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对传统诗经学命题的义理化改造——以“六义”说、“二南”说、“淫诗”说为中心

朱子治《诗》,以绍承道统为己任,以义理为统摄。在综合前说的基础上,朱子集诸家之大成,以周公、孔子的思想为立说基础,对传统诗经学中的三个核心命题"六义"说、"二南"说、"淫诗"说加以重新阐释,并作出义理化改造:朱子以六义为三经串三纬的自足体系,是《诗经》的纲领管辖;朱子将"二南"融进自己的道统体系,赋予其以政治哲学解读,寄寓儒家的政治理想;朱子从人情的角度承认《诗经》中存在淫诗,同时也将淫诗规范在道心、天理范围内。     

《孔子诗论》与戴震的《诗经》研究

戴震反对前人舍《诗序》而论《诗》,以毛、郑为“陋儒”,定郑、卫为“淫诗”的作法,肯定了《毛诗序》为子夏之学,即使非其亲为,而其中之师承当不诬;并且认为,“变风变雅”也如“正风正雅”一样,同样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与“里巷狭邪”,淫僻烦惑之事毫无关系。由今日出土的材料可见,戴震所言与《诗论》的意旨极其相近。以《孔子诗论》与戴震治《诗》的基本观点作比较,说明了戴氏的《诗经》研究著述对今日的《诗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诗论》也为研究戴震的治《诗》成就出示了证明。     

朱熹《诗经》阐释的诗学意义

朱熹的《诗经》阐释兼会经学、理学、文学,以“义理”和“得性情之正”为前提,其所引发的诗学问题对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产生了影响。它的具体表现在：“淫诗”说客观上意识到《诗经》中男女恋情诗的存在,在“淫诗”说背景下对孔子“思无邪”的重新阐释,有助于《诗经》阐释中读者主体地位的形成;以《诗》说《诗》,重视《诗》的“熟读涵詠”和“兴”的体验方式,丰富了《诗经》文本的文学内涵,也突出了诗歌涵养人心、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诗经》“六义”的辨识和以“文势”论《诗》,体现出“自觉”的文体意识,影响到后世诗学“辨体”思想的形成。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申述

孟子所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即西周之礼乐制度崩而《诗》亡。孟子以王道一统天下为政治理想,所以他强调孔子作《春秋》是秉承了《诗》之礼乐血脉,《春秋》所叙即为“天子之事”,这也就是他说“《诗》亡然后《春秋》作”的深层用意。     

“郑声淫”意义阐释

《诗经》不仅反映了当时“饥者”之苦、“劳者”之辛,还反映了“爱者”之情。从《郑风》之诗、“郑声”之谓、“郑声”之“淫”三个方面分析可以看出,一为孔子所言“郑声淫”意在“声之过中”而与淫乱无涉,一为“郑声”的抒情指向实属“爱者歌其情”。从中或可意会孔子重礼亦重情的论诗思想。     

“胡思乱想”的自白 “清新真切”的情诗－－评陶渊明的《闲情赋》

陶渊明的《闲情赋》这样热烈地、坦白地歌颂爱情的作品,在古代文人创作里,实为不多,把她说成淫诗,打入冷宫一千四百多年是不应该的。《闲情赋》既不是艳辞淫诗,也不是“忠臣恋主”;她不是美玉中的微瑕,而是众多美玉中的和氏璧     

《隰有苌楚》试解

《诗经》桧风中《隰有苌楚》一诗,本来是一首男女对唱、热情洋溢的恋歌,但长期以来却一直被误解,说它是一首情调低沉的政治疾刺诗。《毛诗序》说:“《隰有苌楚》疾恣也。国人疾其君主淫恣,而思无情欲者也。”汉郑玄从诗序而笺释序义,未表异议。唐孔颖达《毛诗正义》更引申《诗序》谓:“作《隰有苌楚》诗者,主疾恣也。桧国之人疾其君之淫邪,恣极其情欲而不为君人之度,故思乐见无情欲者。”(《诗     

周人的“敬德”思想与《诗经》

周人的“敬德”为其政治思想的最主要的特点 ,《诗》在内容方面受到“敬德”思想很深的影响。《诗》不仅是周人“敬德”思想的一般反映 ,也代表和体现了周人文化的最高水平 ,是周人文明的象征。《诗》既是它所产生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一种必然反映 ,同时又逐渐变成文化思想的载体 ,它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文化的范畴 ,而更具有政治道德伦理的意义。它处处表现出的“敬德”思想 ,属于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 ,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极重要的影响     

王阳明“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的趋融

《尚书》中的“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在后世经学阐释中逐渐开启了“狂”与“圣”之间的分野,宋代以降屡有对“狂”“圣”分野的质疑与重释,明代关于“狂”与“圣”的讨论开始往“心学”之路上走。王阳明在致良知的思想框架中阐释“狂”及“狂者胸次”,“圣”及“圣人气象”。王阳明认为,狂者依良知真是真非而行,在行为上“嘐嘐圣人而行不揜”,有“凤凰翔于千仞气象”。他提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将成圣的根据牢牢安置于人的内心,“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将圣人之道与自己的致良知之学绾合起来,高屋建瓴地提出“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在他的思想中“狂”与“圣”渐趋弥合,在他的人格上“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也渐趋融合。“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趋融的关捩就在于“裁”。以“致良知”裁之,“狂”之资与“圣”之质在阳明的人格上趋于圆融自如。     

原道古训与影响焦虑——《文心雕龙》的人文意蕴及其传承

《文心雕龙》体现的是一种大道的思想,作者要“立言”以传后世,在“原道古训”的影响压抑下与同时代文论的影响焦虑下另辟蹊径,以一种影响阅读的方式展开自身的理论经纬,并且以对“合和”范式的具体运用调和了“原道”之“礼”与“情怨”之“人”的矛盾张力,彰显了中国古代文论的人文特性,为后世树立了不朽典范。     

先秦三典“问答”形态的哲学阐析

先秦《春秋公羊传》、《庄子》、《天问》三部典籍,蕴涵丰富而被长期忽略的“问答”形态。作为重要的思想对话方式和意义生成途径,“问答”在其意义体系建构、意义生成状态等多方面存在思想视域的差异,显示出其各不相同的文化内涵。对“问答”形态时间观念的分析,是理解其差别的关键。关键词：“问答”形态;意义体系;思想结构;时间观念     

论《大学》与大学的关系

<大学>是春秋战国时期曾子所写的一篇学习孔子思想的心得论文,作为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大学是中国近代后期的产物,但是长期以来有些学者却一直把<大学>视为论述大学教育的专著.事实上,不管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教育学的角度,<大学>和大学都没有必然的联系,两者的涵义也有本质的区别.<大学>在中国古代曾被作为教科书,但其本义是为了传授其中的儒学思想,并不是把它作为大学教育纲要来对待.     

江泽民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扬弃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存在着深刻的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包括"民为邦本"与"君为邦主"的矛盾;"民本"思想与实践中的"官本位"意识的矛盾;"为民请命"与"忠心事主"的矛盾。这决定了传统"民本"思想不可能真正实现"以民为本",而是君本位论,是治人者的理论。江泽民从根本上克服了传统"民本"思想的这些内在矛盾,形成了包括人民本位论、人民主体论、人民利益论、人民民主论为主要内容的"执政为民"思想,实现了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扬弃。     

传统德治主义的几点思考

德治的理念孕育于夏商,诞生在西周初年.春秋战国时期传到民间后,经过儒家学派的阐释和发展,演变成为一种系统的政治理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传统德治主义重又回到官方哲学的地位上,遂成为后世封建政治的指导思想之一.这样一个发展演变过程,事实上成为古代社会政治文明进步的标尺之一.德治本是一种治国方法,后来拓展到社会职司的本质层次上.以德治国要求统治阶级明德慎罚,教化先行;要求他们以身作则,不懈于治;要求他们勤劳民事,以民为本,然而这些要求都是从主体方面提出来的.被治理对象--广大人民群众在传统德治主义中的主动地位是不存在的.缺乏来自于下层人民群众的参与,没有一个有力的法律监督机制做保障,这是传统德治主义实践失败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一国两制的法律意蕴及其意义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从中国的国情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出发,创造性地提出的一个伟大构想."一国两制"逻辑地蕴涵了"一国两法",它不仅本身具有法律的属性,而且,它主要体现在法律规范所确认的制度中."一国两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对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快乐的儒家精神--废名《菱荡》中的意象新解

“菱荡”和“聋子”是《菱荡》的两个关键性意象,“菱荡”代表着世俗、实用,“聋子”代表着“封闭”、快乐,二者共同体现着废名的追求和乐的精神世界。《菱荡》并非一般田园牧歌,作者的用意在自我修为,这与儒家修齐治平思想一脉相承。     

论作为历史思想的《尚书》“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亦是一种历史思想。它最早渊源于《尚书》,与"殷鉴"思想、"先王"观念紧密相连,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了《尚书》历史功用思想,予后世以深远影响。     

论“三个代表”对“两个基本问题”的新突破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 ,在社会主义基本问题上对邓小平理论做出了重大发展 ,在党的建设基本问题上对邓小平理论做出了突破性的发展 ,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阶段、新意境。     

浅谈《诗经》卫诗中无“淫奔之诗”

宋人朱熹认为《诗经》的卫诗中有淫奔之诗。从"淫"的字义、淫诗说的提出,《诗经》的采编标准、教化功能、春秋时人的反应,以及卫地的风俗和卫诗作品本身等诸多因素分析,卫诗中虽有涉及爱情婚姻乃至男女私奔的诗歌,但并没有淫奔之诗。     

佛教之“我”与萨特之“我”

佛教所说的“我”有“人我”、“法我”两个含义．这与现代人通常所讲的“我”以及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我”是有所不同的。本文拟从本体论、论识论、价值观、实践观的角度对佛教之“我”与萨特之“我”略作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