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春秋》之正统观研究

北魏史官崔鸿为北魏汉人世家大族,撰《十六国春秋》,书中纪年以东晋年号为纲,正统意识有违北魏官方正统立场,显示出在传统"夷夏观"的影响下,南北朝时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下的汉人士族在正统意识方面自有绳尺。     

中国古代王权稳固的基石——从《孝经》思想谈起

在中国古代社会特定的自然、人文环境下,本是规范家族内部行为的孝跃升为维护专制统治的政治理论武器。集中体现孝治思想的儒家著作——《孝经》,成为历代的治国经典。本文从《孝经》所指导的行为实践和所升华的核心价值两个层面,分析其如何有效发挥作用,进而成为稳固王权主义的坚强基石。     

司马光指解本《古文孝经》的源流与演变

目前传世最早的《古文孝经》是北宋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本。南宋以来凡谈《古文孝经》者都依本于此。清鲍廷博甚至将"指解本"经文提出来,冠以《宋本古文孝经》之名以与日本传《古文孝经孔传》一并行世,《四库全书》也照此收录。今人还用传世"指解本"与日本传《古文孝经》相比较,从而得出"日本传本比'指解本'时代更早、内容也更可靠"的结论。本文历考司马光《指解》的经本渊源及其流传、演变等情况,并证以大足石刻《古文孝经》,认为司马光《指解》传至南宋宁宗时,被人与范祖禹《古文孝经说》、唐玄宗《今文孝经注》合并,合编时对《古文孝经》进行大肆改篡,使"古文"原貌尽失,并造成误注为经(《谏诤》章"言之不通也")的现象。后人用传世"指解本"作今、古文《孝经》比较、特别是用来进行后出《古文孝经孔传》真伪研究,是非常靠不住的。     

北魏“像教”发展的社会支持研究——以云冈石窟为例的分析

北魏时期中国北方社会的佛教发展以"像教"为特征,立寺造像是社会各阶层中普遍存在的佛教信仰行为。云冈石窟作为北魏佛教发展的活化石,反映出北魏"像教"发展对于统治权威资源、管理制度资源、信仰权威资源和国民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的依赖性。     

《孝经》意义新论

《孝经》作为儒家十三经之一的经典著述,在中国文化史上拥有重要地位。本文通过对《孝经》内容、地位的简述,分析了《孝经》的意义和影响,结合现实背景重新阐发了《孝经》所蕴含的正面、积极的孝道观念和人伦思想及给予当前社会的现实指导意义。     

试论北魏冯太后与佛教

北魏文明太后冯氏,在其临朝听政期间,大力提倡佛教,开凿方山石窟、扩建云冈石窟、修造寺塔、剃度僧尼并支持昙曜等人的译经活动,促进了北魏佛教的发展。但冯太后并不一昧崇佛,她对佛教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一方面利用佛教巩固统治,表达对故国的思念,另一方面则对佛教实行限制,通过检校僧尼、禁止僧人自行游历村落等政策,使佛教不至于过度发展,而影响社会的稳定。     

“梁武帝之治”正名

史学界对梁武帝统治基本否定的观点有失偏颇.其实,梁武帝的治绩不亚于宋文帝的"元嘉之治",他统治时期是东晋南朝经济文化发展的鼎盛期.他严格选拔官员、赏罚严明,保持了政局的稳定;减轻剥削、重视发展农业、大力提倡节俭等政策措施,促进了经济繁荣与国家富强;积极兴办教育、推崇儒学与文学,促使文化昌盛;他的运筹帷幄使对北魏战争取得卓越战绩.当时对外交流的空前繁荣证实梁朝经济文化与国力的繁荣强盛.     

《孝经》“移孝为忠”说的困境与超越——以明末大儒黄道周为个案

《孝经》提出"移孝为忠",孝与忠紧密联系,但其间又存在矛盾。以"孝子"、"忠臣"著称的黄道周深受《孝经》影响,但他的孝道观倾向于先秦儒家的孝道派,在孝与忠发生矛盾时主张忠服从于孝,这一点与"夺情"执政的杨嗣昌截然不同。黄道周在完成《孝经》"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的人生设计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事亲与事君、辱亲与忠君的两难抉择,最终用自己的生命对"移孝为忠"作了深刻的注解,孝与忠的裂痕也在他身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合;而《孝经》"移孝为忠"说则在明清易代之际得到了一种新的诠释与超越。     

论宋代的《古文孝经》学

《古文孝经》在宋代复出并得到广泛注意和研究,宋代《古文孝经》学成果较多,为其他朝代所无。本文通过对《古文孝经》在宋代的流传与研究历史之考察,清理了《古文孝经》的真实面貌,纠正了南宋以来关于《古文孝经》的错误认识,为澄清历史上和现实中《古文孝经》真伪问题作了论证。     

《孝经》之“孝道”在日本的传播和研究及发展——以远藤隆吉的研究视角

《孝经》传入日本大概是公元513年百济派五经博士段杨尔去日本之后的事情。《孝经》传入日本后,在日本流传的《孝经》有今文、古文两种,受到了日本天皇的高度重视。日本第四十六代天皇孝谦天皇,曾下诏令让日本每家都藏《孝经》一本,并且号召国民对《孝经》精勤诵习。而后不同时代的多位天皇,也都非常重视《孝经》。《孝经》还受到了日本学界的普遍重视,学者们纷纷著书立说,翻译、校正、解读《孝经》。远藤隆吉著《孝経及东西洋の孝道》(《孝经及东西洋的孝道》),论述了《孝经》在日本自上而下的传播,探讨了《孝经》对“孝道”阐释与西洋文化对“孝道”阐释的异同、阐明了《孝经》的“孝为德之本”创造性转化为日本本土的“忠孝一本”思想。从远藤隆吉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孝经》对日本文化的极大影响。     

孝的三层次与《孝经》的解读

孝字从教、从学。孝的涵义有三个层次：养、敬、顺。孝敬父母最基本的要做到奉养,核心的内容是敬,高层次、高境界是顺。《孝经》认为,孝对不同地位的人有不同的要求。地位高、权势大的人,其孝的外延更大一些,对社会所负的责任更重一些,“孝子不匮,永锡尔类。”     

先秦孝道与家庭组织之间的关系——“共变法”用于史学研究的尝试

通过共变法研究可以看出，先秦时期的家庭组织在功能、类型、社会地位等方面与孝道之间存在稳定的共变关系。孝道的范围和对象随着家庭类型的改变而变化。当家庭结构复杂、功能强大、社会地位较高时，孝道的强度较大；当家庭结构简单、功能弱小、社会地位降低时，孝道的强度会随之减弱。这种共变性表明家庭组织与孝道之间存在紧密的因果关系。     

汉代的孝治及其社会秩序建构的德化机制

汉代统治者在社会秩序建构中以孝治作为德化的治道,希望把儒家孝道通过政治运作机制推行到社会共同体中,成为社会成员的核心价值,建立一种基于善良情感之上的秩序运作模式,在人类情感共通性的心理基础之上,以阴阳五行学说论证孝治的必然性,再以伦理感召为孝治提供了现实通道,最后通过礼乐教化与法制建构构成其制度化生活方式.汉代以孝治天下的治道之思,展示了其社会秩序建构的德化机制.     

从华人文化脉络反思台湾高龄社会下的老人福祉

为了以具本土契合性的方式理解华人社会中新兴的高龄化议题,文章从亲子代间伦理的角度切入,在台湾社会文化与现行政策脉络下,以华人孝道概念为核心,整合西方既有研究概念及研究取向,进而建构一套适用于探究华人文化脉络下高龄福祉议题的前沿理论。孝道概念及文化在近期高龄化趋势下开始受到西方学术社群与政策单位的重视,但可惜的是,无论华人或欧美研究者往往都将孝道内涵局限于"奉养年老父母的义务",或子女在物质、劳务与情感层面上提供父母代间支持之义务,而未能掌握华人文化中各种孝道行为在个人、家庭与社会等层次上的不同功能与意涵。有鉴于此,文章特别援用华人孝道双元模型,借助其在孝道概念化方式上兼具亲子代间关系运作特征、儒家伦理展现形式之优势,完整反映出孝道在华人社会中同时涵盖私德与公德领域的运作特征,及其在个人、家庭及社会层次上的多元功能,据以深入解读台湾老人福祉议题与相关现象、政策方向背后更细微的本土特色与伦理意涵。     

《论语》的“孝”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论语》关于"孝"的思想是儒家思想乃至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孝"意识是最能集中体现人类群体特征和人性,而又必须在群体生活中被构成的一种人类现象。孝与慈、礼、仁、忠联系密切,相互构发。依据伽达默尔关于"历史理解的真正对象不是事件,而是事件的‘意义’"的见解,分析了"孝"思想对于当代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论孝与仁

孝和仁是儒家两个核心的德目.孝是德的根本,是教化的开端,孝以“能养”前提,其本质内涵则是爱和敬.儒家的孝道思想,还包涵着一种通过“慎终追远”以追寻人的生命本原的形上学意义.仁是全德之名,是德的总称,是一个关于为人之本和理想人格的概念.行仁,是人最本己的可能性,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忠恕为行仁之方,忠恕工夫所成就的,是人我、外内一体相通的境界.孝与仁两个概念有着内在的关联性：一方面,孝悌为仁之本;同时,孝悌亦必经由忠恕的途径推扩而至于“仁”,才能实现其所本有的道德价值.儒家在强调孝为德之本的同时,在现实层面上又特别注重内外公私领域的区分,这两方面的结合,对中国当代价值体系的重建,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孝经》对“中韩”道德发展及其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意义

《孝经》及其蕴涵的孝道孝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文明精髓之一,也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内容。它不仅形塑了中国古代的道德文化,化育了中国人的人格品质和行为范式,而且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近邻尤其是东亚的朝鲜民族的精神风貌和道德取向,成为中国和韩国在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中和西方个体本位价值观念的冲击,克服现代文明病,构建社会和谐的重要精神资源。     

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背景下孝的嬗变与回归

＂孝＂是中华民族特别看重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在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历史上,尽管＂孝＂曾被统治阶级严重异化,也曾被全盘否定,但在现代社会里,＂孝＂的积极正面功能不可替代,其合理价值不可抹杀。继承优良传统,建设精神家园、促进社会和谐,亟需将＂孝＂纳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与实践中,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更加具有亲和力和民族特色。     

本土孝文化的当代法理价值与启示

孝文化是古代社会调整代际亲属关系的重要依据,主要经历了萌芽、儒家化、法律化三个发展阶段。当前我国社会结构和本土孝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导致孝文化的历史局限性进一步凸显。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应发掘本土孝文化所具有的当代法理价值并引入立法,以隐形契约关系促使家庭单元稳定,以家庭伦理引导社会伦理发展,以孝文化的弘扬促进德治与法治有机结合,将精神赡养与物质赡养相结合,以建构具有本土性文化特征的中国特色老年法体系;同时,完善文化、立法、司法、制度等方面的保障,树立正确的孝文化理念,实现硬法和软法有机衔接,发挥调解在代际亲属问题处理中的作用,实现个体养老到社会养老的转型过渡,以应对社会转型中的代际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