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的形式美与政治的音乐化——先秦儒家审美教育思想管窥

以和谐为最高目标的先秦儒家,其政治也追求音乐般和谐有序的状态和境界。其一,他们发现了理想的政治结构与音乐运动形式之间的异质同构;其二,先秦儒家伦理政治的基础和出发点是人性的中庸、平衡、节律与和谐,这使得先秦儒家实现伦理政治的途径借助于音乐,其目标与音乐相通。其三,他们认为政治的最高境界是达到至乐无声而天下之民和的音乐境界。在21世纪,政治更趋于民生自由和人性化的今天,先秦儒家关于政治音乐化的理想中所包含的哲学智慧和人文关怀对我们具有启发意义。     

审美教育与人性和谐

在工业化时代,人性的不和谐首先表现为人的感性欲望与精神追求的不和谐。工业化及现代科学技术使人内在的时间体验被压缩,人性更多地倾斜到外在感官欲望的满足和享受之中。人类物质消费欲望无止境地增长,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许多社会的不和谐。审美在人心灵最深处滋养和培育一种对别人生命、对万物生命的同情、怜惜和大爱,它能培养人的生态意识,使人以一种音乐的心境与他人及万物和谐相处。高科技时代,人性的不和谐还表现为理性过分压抑感性,使人成为思想的机器或某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工具,而审美教育是造就心智和谐的一代新人的最佳途径。     

现代人际关系的重构——兼谈先秦儒家“和为贵”的思想

"和谐"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是先秦儒家的主要思想。随着人际交往的复杂化,现代人际关系出现严重危机。先秦儒家对和谐思想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对现代和谐人际关系的构建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从"人性本善"的哲理基础出发,通过建立价值原则,从人与自然关系、身心关系、人与人关系、人与社会关系四个方面寻求和谐的人际关系状态,最终实现了"天人合一"的终极追求。现代人际关系需坚持"和为贵"价值取向、以"先义后利"的和谐道德关系为基础,才能达到人际关系的自然化。     

《礼记·乐记》中的文艺思想

<礼记@乐记>蕴涵了先秦儒家丰富的文艺思想.先秦儒家对音乐所持的实用功利态度,礼乐相辅相成以维护统治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的观念以及音乐表现情感并通过情感熏染来发挥其教化作用等,都在<乐记>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乐记>反映的先秦儒家"为人生而艺术"的功利取向的文艺观和"将人生艺术化"的伦理、政治理想,对中国文化至今仍产生着深刻影响.     

儒家和谐精神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儒家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天人合一”、“尚中贵和”、“厚德载物”“诚实守信”等丰富的和谐精神,它对于我们今天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的和谐,实现我们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理想,都有巨大的启迪。     

"和光同尘"与"心斋":老庄身心和谐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老子倡导"和光"以达"玄同"之境,通过创造开放心态以达到人与人的和谐共处."和光同尘",实际上是通向人内心和谐的一个重要途径;庄子提倡"心斋"、"以明"、"坐忘"以达到"乐物之通"的和谐状态."心斋"、"以明"、"坐忘"是庄子心学的最高境界,也是身心和谐思想完满的描写."心斋"从修养论、"以明"是从认识论、"坐忘"从人生境界论共同提出了对心灵修养所达到的最高境界的要求.老子和庄子的身心和谐思想对两千多年来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生命价值观上,两位先秦道家能够充分关注儒家所忽视的生命的个体价值,对儒家的生命价值观也恰恰起到了补偏救弊的作用.研究老子和庄子的身心和谐思想,有助于人们自己行为的调整和个体性格的陶冶,对于今天我们倡导的人文关怀、促进社会成员心理和谐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文学是人学”的现代阐释

新时期以来对"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的质疑与阐释相互缠绕,引起了不同范围的论争。对这一命题学理逻辑的质疑与阐释,从生态文艺学角度提出的自然与人之关系的质疑与阐释,以及对于命题中"人学"理解的歧义与争论等,都既具有启发意义又值得进一步商榷。现代社会人文精神的困厄向我们昭示了新的阐释之维:一方面,追求自由与超越是人的生命本性;另一方面,文学以审美的方式显现着人的自由性,因此人的自由与文学的自由性具有内在的同一性。这是一个文学价值论的维度,从这个维度来理解文学,作家以审美创造的方式实现超越和追求精神自由,而读者则通过文学作品,以审美想象的方式实现超越并获得自由,"文学是人学"的意义正在于此。     

美育:现代人性的自我拯救——读席勒《审美教育书简》

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从康德美学的基本原则出发,以抽象的人性论为基础,提出了具有现代性意味的美育思想。他认为,美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审美的王国是人类追求的最高目标,美育的特殊使命就在于通过美消除理性对感性的压抑,恢复感性的权利,促进人性中对立要素之间的和谐。席勒对人性分裂的分析,对人的生存的关注、对人的感性的重视等审美现代性话语,至今仍具有鲜活的意义。     

生命教育在高校德育教育体系中的构建

当前,我国高校生命教育价值凸显与生命教育缺失并存.所谓生命教育,是指教育并引导大学生去了解、体会和实践"爱惜自己、尊重他人"的一种价值性教育活动.由于我国家庭教育中严重缺乏生死观教育,学校教育产品化,加之互联网的普及淡薄了现实人际交往,个体差异加大导致内心孤独感增加,致使部分大学生生命价值迷失.基于此,构建以人为本、关怀生命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应着眼于生存意识教育、生命价值教育和挫折意识教育,培养大学生健康情感,从而实现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自我的和谐.     

对先秦道家幸福观的多维度探析

以老庄为代表的先秦道家以自然无为的思想逻辑主线为切入点,把人生的幸福看作是一个效法自然的过程。他们提倡重身贵生,顺应自然,对人的生命进行积极关怀;提倡淡泊名利,宠辱不惊,追求人的精神愉悦和自由;提倡不悦生恶死,超然面对死亡,让人不拘泥肉体的束缚而获得自由和快乐。对先秦道家幸福观从个体维度、社会维度和精神维度三个层面进行梳理并合理扬弃,就可以凸显其现代价值:要重视人的内在精神追求;要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要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     

《乐记》"和合"美学思想的表现形式

"和合"是中国古代美学的重要范畴之一,《乐记》是先秦"和合之美"的集大成之作,它不仅集中表现了艺术的"和合"美学思想,而且蕴含了和谐美的主要表现形式,成为中国古代表达"和合"美学思想的基本范式,对中国文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西周用乐状况及相关美学问题

西周是中国礼乐文明的奠基期,也是诗、礼、乐对中国社会开始形成全面影响的时期。音乐不仅涉及贵族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是国家大型典礼活动必不可少的组成。从专业乐工、贵族子弟到国家统治者,一条音乐从技术到德性、再到政治性隐喻的不断递升和放大之路已初步呈现。礼乐并举,表现在现实层面上的以礼节乐,最终则表现为乐对礼的融会和超越。所谓西周礼乐政治,是以诗、礼、乐作为隐喻或象征的政治。诗、礼、乐又确实以其真实的形式贯穿于政治活动中,既作为政治的隐喻,又是具体的政治实践手段。诗、乐、舞的层级关系将人的审美经验带入了超越之境;音乐与政治的密切关联则赋予了政治审美韵致,开了后世中国诗性政治的滥觞。     

重返自然——中国“气象文学”的“知识场”建构

以气论哲学为基础的中国气象文学在不同阶段一直都延续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气象现象在先秦至汉代成为领会“天意”的重要途径；魏晋至唐的气象文学中则主要呈现为物候学的特征；宋以后的气象文学中，作为独立审美对象的“山水”面目被注入作者越来越多的主观情感；近代以来气象文学逐渐沦为气象科普之类的通俗读物。道、气、象是气象文学的基本范畴，雄浑、劲健、豪放、实境、含蓄、超诣等为其主要美学原则。倡导当代气象文学创作与研究，是跨越横于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间不可逾越之鸿沟的有效途径。     

宋代音乐民间化走向研究

宋代是音乐创作及表演中心转向民间、民间音乐表现活跃的转型时期,表现在内容上贴近百姓生活,参与表演者阶层广泛,演艺场所层次多元化,民间创作形式丰富,引起文人士大夫的关注,城市市民成为音乐消费的主体,在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发展中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影响深远。     

杜甫诗歌审美意象的新变

杜诗在审美意象营造上最重要的创变是改变盛唐诗歌意象通常呈现的诗人主观情意与客观物象和谐平衡的形态 ,重主观感觉 ,突出抒情主体对客观物象的独特感觉、直觉印象、情感意态 ,创造出新鲜、独特乃至变形的审美意象和意象组合 ,给人以全新的艺术感受。这是杜甫对古代诗歌艺术发展的一大贡献     

论中国花卉文化的繁荣状况、发展进程、历史背景和民族特色

我国是一个花卉文化极其繁荣灿烂的国度,无论是园艺种植、花事观赏,还是文学、艺术创作都极为丰富繁盛。我国花卉文化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先秦的始发期、秦汉至盛唐的渐盛期和中唐以来的繁盛期。从审美认识水平着眼,我们将这三个阶段分别称为“物质实用时代”、“花色审美时代”和“文化象征时代”,三个阶段间呈不断累积演进之势。我国花卉文化的繁荣发展,有着我国自然条件、社会文化广泛的历史基础。我国地大物博,植物资源丰富,给花卉园艺的发展提供了极为优越的自然条件。我国发达的农耕文明对花卉园艺生产促进良多。我国传统士大夫阶层构成了花卉文化创造的主力,无论是外延的拓展,还是内涵的提升,都主要得力于他们的奉献,也主要体现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情趣和文化理想。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物我一体、崇尚自然的文化观念对花卉观赏的影响从来都是正面、积极的,历史上从未出现其他民族那种基于特定教义对花卉使用的严格限制,西方中世纪普遍禁止那样的现象。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花卉文化的繁荣发展,同时也决定了我国花卉文化的民族风格。我国观赏花卉以我国原产的木本和经济应用品种为主,形成了独特的名花、名树体系。我国人民比较重视自然生长、园艺种植的植物生姿,特别欣赏植物的生机天趣,西方社会那种花环、花冠等采结献赠为礼的方式在我国并不多见。在花卉象征上,我国士大夫阶层最终形成了“比德”、“写意”传统,即通过花卉形象寄托人的道德品格和高雅情趣,体现了我国崇尚伦理道德的文化精神,与西方花卉象征多具宗教意义颇有异致。我国花卉象征中的吉祥寓意,体现着我国民众独特的幸福观,有着鲜明的民间、民俗色彩,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系统“花语”。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社会和谐发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社会发展的优势。它有可能做到完全按照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去调节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使其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从而达到整个社会协调持续地向前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保持和谐稳定的状态。社会和谐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关系方面的特征,它符合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取向,也是共产主义社会最本质的特征。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标志,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恰恰就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最高境界,是社会关系和谐的最高境界。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在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奋斗。     

汉代造物设计地位锥指

造物设计就是治国;治国就是设计。设计从来没有像汉代社会这样突出而富有意义。在中央,有少府掌管各种造物部门、工艺作坊与工场。在地方,有郡县工官设置;造物设计被纳入封建伦理与礼乐制度的范围之中。就造物设计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作初步论述,以期探明汉代设计艺术兴盛与辉煌背后的社会历史要素,以期唤醒当代社会对设计艺术的高度重视。     

论汉代楚歌“悲怨”审美特性之成因

汉代楚歌最能激发人意的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抒写悲怨之情的作品，这类作品在汉代楚歌中的数量最多、最具典型性。汉代楚歌“悲怨”审美特性的成因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就渊源而论，汉代楚歌“悲怨”的审美特性要追溯到“南音”的影响；二是汉代许多楚歌的“悲怨”之声主要源于政治斗争的失败，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类楚歌是政治斗争的产物；三是汉代楚歌“以悲为关”的成因与楚地巫风盛行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