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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李鸿章的对日外交思想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李鸿章作为清政府的重臣 ,在对日外交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他最早主张与日本建交 ,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后 ,李鸿章的“联日”思想一度动摇。 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琉球之后 ,李鸿章开始对日本采取强硬的立场。中日甲午战争后 ,李鸿章无论在外交还是在军事上都遭到惨败 ,他转而求助于“联俄拒日”。李鸿章的对日外交由于种种原因最后都不可避免的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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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70年代,是东亚国际关系的转折时期。在中朝日三国关系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李鸿章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这期间,他对日本的认识颇为复杂,其对日外交策略也有多面性。起初,在中日"修好"订约之时,李鸿章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待中日关系,认为日本是调节中西关系的重要因素,而有联日制西的倾向。当日本出兵台湾,进而吞并琉球时,李鸿章看到了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向西方学习而逐步强盛的事实,清醒地认识到日本的侵略性,并认定日本终究为中国之患,中国只有变法自强才能图存。与此同时,李鸿章积极推动朝鲜与美国立约通商,乃至向西方列强开放,以实现其以西制日防俄的外交策略,希望借助美国以及西方列强抵制日本、俄国对朝鲜的侵略,其根本目的还是维护中朝宗藩关系,尤其是中国的国防安全。李鸿章是一个务实的外交家。他的对外思想与外交策略直接影响了清朝政府的对外政策,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19世纪80年代乃至甲午战争之前的中朝日三国关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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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廷芳与中日长崎事件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1886年8月发生的长崎事件是甲午战争前中日两国之间的一次正面交锋。它是列强矛盾斗争的结果,也是长期以来两国相互敌对的结果,更是日本蓄意扩大对华侵略战争的结果。伍廷芳作为李鸿章的外交顾问,参与了本次事件的处理,制定了灵活机动的外交原则,指导了中日两国的外交谈判,为中国赢得甲午战争前惟一的一次对日外交胜利。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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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1991,(6)
1871年,台湾牡丹社人错杀漂至台湾的琉球人,引起中日争端,日本趁机派员驻琉球代办一切外交事项,并于1874年大举进攻台湾,迫使清廷缔结中日《北京专条》,造成清廷在中日交涉中处于被动地位。1875年6月,日本内务大丞松田道之前往琉球宣告琉球改制,强迫琉球改奉日本年号,停止对清政府的一切臣属关系。此举引起中国朝野轰动,史称“球案”。“球案”发生后,清政府根据琉球国王的求援,基于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对琉球的保护义务,同日本进行多次交涉。与此同时,清廷朝野各抒己见,出谋划策,围绕“球案”与诸国对华的关系问题展开讨论,以寻求解决方案。在“球案”的整个处理过程中,手握清廷通商、外交、海防等大权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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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鸿章对日本认识的转变(1870~1880)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清政府19世纪70年代对日本在亚洲的扩张疏于防范,与负责对日事务的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有一定关系。李鸿章早在60年代就萌生了“联日”的思想。调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极力主张与日本建交,以为如此可以避免日本与西方列强勾结侵略中国,并幻想组织东方联合战线。日军侵台事件后,李鸿章“联日”思想一度动摇,但并非如有的论者所说开始把日本作为“战略假想敌”,而是继续对日本采取绥靖方针。后来甚至受日本愚弄,主张“联日防俄”。直到日本正式吞并琉球之后,李鸿章才对日本在亚洲扩张的野心和对中国的危害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购船置械,进行防范日本的军事准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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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中日甲午战争史论著中,不恰当地夸大了李鸿章的地位和作用。比如,有的说:“李鸿章是甲午战争中满清方面的主角,不论西太后、光绪帝对他支持或反对,都只能起着次要的作用。”其他类似的说法,有说李鸿章“掌握清朝政府军事外交大权”;也有说李鸿章掌握清朝“最大的实权”,“在中日战争中避战求和、造成败局的是他,签订《马关条约》的也是他”;又有说“李鸿章是战争的总指挥和中外交涉的负责人”,等等。我认为,这些说法不仅与史实不符,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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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外交思想的核心是争取和局。李鸿章对时局的清醒认识 ,是他和局思想形成的根本原因。就其和局思想本身来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积极性 ,但他的这一思想客观上却直接导致了甲午战争的失败。应客观公正地评价李鸿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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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海斌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3):85-90
李鸿章在庚子年奉召北上,完成其政治生涯最后一幕.围绕北上一行的相关论说仍有史实不清或理解偏差之处.通过补证工作,可以发现:庚子事起时,李出于自我禁抑,对中央政策不敢轻易建言.盛宣怀等人策划调其回任直督,与清廷召李“迅速进京”并无直接关联.李奉召后,已做出北上实际部署,因大沽开战不得不顺延行期.其最早向日本作出外交试探,然后转向俄商,北上抵沪后,又拟密派亲信杨崇伊代行入京,并托日本军舰护送,事终未果,但其“亲俄派”身份为英、日等国所忌,沪上外交也无奈附着了浓重的国际政治阴影.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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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绍仪是继李鸿章之后中国外交的实际主持人。他以积极主动、灵活务实的外交风格 ,有理有节、技巧娴熟的外交手腕 ,与强权折冲尊俎 ,力图扭转中国的外交颓势 ,维护中国的主权利益 ,展示了近代中国新一代外交家的才华与风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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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时期,日本联合国外交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加入联合国,摆脱因战败而沦落为“二等国家”的困境,获得一个有利的和平环境,发展对外关系,迅速恢复经济。二战后的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的确在联合国外交中大展身手,但由于其联合国外交本身的先天不足和后天受限,以及联合国中发展中国家成员的增多,日本的联合国外交连连受挫。这也使日本降低联合国中心外交的调门,甚至一度冷却和放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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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重臣李鸿章,出于对当时时局的清醒的认识,在经办清王朝的外交过程中多次以和局而终。但在争取和局中,他尽可能地以夷制夷,据理力争。“明是和局,阴为备战”是他的根本思想原则。他在外交中极力表现的主和、守约、示诚,是他积极防御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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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近代中日关系史上,1885年4月英国制造的巨文岛事件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天津条约》签订后,中日两国面临的最大外交课题,也是甲午战争爆发前中日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的转折点。围绕巨文岛事件,中日分别在对英外交、对朝外交和中日两国外交三个层面进行了较量,这实际上是一场中日围绕宗属体制的较量。以巨文岛事件为契机,《天津条约》签订后中日在朝鲜对等地位的局面被打破,形成了中国掌控东亚外交主动权,日本孤立被动的格局。中国成功地在东亚国际关系中强化了中朝宗属体制,将《天津条约》签订后,朝鲜为中日两属之国的状态,恢复到之前的中国专属状态,并给日本的"属邦批判"论和朝鲜"独立国"论彻底打上封印。1885年中国在巨文岛事件外交上的胜利,使日本失去了在《天津条约》中取得的外交优势和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朝鲜问题的途径,巨文岛事件发生之后的十年期间,《天津条约》一直呈现出一种空洞化状态。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