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洛阳令及相关问题论考

东汉时期，洛阳县令是京畿地区的地方行政官员。洛阳令的主要职责是维持社会治安、严惩罪犯和参与中央政府的重大礼仪活动。朝廷对洛阳令赏罚严明。因特殊的政治地位，洛阳令享受较优厚的待遇。中央政府对洛阳令的重视，是欲倚重于洛阳令，使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得以更顺利地维继。     

汉更始帝及光武帝统一战争期间的州牧军权考——与郡守、诸将军的比较研究

更始帝延续新莽制度,以州牧行大将军事,但并没有赋予其统御一州地方军队的绝对军权。光武帝从建国伊始便重新确立了以郡为重心的地方军制,在重兵所向之州郡,以将军领太守事,或太守赐将军号、行将军事,即以太守作为征伐和屯戍的地方官统帅,而州牧退居边缘。州牧军权非如学界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晚至建武十八年复刺史才被削夺,两汉之际州不能将属郡兵统合为“州兵”,州牧亦不曾真正成为一州军事统帅。建武十八年复刺史,保留了其督察属郡军事的合法权力,为和帝以后刺史大规模介入地方军事埋下了伏笔。     

晋宗室诸琅琊王分封世袭综论

琅琊王氏与晋宗室诸琅琊王长期的政治协作 ,给琅琊王氏凭借地缘政治之优势干预朝廷政治提供了便利。故琅琊王司马睿以琅邪王之身分即位后 ,琅琊王氏不仅在政治上获得优遇 ,而且在日常之生活中似乎也很少受到朝廷礼制之限制。琅琊王氏政治之日趋强盛不仅会引起朝廷之猜忌 ,而且也会招致其他士族群体对其政治之不满 ,为减少琅琊王氏借地缘政治之便利对朝廷政治实施干预 ,故在宗室诸王之世袭继统问题上尽可能避免以琅琊王之身份入纂帝位也便成为一种可能。围绕着宗室子弟即位前后之承嗣袭封 ,不同士族群体之政治倾向以及由此所引发的政治纷争 ,也便成为世人关注之焦点     

宋代京畿制度变迁论略

宋代京畿制度复杂多变。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称开封府界,仁宗皇、至和之际曾一度改为京畿路,徽宗朝时而置京畿路、时而恢复开封府界;南宋以临安府所辖9县为京畿。北宋对京畿管理体制出现了开封府界路级特区,南宋以临安府长官充任浙西路安抚使兼兵马钤辖,管理京畿、京师和朝廷事务,已形成了路总管府的管理体制。这一体制对元朝"大都路总管府"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北魏元苌墓志补释探究

2002年春,元苌墓志在河南省济源市出土。该墓志详载墓主元苌的生平履历,志文中提到的职官制度如大姓内三郎、平城司州俟勤曹、诠量鲜卑姓族四大中正等鲜见于史籍文献,故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此外,墓志追溯元苌祖上所用庙号、爵位传袭、起家特点、仕宦类别及赠官等级诸问题也值得细加辨证。元苌虽有天潢贵胄的名分,但其墓志的篇章架构和语脉文风与同期士族化倾向显著的邙山宗室墓志殊异,进而联系他葬地偏远的事实,可知洛阳时代身为疏族的平文后裔的地位渐趋边缘化,而这种不利因素反倒使其深得宣武帝的赏识和重用。墓主元苌的人生经历堪称北魏历史变革的缩影,也是王朝宗室政策的真实写照,元苌墓志的史料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试论明代官吏对宗室犯罪的影响

明代的宗室犯罪原因复杂,笼统地说,它与落后的分封制度的推行是分不开的,具体而论,宗室犯罪则有着各自不同的原因,或因为辅导官的失职,或由于王府下人的诱导,也有亲郡王管理的问题,但礼部、地方布政司、府、州、县等衙门的官吏以及奉差至王府的官员,他们在参与处理宗藩事务过程中,对宗室利益的损害,也是导致宗室犯罪的重要因素。     

论北魏迁洛宗室的知识素养与文化价值取向—以洛阳邙山墓志为中心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迁都洛阳后,身为天潢贵胄的宗室阶层置身全新的文化环境当中,其意识形态、知识素养和价值取向都出现了显著的变化。早先植根北亚草原的民族习俗被逐渐抛弃,成熟、先进的华夏及异域文明开始占据其精神世界,形成多元化的混合格局。在诸多结构元素里,汉文化中的河北学风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这种主张务实进取的学术流派驱策他们积极入世、建功立业,为维护帝国统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代表汉文化时尚潮流的江左新风则是重要的点缀,使宗室得以与士族名望有效沟通。迁洛宗室的这种文化价值取向是当时南北文化交融的必然结果和客观反映。洛阳邙山出土的宗室墓志对此有详细的记载,是这项研究的重要资料。     

王府乐户与明代宗室犯罪关系述论

乐户制度由来已久,明代宗室乐户是朱元璋在"分封建国"政治背景下,保全宗藩体尊,参与王府祭祀、迎接诏敕和宴享等活动的特殊社会群体。王府设置乐户,其目的也是利用儒家礼乐教化功能,实现家国之治,维护藩府之稳定。然而,由于乐户本身职业的特殊性,加上明中期以后宗室放纵享乐情绪的滋长,在王府乐户的导引下,宗室往往置朝廷藩禁、婚禁制度于不顾,作奸犯科十分频繁。     

宋代开封府界提刑司考论

宋代开封府界提刑司是在宋哲宗元祐初年,朝廷废除了府界提举常平司的背景下,为防范府界提点官大权独揽、侵占常平钱物而设立的.开封府界提刑与开封府界提点诸县镇并非"同官而异名".宋代开封府界提刑司设立后,主要掌管常平钱物、灾害赈救、刑狱审判、盗贼缉捕等事务.它的设立,有效地分担了府界提点官的负担,加强了对开封府周边地区的治理.其对宋徽宗、宋钦宗朝乃至南宋初京畿路提刑司的复置也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永保土兵在明代历史上的活动轨迹

<正> 明代在湖广布政司极西(除其中属于今湖北省的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外,主要的还指今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方)设立了永顺军民宣慰使司、保靖州军民宣慰使司,这是两个最高的武职土官机构,任命自唐、宋以来即在湘西颇有根基,一直为朝廷所羁縻的世袭大土官彭氏所衍流出的两支,分别为保靖、永顺宣慰使,使统辖境内以     

试论明代中后期的宗藩问题与宗藩改革

宗藩问题根源于宗室分封制度,明中期以后,由于宗藩特权无法破除,加上政治藩篱的设置,朝廷对宗室给养的全面包办,迅速引发了明王朝的财政危机和社会危机。嘉靖以后,在朝臣的吁请下,明廷虽不乏改革之举,但其着眼点并不涉及宗藩根本弊窦,仅限于解决当时财政难关,因而很多问题也伴随明王朝走向崩溃。     

圣宗削夺头下因果考论

圣宗时期进行了多方面的封建化改革 ,其中对头下州 (或私领 )的削夺是较重要的一项。即在政治、军事方面压抑旧宗室、外戚力量 ,并采取多种措施削夺其头下州 ,同时注意控制新宗室、外戚力量的发展 ,防止新头下势力的形成 ,使新旧头下都完全处于中央政权的领导之下。这些异于前代诸帝的削夺头下的措施也造成了迥然不同的社会景观 :圣宗以后辽国众王叛乱较少 ,危害不大 ,社会更加安定 ,为辽代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     

昙花再现:唐代溵州置废的政治地理

溵州之名,仅见于唐代。在爬梳地志材料的基础上结合对历史进程的考察与政治地理的分析,可以发现其前后两次置立与罢废均出现在朝廷用兵淮西的特定时空背景之中。德宗朝为防淮西与河朔三镇连结而出兵征讨,李希烈先以郾城县建置溵州,又省沔州入黄州,从而北占汴州,一度僭越称帝。李希烈败亡后,溵州旋即被废,淮西仅余蔡、申、光三州。宪宗朝再讨淮西,于最前线置行郾城县与行吴房县(遂平县)以归降人户。后裴度亲临郾城督战并最终平定吴元济,即以郾城县置溵州。为绝后患,朝廷最终彻底废除淮西节镇,而溵州也再度被废,可见其置废的战时特殊性与常规性地方行政建制调整有所不同。德、宪二朝先后用兵淮西,分割其"支郡",弱化其实力,对于震慑河朔三镇、重建中央权威,均大有助益,安史乱后朝廷对地方控制力大为削弱的局面亦有所改观。     

明代蜀藩宗室考

有明一代,受封为藩王的皇子共有62人,建有50个藩王府。这些藩府分布在全国各地,只有册封在成都的蜀王,是在一省范围内唯一存在的一个宗藩。本文依据文献及近年来出土的文物,系统梳理和考证了明代蜀藩世系、宗室嗣位与后裔下落,以及蜀藩府署与陵墓等历史情况,揭示了这个"二百七十年富庶之藩封"的兴亡轨迹,及其与朱明朝廷、宗室内部和人民大众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明代宗室修建文化教育设施考论

宗室在明代社会中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为满足和适应其文化教育的需要,明政府注重对宗室的文化教育。明代宗室所建的文化教育设施不仅仅专为宗室从事文化教育活动所使用,而且惠及儒士、王府护卫子弟及贫民。通过考察其文化教育设施的修建,可剖析明代宗室群体人生价值追求的多元取向,也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代政府对宗室社会的治理理念。     

北宋京畿地区洪涝的协同治理

北宋京畿地区的洪涝治理是自上而下的行政行为,体现着朝廷和各级政府的组织能力,在实际运作中既需要君主和朝廷的动员,也仰赖开封府、州县以及治水机构和官员的协作。宋初,由于缺少专职的治水机构和职官,君主通过选派武将、宦官及门官员等亲信来开展治水事务。这种君主授权的近臣治理模式,在政令传达上更便捷,行政效率也更高,但这往往取决于君主的个人意志和权威,因而难以长期持续。自宋真宗朝开始,逐渐走向设官分职的制度化模式,先后有多个机构和职官参与京畿地区的洪涝治理。作为专项事务,洪涝治理的开展依托相应的机构,比较简捷的形式是基于既有的行政区划,将洪涝治理的职责划归相应的行政机构。洪涝灾害一般会超出既有行政区划的边界,宋廷因地制宜地设置了跨越行政区划的专职机构或差遣官。     

明代宗室政策初探

明代宗室政策,既不同于汉晋,又不同于唐宋。汉晋宗藩“裂土临民”,俨然独立国家。唐宋宗室“不胙茅土,其贤能者皆策名仕籍,自致功业,而国家亦赖之”,“其后杂进诸科与寒素等,而宦绩相业亦相望不绝书”。有明以汉晋唐宋为鉴,对前代宗室政策的内容有扬有弃,形成独自的特色。明代宗室政策,奠定于洪武初年,包括宗室政治权力、经济待遇和宗禁几方面内容。随着年代的推移,政治格局、经济状况的变化,宗室政     

北宋麟府丰三州守臣索隐

北宋麟、府、丰三州为西北重镇,毗邻辽与西夏二国,地理位置至关重要.三州之守臣,实关乎朝廷政局稳定与否,故理清守臣去就,对宋史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将三州守臣列为年表,以供同仁取用.     

李白初入京洛考

唐代的东都洛阳,是仅次于西京长安的政治文化中心。开元、天宝时代,唐玄宗每隔一段时间,要来洛阳居住办公,朝廷大臣都要随驾前往,有许多重要的政治活动、国家重大的政令,都是在洛阳举行和发布的。如开元二十三年春,唐玄宗在洛阳亲耕籍田,发布大赦令,下诏在洛阳举行科举和制举等活动。而这些重要的史实,却被一些李白研究者在相当程度上忽略了。他们特别重视李白的长安之行,而对其洛阳之行未能深入研究,我认为,李白在开元年问的第一次入京,不应是西京长安,而应是东京洛阳。他生平的第一次重大的政治活动,是在开元二十三年前后入洛阳欲历抵卿相、游说人主、献赋朝廷的政治活动。     

羁縻制度时期的土家族经济

羁縻制度时期的土家族经济李干周祉征两宋时期，朝廷以辰州（今湖南沅陵）、沅州（今湖南芷江）为据点，开展对湘西、黔东、鄂西、川东土家族地区的经营，继续推行“树其酋长，使自镇抚，始终蛮夷适之”的羁縻政策。在荆湖路设置三十八个羁縻州，夔州路设四十九个羁縻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