显,其中所体现的某种规律性问题是值得思考的     

唐人小说对"三言二拍"素材与成书方式的影响

从“三言二拍”在入话、正话中利用唐代小说素材方面的情况考察 ,可得到一系列相关结论 :“三言二拍”三分之一的卷目取材于唐代小说 ;具体素材出自唐代小说原作及宋、元、明时期的野史笔记、话本、戏曲等各类著作 ,冯梦龙的《智囊》、《情史》等书是重要的取材中介 ;《拍案惊奇》的创作特点与“三言”一脉相承 ;《二刻》则以取材近世为主 ,较多体现了自主创作的特点。     

中国古代禁毁阀域下的戏曲生态异变

禁毁传统一直伴随着中国古代戏曲的发展,在禁毁阀域下,衍生出种种戏曲异变生态。散佚不见的戏曲文本与曲折的淫戏命运可以作为“被动式生态”的注脚;“赏戏”“罚戏”的矛盾现象呈现出耐人寻味的另类柔软生态;“反弹式崛起”则诠释了禁毁悖论的极端生态,完全走向了目的和效果的背离。     

试论吕天成《曲品》对传统戏曲批评观念的突破

中国古代的戏曲批评深受传统诗学理论影响,对戏曲艺术规律的探讨多集中在填词制曲方面。晚明曲家吕天成《曲品》的大量品评则围绕着“事”和“关目”而展开,越出了单纯以诗评曲的范畴,启动了古代戏曲批评从“曲”的意识到“剧”的观念的重要转折。     

徐筱汀戏曲研究的主要特色与学术贡献———民国时期戏曲研究学谱之十六简

戏曲史家徐慕云驰名中外,其弟徐筱汀亦与戏曲结缘,且堪称多面手。在戏曲研究方面,涉及戏曲史、戏曲演出、戏曲教育、戏曲音乐、戏曲服饰等多个领域,且均取得不俗成果,其学术观点屡为国内外著名学者征引;在戏曲创作方面,曾为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写过剧本,并编有《陆文龙》、《打金枝》等轰动一时的剧目。徐筱汀的戏曲脚色研究、戏曲术语研究、“京派”“海派”研究等,在一定意义上开风气之先,颇具学术价值。     

论明清传奇戏曲的特殊文体“四节体”

明清传奇戏曲特殊文体的“四节体”,打破了一人一事的传统模式,将传奇情节分为若干节段,藉以完成传奇戏曲主题思想的阐述。这一特殊文体现象的背后,隐含着时代推动与文体观念的变革,具体体现在“寓言体”创作方式的改变、传奇杂剧文体之间的破体现象、传奇戏曲叙事模式的突破等。“四节体”的出现具有文体突破革新意义,丰富了传奇戏曲文体的风貌,但同时又是文人的自我游戏之作,体现出案头之曲的创作趋向。     

从传统“戏曲”到现代“戏剧”——近代知识转型视野下概念演变的文化考察

戏曲”“戏剧”均为中国古典词,“戏曲”既指戏剧文本,又指包含曲词等在内的表演艺术形式;“戏剧”则主要指俳优之人的言语、行径。二词都曾被用于对译近代西方drama概念,后逐渐定型为“戏剧”一名,用于指以角色扮演为形式的表演艺术。就民国以后概念的使用来看,“戏剧”与“戏曲”混用的情形颇为普遍,前者在内涵上较后者更为宽泛。作为近代文学分类的“戏剧”出现于晚清,与传统“戏曲”虽有联系,却主要是在近代西学知识输入基础上形成的新观念。探讨清民之际传统“戏曲”与现代“戏剧”概念之间的对接,以及由此产生的知识史、文学史诸问题,有助于理解近代文学知识分类和学科体系的形成。     

潘之恒戏曲导表演理论评述二题

明代潘之恒在中国古代戏曲导表演理论上成就卓著,他在戏曲导演方面追求“中和之美”规范下的情与境和“形神兼备”的理想境界;在演员表演方面提出“才、慧、致”相统一的演员素质观以及“度、思、步、呼、叹”的表演技巧观。     

论戏曲现代化

戏曲要适应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就必须“现代化”。本文从三方面论述了这个问题:一、中国戏曲史实际上是剧种兴衰史,老剧种的出路在于改革,在于“还俗”;二、戏曲是最民族化的艺术形式,容易为世人所接受;它的写意性与假定性特征与现代艺术相通,但戏曲无论本质精神或表现程式都有许多与“现代化”相悖之处,必须改革;三、市场经济加快了戏曲“现代化”的进程。本文还对目前戏曲创作现代化问题上存在的一些误区予以批评。     

李渔小说戏曲创作的“神引”式结构

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李渔在他的小说戏曲创作中 ,呈现出相同的文化思维模式。这种相同的文化思维模式铸成了他小说戏曲异形同构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李渔小说戏曲的“神引”式结构。这在相当程度上也体现了明清小说戏曲作家的一种共同的创作思维程式。     

珍本《郘亭杂文燹余录》《影山草堂杂文》《郘亭函札稿》述略

晚清贵州著名学者、诗人莫友芝未刊稿本甚多,传世著录的珍本《郘亭杂文燹余录》、《影山草堂杂文》、《郘亭函札稿》保存了莫友芝生平、家世诸多有价值的史料,也可以窥探莫友芝的散文艺术,对于整理莫氏文集有着重要价值。     

《黄庭外景经》先出新证

关于《黄庭经》内外二景经成书先后问题的争论，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黄庭外景经》先出之说可以得到三个方面论据的支撑。首先，《黄庭外景经》原为天师道典籍，并且现存的金石文献显示，内外二景经在遣词上有着明显的完善过程；其次，内外二景经传经祖师和说经道君在仙真谱系中存在品阶差异，说明《黄庭内景经》为上清道士所构造；再次，《黄庭内景经》中存在的众多有关上清道法的术语，在《黄庭外景经》中却全然不见。这些道法阶次上的差异，显露出置上清派于天师道之上的隐秘判教意图，可以进一步支持《黄庭外景经》先出的观点。     

燕行使与沈阳朝鲜馆的历史记忆

文章根据不同时期朝鲜使行人员留下的燕行录,分析了他们对野坂亭和沈阳朝鲜馆的记述和感怀,以及对入城仪式的解释,从而说明关于这段历史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与对孝宗的评价有关,并受到当时朝鲜人“忍痛含冤,迫不得已”的时代心理的影响。     

许霆案之法学反思

“许霆案”是一个由民事行为转化为犯罪行为的典型案件,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比之于法院判决“盗窃罪”的定性,其定性为“侵占罪”更为合适。“许霆案”的启示是,刑法既不能冤枉一个无辜者,也不能放纵一个犯罪人;而且,应罪刑相适,罪轻则刑轻,罪重则刑重。这是现代社会刑法理念下普通公民、立法者、司法者应该追求的法律公正。     

论《黄庭经》对陆游的影响

《黄庭经》是宋代颇为流行的道教经典之一。陆游与道教关系密切,道学修养深厚,《黄庭经》对其影响相当深刻。我们从陆游的诗文中发现,陆游对《黄庭经》是了解和熟悉的。从陆游的养生思想、生活心态、文学创作等方面也可看出《黄庭经》对陆游的影响。     

从《金谷诗序》《兰亭集序》看两晋文人的生存选择与文学选择

西晋时期的金谷园会和东晋时的兰亭会均有诗文存世,比较《金谷诗序》及《兰亭集序》可知两晋文人的生存选择与文学选择有着本质的差异。金谷园会昼夜宴游的侈汰与石崇的务竞功名及金谷园的奢侈豪阔一致,兰亭会的高雅潇洒与王羲之的坦荡超逸及会稽山水的自然清丽相得益彰;石崇笔下的山水更多堆砌雕凿,更具富贵气象,而王羲之笔下的山水则纯然一派自然清丽,更具有审美意味;石崇的“感性命之不永,惧凋零之无期”是对生命短暂、富贵易逝的恐惧与忧患,是生命的感性体验与忧患,而王羲之的兴怀生死之叹既有对生命的感性体验,又有在对宇宙的仰观俯察之中的哲理性的思考,它体现的是对生命的高度理性和清醒的超越意识,更具哲理意味和文化意味。     

试析舒婷诗歌风格的变化

舒婷前后期诗歌风格变化明显题材上,理想、信念大题材转向生活化、个人化;语言、语体结构上,日常生活化取代了古典诗词味,单一抒情转向日常语调的述说;意象上,由传统、密集型转向杂多疏散,社会性意象突出.     

“爱”的两种声音——以舒婷、翟永明的爱情诗为例

舒婷和翟永明，作为新时期中国文坛上两位著名的女性诗人，都分别写下了许多“爱”的诗篇，但传达的却是两种不同的声音：舒婷的诗是对爱的呼唤与追求，而翟永明的诗是对爱的质疑与反思。从舒婷到翟永明的这种“爱”的嬗变，折射了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女性对爱情婚姻、对两性关系的不同思考与深入剖析。     

法律推理及其价值追求——回眸许霆案

透过许霆案,其背后蕴含了深刻的法律推理命题。通过分析许霆案,指出法律推理在司法过程中的作用,得出法律推理的价值追求是寻求形式理性与实践理性背后的利益平衡,而且在司法实践中这种转变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     

试论舒婷诗歌的情感

在朦胧诗人中,舒婷是最先得到认可的一位。而她被认可的原因,或许由于她是朦胧诗人中最早关注个人内心情感的女性诗人。舒婷以款款的吟唱,抒写了个人的情感世界,表现出理想与现实、主观情怀与客观环境的反差与矛盾,以及由此而来的渴望与忧郁情怀。舒婷诗的特色与动人之处则在于诗中一种温婉而美丽的忧伤情调,但是,她的诗忧伤中蕴含着坚强,低沉中蕴含着热情,把情感的复杂性、丰富性表现得曲折尽致。同时,她的诗歌充满着温情与包容,以爱温暖和抚慰着同时代所有受伤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