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韦伯的“理想类型”及其早期运用——“文化意义”的检索和由此引出的关于东西方现代化问题的一个争论

本文认为,韦伯社会学类型的建立,是与他著名的方法论概念“理想类型”的形成一致的,社会学由此找到了属于自己认识现实的独特方法和角度。文章侧重对“理想类型”方法的早期运用“功能性”(实际)意义作了较为深入的考察,并从文化意义的角度,分析了韦伯对“资本主义”和“新教伦理”、“儒家伦理”的认识。     

“燕京学派”的知识社会学思想及其应用：围绕吴文藻、费孝通、李安宅展开的比较研究

本文比较了吴文藻、费孝通和李安宅对知识社会学的引介与消化,以及在此指导下的经验研究,基于此尝试论证三人分别开拓了三种知识社会学的经验研究路径。吴氏以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为主要依据,主张知识与知识人受限于社会本体论,走向实践改造社会的国家主义。费氏一直到1950年代之前似乎在曼海姆与韦伯之间摇摆;到晚年则尝试从新儒家出发,提出社会科学应借鉴诠释学,关注“心”的问题,从而重新接近张东荪的知识社会学。李氏原先引介曼海姆最积极,后来转向吸收张东荪的思想而走向韦伯,认为应该更全面地考察整个知识系统在社会中沉淀的不同层面。通过上述比较,文章尝试指出,社区研究可能需要与知识社会学结合,才能将我们对国家与社会的理解推至更深处。     

现象学社会学的生命历程

面对韦伯所谓“现世的祛魅”所引发的共同时代问题，使此前由胡塞尔创建的现象学对欧洲诸经验科学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现象学社会学虽然蕴含着多种可能进路，但长期以来只被当成舒茨作品的“代名词”。这种误识不仅遮蔽了现象学社会学的实情，而且阻滞了对其他现象学社会学进路的探索。本文将现象学社会学置于现象学运动的情境之中，试图阐明其发生之初蕴含的多种可能之样式，重点考察作为现象学社会学“正统”范例的胡塞尔-舒茨式进路由欧洲发生到北美发展乃至式微的生命历程。本文虽然偏重对胡塞尔-舒茨式进路的梳理，但也试图揭示拓展现象学社会学之可能，希望这种奠基性工作能激发对其他现象学社会学进路的探索。     

通过“合意”建构的三元行动理论:重探韦伯的《关于理解社会学的一些范畴》

韦伯的《关于理解社会学的一些范畴》（下文简称《范畴》）对于发展社会行动具有关键作用，却由于诸多因素让位于《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本文从《范畴》内部的论述结构与外部的参照比较出发，进行相关脉络的梳理，以证明该文具有独特的理论内涵，然后指出“合意”在社会行动与社会关系上的双元角色以及通过“合意”所建构的“共同体行动/合意行动/社会体行动”三元行动类型。综观之，《范畴》的理论意涵值得我们反思“从行动到秩序”之间的另一种可能性。     

比较历史社会学视野下的“列宁式政党” 列宁《怎么办？》新释

本文基于比较历史社会学和组织社会学的视角，在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与俄国革命民粹派、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以及中国共产党进行相关比较的意义上，对列宁建党理论的经典著作《怎么办？》作了新的诠释。本文先分析了“灌输”机制在欧洲、俄国和中国的异同，而后重点解析了《怎么办？》第四章中三个核心的组织问题：通过对比韦伯对职业政治家的分析，阐释了列宁对职业革命家组织的重要性的理解；通过与中共白区工作的比较，突出了列宁提出把精干的组织核心与差序的组织圈层结合起来的意义；通过与俄国革命民粹派及第二国际的比较，展示了列宁关于政党组织的密谋性和集中性思想的渊源及其流变。本文的上述分析为“组织的武器”这一经典的论题赋予了新的理解。文章最后指出了中国社会学在单位和组织研究上从技术性分析走向追根溯源的政治性分析的意义。     

“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

本文在韦伯和陈寅恪等人的启发下,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社会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分析框架和基本方法,试图将“革命”这个社会学的经典母题重新带回到中国社会学界,以此拓展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这种新的研究路数尝试围绕阶级路线、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等重点,在借鉴实证史学资料收集法的基础上,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和事件社会学的方式来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独特的政治文化及其所产生的复杂而深远的历史效果。     

马克斯·韦伯：以西方为基准的比较宗教社会学

宗教社会学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尽管马克斯·韦伯始终没有给出明确的有关宗教的定义，但是，当他将宗教描述为一些成功地吸引大量信徒的调节人类生存的体系时，实际上给出了一个功能性的定义，注重宗教在社会中的角色或作用（希普里阿尼和费拉罗迪，2005：2～3）。而且，这一功能性的取向，并没有妨碍韦伯以开阔的视野与雄心，将世界诸文明形态纳入其宗教研究范围之内，     

系统视角中的社会分化与整合——卢曼社会分化思想研究

卢曼（Niklas Luhmann）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继韦伯之后德国最具创造性的社会学家（Luhmann,1982：xxxvii）,他著述丰富、论域广阔,其研究涉及社会学基本理论、法律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宗教社会学、教育社会学、风险社会学、伦理社会学及婚姻家庭社会学等多个领域。从其思想的体系结构上看,卢曼建构了一个百科全书式的社会理论体系;从其思想的问题意识而言,     

韦伯论中国的社会和宗教

马克斯.韦伯(M axW eber)在其引起强烈反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并验证了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假设:透过任何一项事业的表象,可以在其背后发现有一种无形的、支撑这一事业的时代精神力量,这种以社会精神气质为表现的时代精神与特定社会的文化背景某种内在的渊源关系,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精神力量决定着这项事业的成败。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动力分析相对应的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对于中国社会和宗教所作的出色研究。韦伯的论点为:中国自秦代以来拥有统一帝国式的持久和平,人民有广泛的迁徙自由,货币经济也十分发达,远古时代就出现了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但理性化的经济秩序并未在这片国土上产生出来,原因在于中国特有的家产制的官僚制及其掠夺性的政治资本主义;其二是儒教和道教的精神特质阻碍了包括信任关系在内的经济理性化的发展,使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胎死中。韦伯的分析认为:受儒教和道教浸淫的中国人的独特精神气质使得制度创新和理性化丧失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韦伯的观点对我们是富有启迪的。     

以“匠人精神”,写“社会学的诗”:米尔斯的社会学遗产之重估

在米尔斯诞辰百年之际,本文试图重估其社会学遗产。本文指出,米尔斯作为“智识匠人”的志业,即是从内外两个面向揭示美国文明自19世纪末以来的转型及其危机。就内部面向而言,本文聚焦于米尔斯及其同时代的批评者关于美国社会的不同判断及其分歧的实质;就外部面向而言,本文则以米尔斯关于古巴革命的晚期著述为核心,考察米尔斯对古巴问题的讨论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对美国民主的外部批评。但是,对米尔斯的社会学遗产的重估,并不止步于此。米尔斯关于社会学写作的文体和“风格”的想象,即其关于“社会学的诗”的论述,构成了其学术遗产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本文指出,“社会学的诗”所倡导的审美与人格意蕴,实则是对社会学写作的人文传统的回归。最后,本文讨论了在中文学界的语境下,米尔斯的社会学研究所具有的启发意义。     

市场的社会学

本文概述了对市场进行研究的社会学路径。在考察了经济学研究路径之后，作者述评了包括经济学的“另类”学派、经济人类学、文化社会学、“嵌入”的研究路径以及新政治经济学在内的范围比较宽泛的各种理论流派。作者还简单讨论了近来关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的转型及全球化的争论。作者最后指出了对市场在历史和制度上的复杂性进行理论化研究的困难。     

“文明体”与“上层结构”：两种视角下的悖论对韦伯与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观的比较

布罗代尔与韦伯的资本主义观互相矛盾。韦伯把资本主义看作一个文明体 ,从文化与宗教的角度理解资本主义 ,认为理性化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关键因素 ,资本主义文明是人类的进步 ;布罗代尔把资本主义当作上层结构 ,从政治 -经济的角度批判性地解释资本主义 ,认为资本主义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权。理论预设与分析视角的不同是二者观点分歧的根源。     

新经济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探微

作为经济社会学的最新进展 ,新经济社会学吸引了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研究。本文通过对“新”“旧”经济社会学的比较和相关领域研究进展的介绍 ,分析了新经济社会学的学术背景 ,并从网络、组织和文化角度描述了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现状 ,以及新经济社会学的成果和发展方向。     

历史社会学、国际关系及相互联结的历史

本文主要关注了近期历史社会学的三个发展:国际关系领域中的新韦伯主义历史社会学、多元现代性学者采用的"文明分析"方法及美国历史社会学的第三波文化转向。这些发展是对早期历史社会学中出现的问题的一种回应,然而它们并没有真正地解决问题,没有摆脱欧洲中心主义传统的窠臼。基于此分析,本文提出应当以"关联的历史"(connected history)观为历史社会学分析的方法与手段,以满足全球历史社会学研究的要求。     

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

本文是对费孝通先生晚年思想转向之成因的研究。费孝通晚年的研究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力倡"文化自觉",由早年注重西方文化变而偏重于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对费孝通晚年著作的详细考察,本文认为,费孝通的思想转向是他在对中国现实社会的不间断的调查、实践和反思中形成的。这种思想转向是一种"社会科学"的转向,而不是文化立场的转变。本文以四个部分来论述这种转向的发生。前两个部分讨论费孝通晚年谱写的"两篇文章",即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研究、民族和边区开发研究。在这两个领域的经验研究中,费孝通都遇到了社会学和人类学上的挑战,他发现：乡村工业、民族和边区的发展都不只是经济社会政策的问题,甚至也不是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问题,而是和其背后"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心态和文化有关。如何把握这些心态和文化,是本文的第三个部分,即费孝通晚年社会学方法论的主要内容。费先生从英国人类学家Leach因《江村经济》所提出的两个方法论问题入手,在生命的最后十多年里展开了漫长而严谨的反思。反思的结果一方面是对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新看法,也是对上述两个经验问题的总回答,另一方面是对"文化自觉"理论的方法论补充。本文的最后一个部分讨论的是费孝通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晚年如何身体力行,在"差序格局"中"推己及人",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是为真正的"文化自觉"。     

西方“新韦伯主义”教育观概述

“新韦伯主义”学派为西方社会学中冲突论学派的分支,与“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一起构成70年代以来冲突论学派的两大基本阵营。50年代,教育社会学研究侧重功能主义;进入60年代,冲突论学派因更能解释社会和教育的变化而取而代之。冲突论的开山鼻祖,在西方被确认为马克思和韦伯。这一学派共同采用冲突的观点来考察社会现象和教育问题。70年代初,这一学派逐渐分化,始形成“新韦伯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两大分支。“新马克思主义”偏重以社会政治、阶级结构的观点看待教育的作用,而“新韦伯主义”的出现则是对“新马克思主义”     

《社会研究与从事专门职业》中文版序言

尽管当代迅速的“全球化”观点几乎已表现在了社会与经济的方方面面，但语言界限仍然是思想传播的故障和缺陷，因此我的某些社会学观点能被译成中文，我感到极为荣幸。     

超越嵌入性范式：金融社会学的起源、发展和新议题

金融处于当代社会生活的核心，可视为一种社会现象。自M.韦伯开始，古典社会学已论证了社会学研究经济和金融领域的正当性。随着美国新经济社会学的兴起，社会学学者在新经济社会学框架下，以“嵌入性”为理论起点，从社会结构和社会建构两个理论维度研究了金融现象。欧洲学者则挑战了美国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性范式，为我们提供了研究金融现象的新视角。在新技术和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学能从更多角度对金融领域展开研究。     

文学体制与现代化

文学体制与现代化〔德〕彼得·比格尔周宪译作为社会学问题的艺术理性和非理性（韦伯和哈贝马斯）本文的题目需要解释一下。我在文中并不想涉及在美国发展起来的现代性理论,而是要讨论由韦伯和哈贝马斯所得出的德国社会学传统。对韦伯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独特标志就在于...     

韦伯社会学方法论及思索

马克斯·韦伯在社会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力是任何一个研究社会学的人所熟知的,“韦伯就像几乎和他同时的杜尔克姆一样,在任何一套论及重要社会学家的丛书中应占有一席之地。不论在哪里讲授社会学,他的名字总是跟杜尔克姆和马克思结合在一起,被奉为社会学的三位现世神明”。英国社会学家帕金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韦伯的社会学理论宏大,思想深邃,其方法论尤为独特,他力图调和社会学理论中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建立了一套以“理解”为中心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论领域独树一帜。本文简要介绍韦伯方法论的主要思想,并思索其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