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谁写作?

奥尔罕·帕慕克在文中回顾了自己不同时期时"你为谁写作"这一问题的思考.他认为小说艺术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一种民族艺术.不仅是对民族的叙说.也是对全世界读者的叙说.小说写作和阅读所承载的意义因时代不同而不同.世界性作家的写作目的是为了理想的读者.而不仅仅局限于本土读者.     

你为谁写作

奥尔罕·帕慕克在文中回顾了自己不同时期对“你为谁写作”这一问题的思考。他认为小说艺术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一种民族艺术,不仅是对民族的叙说,也是对全世界读者的叙说。小说写作和阅读所承载的意义因时代不同而不同。世界性作家的写作目的是为了理想的读者,而不仅仅局限于本土读者。     

文学鉴赏中思想感情活动的若干规律

文学鋻赏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和文学创作、文学批评都有密切的关系。作家写作品,就是为了讓讀者鋻赏;文学创作是文学鉴赏的对象。而文学鉴赏又是文学创作发挥社会作用的必由途径。因为作家写出作品,还只是具备了产生社会作用的可能;要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就有赖于读者的鉴赏。一部作品不管写得多么好,如果写出来以后根本不和读者接触,没有人去鉴赏它,那就毫无意义;反之,鉴赏的人越多,它的影响就越广,社会作用也越大。     

话语改造与方言出场——现代湘籍作家方言写作形式论

现代湘籍作家大量运用方言土语进行文学创作,其话语改造及文本出场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方言话语的原生态直接出场,独特的地域声音、别样的方言词汇和古朴的方言语法在文本中登场亮相;二是方言话语的间接性再现,有注释、加引号以及同义复现等多种出场方式;三是方言话语本身成为文本的表现对象。这些方式实现了方言话语的文本审美化再现,是现代湘籍作家在方言写作形式上的开拓和贡献。     

刘醒龙《圣天门口》的方言书写艺术

刘醒龙以方言为母语的母语意识非常强烈,并将这种意识通过自觉不自觉的方言书写物化在他的创作中。其长篇小说《圣天门口》在方言运用上就很有特色。小说中的方言书写不时点缀出独特地域的鲜明标记与乡土色彩,用方言描绘的颇具特色的地域自然环境、劳动生活场景与民俗文化画卷,让读者真切感受特定地域人们的独特认知方式,及其蕴含的文化意蕴。同时将方言本身作为地域认同标记和乡情密码进行描写,以助小说的叙事进展。作家在小说中用方言表现故事演进的地域环境,描绘原生原态的风俗画图,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群像,充当提高效果的表达材料,体现沁透骨髓的母语意识,使整部小说在语言风格上颇具鄂东和武汉的地域特色。而且为了提高表达效果,他运用随文直接加注和借助上下文描写的方法,帮助读者消解方言有可能造成的阅读障碍。     

从日记体、书信体小说看五四时代的一种写作伦理

五四时期作家纷纷选择书信体与日记体这一小说体载,看重的是它在真实袒露创作主体隐秘的内心世界,表达创作主体主观情感方面的潜能.它使作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学的虚构性,以类似于真实日记或书信写作的状态进入小说创作过程.当时的第一人称叙事小说在摆脱了日记与书信最直观的外在形式之后,仍然具有强烈的表现性,把小说的叙述引向创作主体自身.即使在使用第三人称时,一些作家不仅仍然写着关于自己的故事,而且仍然固执地寻找着用第一人称表达的机会."新文学"的读者,则希望透过文学作品看到作家真实的心灵世界,寻找情感与思想的共鸣.以作家真诚而又真实的自我面对读者作为五四时代一种独特的小说写作伦理,体现出的是一种建立在现代公民平等人格交往基础上的新的启蒙境界.     

管窥20世纪60年代后香港文艺小说的小众属性——心理独白、文学实验与商业艺术化

偏重技术讲求实际的香港商业精神致使香港本土文学读者异常稀少,文学处于边缘中的边缘,而这也成就了香港纯文学作家自由创作的温床。写作回报的微薄,筛留了如钟晓阳之辈的文学天才;读者的匮乏与出版的困难,给予了西西等作家不必适应市场而独立试验小说艺术的机会;商业大潮的裹挟而下,更是意外地栽培出李碧华这株在鱼龙混杂、藏污纳垢的环境中出淤泥而不染的奇姝,既创造性地重写新闻稿,同时也激活了古典文学传统。钟晓阳、西西与李碧华分别从三个不同的维度展示了香港文学作为小众文学所凸显出的精神特质。     

方言叙事与乡土审美：从语言功能看贾平凹小说方言书写的价值

贾平凹的小说以乡土书写为特色，既写故乡物事，也喜用方言词语，而他在叙事中不限于使用已有的方言，还常常“自创”方言。对关中方言有独特感受的贾平凹式的语言是其小说“方言书写”的真正内涵。作家通过方言元素所负载的文化物事来揭示秦地的人情事理，构建富含秦地气氛的世界，书写充满艺术感的乡土。可以说，民间叙事、文本交互体系的建构、乡土世界摹写三个方面共同搭建了其乡土叙事体系。而方言书写除体现了作家的审美趣味外，还展现出作品语言的情感价值、认同价值以及文化价值等多重向度。     

承续久远的方言写作传统——现代湘籍作家泛方言写作动因论之二

现代湘籍作家大量运用方言土语进行文学创作,与古今中外文学史上源远流长的方言写作文学传统有着密切的关联,更与"书楚语、作楚声"的楚文学传统构成直接的传承关系.沈从文"湘西世界"的缔造,韩少功的文学寻根之举,都源于古今中外方言文学的潜在启发和楚文学方言写作传统的直接熏陶.     

用方言朝圣——刘醒龙创作的语言维度

刘醒龙创作有着浓烈的"圣地"情结,在其不同阶段的创作中,"圣地"所对应的空间并不完全相同。方言,作为"圣地"空间的言说方式被一同"圣化",贯串了其创作的各个阶段,且因"圣"的不同而各具特色:初期作家用古奥、生僻的名词性方言指称大别山区古老神秘的风物,深具楚文化神奇、怪诞的巫风特色;第二阶段,作家用明白晓畅的方言书写民间圣贤和底层日常生活;第三阶段,作家通过方言与韵文结合来凸显仁善的圣贤文化空间。在方言"圣化"之外,作家对乡村风物和艺术种类也一并作出了高下区分,突出了民间和本土的清雅与脱俗,并将其"方言化"。从本质上讲,刘醒龙的"圣"实为对普通话所代表的流行文化霸权的挑战,是他力图纠正社会浮华,试图回归高贵、优雅、经典的传统文化的一种努力。     

不安、厌世与自我退隐:南来文人的香港书写——从1950年代出发

1950年代前后,为数众多的文人开始启程离开大陆南向香港,架构了史上另一波的流动轴线。这一波南来文人力匡、贝娜苔、赵滋蕃、易文、徐訏等建构故乡─香港─异国─香港移动踪迹与书写墨痕,透过文人们生就具有的创作冲动交出可观的在地书写。这些作品字里行间所流露的不安、厌倦、自我退缩现象,在在指向了西美尔(Georg Simmel)"麻木"厌倦的心理保护机制论点,这为我们提供了重新思考南来文人重生或再生、归去或归来的刻画过程。在处境上这些南来文人并非一般认知的强者主体,反而是孤独、无助者。以此为视角,证成他们如何以书写呈现较少被视见的自保机制成为外显传媒的中介,进而铭刻异变时空下文人独特的心事与命运。     

眼睛望见模糊的边界--论梁秉钧的诗歌写作兼及香港文学的有关问题

香港诗人梁秉钧的诗歌写作呈现出越界的特质,一是文体的越界实验,二是文化身份的越界,此种特质与香港文学的香港性息息相关。对香港性的认知是研究香港文学的基本起点,但仅仅是一个起点,真正要从文学上把握香港文学,必须将其置于现代汉语文学或现代汉语诗学的背景之下。或者换一种说法,必须将香港以及台湾甚至包括部分海外的汉语文学经验有机地纳入,才能建构完整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     

“深描”一件被人忽略的往事——细说《红岩》作者们解放初期的第一次“文学”活动

重庆解放之后,最初对重庆大屠杀事件进行写作的脱险志士并不是后来《红岩》创作团队中的罗广斌和刘德彬,而是任可风、钟林、王国源等更有写作基础和写作能力的人。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并不是会写作的人就能够写作。罗广斌和刘德彬的主要优势是政治上可靠,因此,有资格和机会进入机构和组织的活动领域,并对其他人的作品进行整理和编写。虽然是编写,但他们的"成果"可以通过组织的力量流播到全国的范围,产生更大的影响。虽然是编写,但罗广斌和刘德彬他们"严肃"的编辑过程却是一种权力的体现和权力的运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材料"的渗透和改造。通过对《红岩》作者在《红岩》写作之前"文学"活动的分析,可以看出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在日后写出《红岩》并"成为作家"的机遇何在。     

论"80后"创作的泡沫奇观

新世纪初,媒体与出版商的蜜月联姻,使“80后”的作品在书市上热卖。不容否认,“80后”写作有真诚和叛逆,真诚使他们不掩饰,径直地看生活写自己,避免了习见的先验性叙事与布道;叛逆使他们不甘拘囿于成规的羁绊与束缚,是一种服从于心灵呼唤和自由本性的率性写作。然而,缺少人生的历练和知识准备的不足,又使他们的写作呈现出了狭窄、重复、雷同的类型化弊端。对于这种创作的泡沫奇观,不能盲目追捧,只有作出切实的诱导与帮扶,才会有利于他们的健康发展。     

略论元代中州散曲作家

元代中州籍散曲作家有作品流传的共8人,其中前后期各4人,且不乏像王恽、姚燧、钟嗣成这样的大家。他们不仅在中州本土参与了散曲的创作,寓居他乡时又将这种创作传统带到了寓居之地,对散曲艺术南北创作个性的交融起到了推动作用。中州士人的遭遇,是华夏民族在蒙元时代悲惨遭遇的缩影;他们以散曲写景咏物、言情抒怀、交际祝颂,而借散曲发抒其不平之鸣,则代表了元代散曲创作的主要倾向     

论萧红在东京与香港思乡主题创作的不同

东京与香港时期是萧红文学创作生涯中的两个高峰期,而关于思乡主题的创作也成为她在这两个时期内最为成功的文学选择。本是同一文学主题的创作,表面上看都是作家当时为排遣寂寞、寻求精神寄托而做出的努力;但实质上,不同时期的创作却因作家在两地截然不一的心境而被赋予了不一样的意义和内涵。     

试论柳宗元的传记文学思想

唐代古文大家柳宗元在传记文学思想方面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柳宗元认为 ,传记的写作宗旨在于辅时及物 ,经世致用 ;传记作者的神圣职责在于敢于秉笔直书 ,以撰写一代史事为己任 ;在传记材料的搜集上 ,强调实地调查 ;而在传记文学的立传标准上 ,柳宗元主张拓宽传记文学的创作空间 ,并以一批优秀的人物传记实践了他对传记文的创新与开拓。     

先锋的延续、转变及其历史认同——苏童、毕飞宇比较研究

作为自先锋文学开始就为文坛所瞩目的作家,苏童与毕飞宇虽分属于20世纪80和90年代的文学阶段,但两者在诸多方面的共同之处,决定了他们可以作为考察自先锋文学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脉络的代表作家。在考察两者生存空间与创作历程之后,如何介入历史叙事、展现创作技巧和写作题材,以及适应为时代而进行写作的转变,构成了二者之间的共同之处,并产生了证诸文学历史的可能。     

从性别角色模式化到主观性——管窥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英美儿童文学的影响

英美儿童文学批评在 2 0世纪 70年代兴起 ,它受到了诸多文学批评方法的影响 ,其中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深刻地影响了英美儿童文学的阅读与创作。文章从三个方面探讨这一影响 :对西方女性主义作品的重读以发现新的解读方法与含义 ;对传统文学史的修正以发现被埋没的作家作品并改写对女性歧视 ;给儿童文学批评新的定向 ,审视西方文化传统的实践     

女性叙事与“底层叙事”主体身份的同构性

本文在认同“底层叙事”的前提下,着重探讨了女性创作与“底层叙事”主体身份的同构性。认为,女性文学的历史并不缺少“底层叙事”,特别是新文学史上的三四十年代,女作家笔下的底层故事、底层妇女形象成为左翼文学的重要实绩,构成了一种文学传统,因此,在女性文学领域“底层叙事”久已有之,并非当下的新创构。其次,女性群体与“底层”同为弱势群体,创作主体与对象主体具有立场和身份的同一性,“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平等心态形成了女性叙事与底层叙事的互文性特征。再次,女性天然的母性犹如圣母博爱众生,她们以母性的光芒烛照底层的时候,叙述主体与对象主体之间自然形成了一种互为依存的“母子关系”,同构性自此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