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里节，释放老人的夕阳浓情

常言道，远亲不如近邻，金邻居银亲戚。近年来，许多城市社区开始创造“邻里节”活动来促进辖区内的居民平等、团结、友爱、和谐，而每当看到“邻里节”时，笔者心里也觉得特别亲切、特别温馨、特别激动，有一种非常渴望投身其中的冲动、激情，激活了沉寂在我们心中的“邻里情”。     

统一而治殊：论顾炎武的“混合体制论”

顾炎武在《郡县论》中提出一种著名的改革理论，即在郡县制的框架内引入封建制的自治原则，形成“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混合体制。对于这种混合体制论的意义，当代学者通常把它视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论，或者视为地方分权论或“地方自治论”，认为其目的是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实现平衡。本文的观点是，顾炎武的混合体制论不只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论，也不只是地方分权论，还是处理“一统”与“治理”之关系的理论，特别是处理“一统”与“治理”之矛盾的理论，其中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统一而治殊”。本文的目的是论证这种观点，并进一步探讨“统一而治殊”的内在含义和思想来源及其实现机制和制度条件。     

世界资本主义的逻辑——重构长期波动理论的尝试

在世界体系论中,把各“国民国家”的发展范式看作是由它在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的,这种总体主义(holism)的理论结构一直受到批判。对此,本文想要以与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范式相对应的阶级关系状态为根据,将“国民社会”加以类型化,以从这些关系中找出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为完成这一课题,把构成体系的固定资本总体的变化与劳资关系结合起来,再参考阶级斗争、国家干预、意识形态等因素,重构长期波动理论。据此从理论上说明,最先掌握世界资本主义主导权的“国民社会”在有可能发生转换的同时,也对处于“半外围”或“外围”的资本主义发展发生影响。     

城市住区邻里交往弱化的理性思辨

城市住区邻里交往日趋弱化已经成为危及我国城市建设和谐社区、和谐城市的主要的障碍之一。分析我国城市住区邻里交往弱化的历史和现实的缘由，讨论邻里交往是社会、历史和规划建设的综合产物，客观的交往刺激和主观的交往意愿才是解决邻里交往弱化的根本所在，并以理性思辨的角度考察我国城市住区邻里交往弱化的应对策略。     

选举动员的框架整合：银杏居委会换届选举个案研究

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研究的“文化和建构主义转向”凸显了框架整合作为微观动员机制的重要性。但是现有文献很少把这一过程置于自上而下的集体行动领域中来考察,同时框架分析在中观层面上的动力机制的认识上尚待深化。本文通过上海市社区居委会选举的个案考察,探索了选举动员中的框架形成和整合过程。研究发现,选举委员会及其所联系的积极分子网络,形成了一个包容性的动员结构。这一特定的动员结构在各个动员环节中,策略性地把国家的政策话语和居民对选举的不同感受衔接起来,整合了民主权利、邻里怀旧和社区认同等阐释框架,由此激发了更大尺度的共鸣和参与。这表明,框架整合与动员的社会结构密不可分,框架化过程实际上建立在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基础之上。     

儒家的“群”论

儒家思想文化对“群”进行了形而上的提升，把它规定为人的类本质，并由此出发，阐释了“群”的多方面价值以及向心力培养的重要性。儒家的“群”论可以说是一种社会人类学思想，这种思想最早是由荀子作出较为明确阐论的。荀子主要是一个道德人类学的思想代表，他在《王制...     

也谈强化社区思想政治工作

城市社区是城市人口聚集、居住、生活在一起的最为基本的载体，是一种介于邻里和区域之间的社会实体，是城市人员在就业(单位)、受教育(学校)之外最为稳定和有着相对共同性的活动区域。长期以来，我们在注重以“单位”为对象的军队、企业、学校、机关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对于以街道、居委会、生活小区为核心的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随着社会的演变，“单位人”逐渐成为“社会人”，社区作为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块崭新阵地，其重要性已愈来愈凸现出来，探讨强化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思路，已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     

试论实现中国法治的模式选择

在“依法治国”方略和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确立之后，理论法学界提出了构建法治之基础的各种理论：观念转变论、经济条件论、德治同步论、“良法”基础论。这些理论都从某一侧面阐明，在中国构建法治需要一定的条件。本文不完全赞同“法治条件论”，而主张“法治行动论”，认为当法治目标在一国确立之后，人们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实际构建它，并在运作中积极能动地创造各种法治条件。当前中国实现法治应选择国家强行推动的模式，即由政府和社会双轨驱动法治。在这一过程中，应首先关注以下问题：切入点的选择、“作业面”的选择、法治进程的把握     

经济全球化、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兼评“民族国家消亡论”和“积极的民族主义论”

经济全球化、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兼评“民族国家消亡论”和“积极的民族主义论”庞中英本文就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一重大问题进行了论述，其中心观点是经济全球化并不等于民族国家的终结，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经济全...     

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论"与中日关系--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发展为中心

“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论”是中国国内对日认识的一种重要观点,其发展过程 存在着明显的不同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国内学术界和媒体中关于“日 本军国主义复活论”的研究和宣传明显增多,这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日两国国内发展 状况有密切关系。中国国内针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论”的观点,还存在着大量不同的 看法,主要集中在军国主义国家的具体条件、对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制约因素的强调、 对日本国内多元化与右倾化关系的看法等方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论”反映了中国国 民中存在的一种对日本的不信任感、对日本未来发展的警觉和忧虑,这已经对中日关系 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关于上述观点争论的由来、争论焦点及其对中日关系的 影响进行了综合性分析     

没有公众的公共空间:北京大栅栏院落调整中的国家与个人

本文采用社会学干预的研究方法,在北京大栅栏的院落空间调整中讨论了公共空间的含义与公共重建的问题。与西方将公共空间作为具有政治或社会意义的公共生活不同,大栅栏的居民从所有权出发将公共空间定义为国家财产,又在使用中逐渐侵占并瓜分了这些在管理上被忽视的国家空间。这既是住房等公共服务欠缺的结果,也被历史形成的国家与个人关系所建构,公共空间因此充满了各类行动者在日常生活与社会实践中的互动。本文将介绍两个强干预的社会行动案例,它们分别以“孵育社会生活”和“划分公私边界”为思路进行院落空间调整实验,但前者失败,后者成功。结论部分对此进行反思并指出,公共重建需要调整空间中的国家与个人关系,并建立公共空间使用的规则。     

社会资本与不平等的再生产：以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收入差距为例

本文以农民工与城市职工收入差距研究为切入点,探讨社会资本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路径及其程度。通过分析中国8城市的调查数据,运用收入分解方法,考察社会资本影响农民工与城市职工收入差异的两条路径,即进入职业的机会差异和职业内的收入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户籍制度和交往同质性原则导致农民工（相比城市职工）在社会资本存量方面更加欠缺,难以进入收入高的职业,且职业内的讨价还价能力也很有限。两种路径差异的综合,是导致农民工收入较低的重要社会原因,因此,社会资本是维持和固化社会不平等的微观机制。     

集体性社会资本对社区参与的影响——基于多层次数据的分析

“社会资本的后果”是社会资本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现有研究倾向于认为,中国城市社区中的集体性社会资本对社区参与具有积极的影响。本文认为,由于社会资本与社区参与都具有多个维度,两者的关系不能一概而论。基于2006-2007年在上海收集的调查数据,本研究使用多层次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了集体性社会资本对三种类型的社区参与（抗议型、体制化与公共型参与）的影响。统计结果证实了社会资本与社区参与之间复杂的联系。此外,对多层次模型的方差成份分析发现,社区社会资本可以解释60%或更多的社区间的差异。这说明,社区参与的影响因素不仅取决于居民的个人特征,还取决于居民所在的社区特征。     

对美欧学者关于邻里效应研究的述评

文章回顾、评论了美欧学者对于邻里效应作用机制和研究方法的归纳、邻里效应研究方法面临的挑战以及具体的经验研究和实践。文章指出,邻里效应有助于减少社会差别、促进社会平等,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能得到说明。如果要采取某种混合居住的政策以帮助社会下层并降低住房不平等以及总的社会不平等程度,那么现行住房政策将不得不做出改进。具体说来,可以考虑采取渐进式的改革：配合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把少数常年在城市打工、表现良好的农民工纳入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等制度的照顾范围以内。同时本文希望抛砖引玉,激发社会学界乃至于社会科学界住房和城市问题研究者更多关注于邻里效应和社会不平等研究。     

Microcosms of democracy: imagining the city neighborhood in World War II-era America

This essay sketches the rise of a Popular Front-inflected vision of the U.S. city neighborhood's meaning and worth, a communitarian ideal that reached its zenith during World War II before receding in the face of cold-war anxieties, postwar suburbanization, and trepidation over creeping blight. During the war years, numerous progressives interpreted the ethnic-accented urban neighborhood as place where national values became most concrete, casting it as a uniquely American rebuff to the fascist drive for purity. Elaborations appeared in the popular press's celebratory cadences, in writings by educators and social scientists such as Rachel DuBois and Louis Wirth, and in novels, plays, and musicals by Sholem Asch, Louis Hazam, Kurt Weill, Langston Hughes, and others. Each offered new ways for making sense of urban space, yet their works reveal contradictions and uncertainties, particularly in an inability to meld competing impulses toward assimilation and particularism. Building on the volume's theme "The Arts in Place," this essay examines these texts as a collective form of imaginative "placemaking." It explores the conflicted mode of liberal nationalism that took the polyglot city neighborhood as emblem. And it outlines the fissures embedded in that vision, which emerged more fully as the provisional wartime consensus dissolved.     

为什么跨小区的业主组织联盟存在差异 ——一项基于治理结构与政治机会（威胁）的城市比较分析

本文结合社会运动联盟理论和城市治理理论,比较了上海和广州两个城市跨小区的业主组织联盟形态,提出一个基于治理结构与政治机会（威胁）的比较分析框架来理解两个城市业主组织联盟形态的差异。研究发现,与广州相比,上海的物业管理制度更加完善,基层治理组织架构也更加健全,体制内支持者相对缺乏,从而降低了社会冲突发生以及冲突激化为社会性公共议题的可能性。考虑到都市抗争的反应性特征以及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所具有的社会控制和利益表达双重功能,都市抗争研究应该具体分析行动限制的制度根源、国家在预防社会抗争出现以及在抗争过程中的多重角色。     

论民间法的社会权力基础

民间法以社会权力为基础,国家法以国家权力为保障。民间法与国家法共同起源于原始习惯,二者的互动与互补既符合历史的逻辑,又符合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社会权力是指以特定范围内的社会主体的同意为基础、以契约为表现形式,并受到一定程度程序控制的社会强制力,具有“同意性”、“契约性”和“多元性”特点。社会权力视角的民间法具有权利与权力的双重属性,具有“冷暴力”、“文化性”和“族性”特征。社会权力的变迁必然引发民间法的发展,社会权力是民间法实效的重要基础,应为民间法与国家法沟通的理性平台。     

Social exclusion and neighborhood support: a case study of empty-nest elderly in urban shanghai

The phenomenon of empty-nest elderly (ENE)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social issue in China. In this research on ENEs in urban Shanghai, a coastal city in China, case studies were undertaken through in-dept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o examine the social exclusion risks ENEs may face and the influence of neighborhood support on such risks. The results show 5 aspects of social exclusion ENEs are experiencing. Moreover, the neighborhood has the potential for providing different forms of support to reduce social exclusion risks. The research and service implications of our findings for promoting the holistic well-being of ENEs in China are discussed.     

Learning How to Listen: Kroncong Music in a Javanese Neighborhood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I consider several weeks of music rehearsals that took place in an urban neighborhood in the Indonesian city of Yogyakarta. The music “rehearsed” by a group of men is kroncong; an urban folk music incorporating a string band, flute, vocals and sometimes a keyboard that in Indonesia dates to the arrival of the Portugues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urban enclaves of traders and slave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along the north coast of Java. The melancholy and other historically anchored sensorial sentiments evoked by the totality of sound and image that comprises the songs, as well as the activities and associations that go into making kroncong music, are referred to as kroncong sensibilia. The discussion of sensibilia follows an analytical path that begins with the poetics of the musical genre and moves on to an examination of the politics of kroncong sensibilia in a particular context of social relations. For the Javanese men of the neighborhood, the making of kroncong music was at one level a nostalgic response to their urban lives. However, perhaps more importantly, making kroncong music was a tactical and strategic act of sound and sentiment, a particularly masculine one, seeking “recognition” within an “aesthetic community” and built world of social relations increasingly organized around and by, if not centered on, women.     

权力与伦理:韦伯支配社会学中的国家理由问题

韦伯在权力与伦理之间的纠结，鲜明地体现了马基雅维里主义“国家理由”学说的双重性。和马基雅维里一样，韦伯看到，随着近代国家的兴起，政治成为一个独立的价值领域，与其他价值领域相冲突，但又不能彻底脱离其他价值领域。因此，他拒绝纯粹信念伦理，主张效果取向的责任伦理。不仅如此，他还直面马基雅维里时代尚未凸显的现代官僚制问题，把政体伦理降格为行政管理的正当性，从而使官僚制与伦理的关系问题走向前台。从这个意义上说，韦伯是一位“新马基雅维里主义者”。韦伯没能也无意彻底解决权力与伦理的冲突，他接受政治的“手段—目的”在伦理上的不一致之非理性现实，但他留下的官僚制与伦理的关系问题早已不只是一个德国问题，更是一个当代政治的普遍问题。今后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治理研究不仅要从制度层面，还要从观念层面解释中国如何从传统伦理性的“家产官僚制”演变成今天的官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