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象的疏离效应——浅谈诗的意象升成

文学与其他艺术最本质的区别正是语言——文学意义上的语言。诗歌中的语言形象为“语象”。在艺术作品中,在物象、心象、语象与意象这个序列中,心象是主客体结合的产物,而语象一旦作为客体存在便有超越主体的多义性。意象产生于读者对客体的审美感知之中,意象具有本质上的不可言说性,把意象用语言、符号具体地表达出来就成为一种阐释,对语象的语言阐释。     

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四种范式

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纷繁复杂,主要有四种批评范式,这四种批评范式的转承过程,构成西方文学批评发展的线索.第一种范式假设文学的意义内在于文本结构中;第二种范式以文学意义产生于阅读经验为前提而展开;第三种范式认为文学的意义是读者主观的派生品;第四种范式则主张文学的意义存在于历史权力的话语之中.     

接受美学视野中的《白鲸》

《白鲸》作为美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因其超前性经历了重新评价和阐释接受过程,同时因其复杂性在接受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接受风貌。从接受美学的观点看,期待视野的历史变迁是《白鲸》的文学价值得以重新认识的前提,而文本的不确定性和空白赋予《白鲸》的开放意义则是该作品与不同时代读者视野融合并产生多重接受的根本原因。     

时代的个人奋斗者——于连——浅论于连性格系统的整体性和复杂性

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中 ,出现了一系列令人注目、很有艺术魅力的个人奋斗者的形象。这些形象的出现 ,使欧洲文学在人物塑造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 ,使文学对人的把握与表现显得更为深刻 ,这也是 1 9世纪现实主义成就的一个重要表现。司汤达的《红与黑》中的于连是这个系列形象中的最初一个 ,是其中最为读者青睐的人物之一。在这个形象身上集中体现了 1 9世纪现实主义在人物创造方面的出色成就。因此 ,用现代人的眼光与方法深入研究这一形象 ,是有着重要的现代意义。用整体性的原则分析于连的性格我们会发现于连性格中的复杂性 ,表现在既有自尊的…     

从接受角度论《聊斋志异》中女主角的形象塑造

接受美学是文学研究的新方法。文学的创作和研究要充分重视读者的作用。本文从接受角度论及《聊斋志异》中女主角形象的模糊描绘和细节实证所产生的艺术效果 ,是对蒲松龄创作动因的再一次诠释。     

认识堂吉诃德：作为读者的欲望之路

文学史上对堂吉诃德的认识是非常丰富的,总体来说分为传统认识和现代认识两个阶段.传统阶段,堂吉诃德是一个纯粹的文学形象;现代阐释者则揭示了堂吉诃德作为读者的秘密.在某种意义上,堂吉诃德是一个优秀的读者,他对阅读的投入和痴迷塑造了一个疯狂的读者形象.在他身上,鲜明地表现出了他对文本欲望的发现、摹仿及自我印证.堂吉诃德通过阅读把自己放入了文学世界中,把供人欣赏的文学世界当成了自己的生活世界,从而混淆了文学世界与现实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他的阅读是不成功的.     

美国印第安作家路易斯·厄德里克作品性别杂糅策略解读

性别策略作为印第安文学复兴策略之一，在当代美国印第安文学领域内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对“中性人”的形象塑造，厄德里克从性别杂糅的角度在作品中成功构建了主人公的主体性以及自己的独特创作理念。她的性别模糊策略动摇了读者对于中心的牢固信仰，并将这种震动波及到文化的其他领域。读者必须将新的性别观念和可能性拼合在一起，在动态的组合中拼接出自己的阅读图式。这是这种动态的观念赋予了当代美国印第安文学以活力和极大的生存空间，民族特色的文学元素、灵活的创作策略以及富有弹性的创作空间使得它在美国主流文学中独树一帜，以自己别样的文学色彩吸引着众多读者和批评家的关注。     

“水”在中国文学中的形象类别

水不仅是人类社会重要的生活、生产资源,也是重要的审美资源。在文学领域,描写"水"的内容极为丰富。"水"成为具有感染力的文学形象,经过历代延续,已积淀为频繁出现于作家笔下的"传统形象"。中国文学典籍中对水的描写,可以分为实用意义的水形象、审美意义的水形象两大类,后一类又可进一步分为环境形象、本体形象、比喻形象。这些水形象的丰富内涵成为中华水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作为"要素"的文学与作为"活动"的文学

以文学活动中的某一要素来概括文学本质的反映论、作者中心论以及作品中心论等各有自己的理论缺憾,它们都把文学作为静止的、物态化的事物来看待。但文学的本质是一种活动,文学意义也是在文本与文本、作者与读者、文本与读者、文本与其生存其间的文化语境以及文本的上下文之间的不断对话中生成的。离开“活动”这一基本界定,文学的意义将无从产生。     

试述接受美学中的"意义未定和空白"及读者的阅读

产生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接受美学,是作为对当代西方作者中心论批评和文本中心论批评的反叛而出现的.充分重视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了文学史就是文学的读者接受史、效果史,并进而将接受美学发展为文本--读者相互交流与对话的新理论.把"意义未定与空白"作为作品好坏与否的一个标准,强调读者及其阅读,实现了西方文论第二次大转向.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弱势群体的角度解读“作者之死”理论

从那些在历史和传统中一直被排除在主体和作者之外的群体--女性、黑人、被殖民者等等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作者之死"理论不适合他们.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主体,否定作者,而应该把被排斥的部分包括进来.不过正是因为"作者之死"理论,传统作者主体的权威地位受到质疑,弱势群体才得以在历史中发现自己的位置.而这种新型的作者主体追求并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也尊重他人的存在.     

政治运行法治化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当今我国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已成为构建现代宪政法治秩序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政治运行法治化将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