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及其完善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的完善与否体现了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也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指标。当前地方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虽已明确程序控权、公众参与、决策行为期限、决策风险评估和决策后评估等内容,并已经界定范围、决定起草、公众参与、合法性审查、审议决定、事后评估等系列流程,但是尚存在对重大事项界定不清、专家论证与公众与参与缺乏制度规范、对相关法律风险的防范措施不足等弊端。今后的立法完善应当进一步细化决策事项,同时完善决策公众参与制度、智力支持系统以及合法性审查制度。     

利益集团在地方政府决策中的作用及应对策略

在整个社会利益分化加剧的背景下,利益集团成为一种进行利益竞争的工具,对地方政府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大。一方面,它能够起到帮助地方政府决策机构提出决策问题,扩大决策系统的信息输入量,提供可供选择的决策方案,统筹协调决策中的各方利益,缓和各种矛盾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如果运用不恰当,它也有可能损害公共利益,导致决策失误和政府工作效率低下,加剧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冲突。对此,地方政府应采取加快相关法律制度建设,促进利益集团健康发展和规范运作,找准职能定位,完善利益表达和决策参与机制,将弱势群体组织起来,培育社会公众的公共精神,强化政府公共权威,完善决策咨询、监督制约和责任追究制度等措施来应对利益集团参与背景下的复杂决策环境。     

发展中的行政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之博弈关系探析

行政决策的科学化一般是指行政决策程序和方法的科学化,主要包括决策的程序化和技术化两个方面,强调的是决策效率,具有强烈的技术色彩;决策民主化主要包括决策目标的民主化和决策方式的民主化,强调的是社会公正,要求相关利益群体具有参与和影响决策的机会和渠道。关于二者的关系,既有正相关的理解,更有负相关的认识,事实上,二者的矛盾冲突表现的更为突出。在决策程序和决策方法科学化的基础上,应当进行相关利益群体利益的整合与协调,使二者在公共决策的矛盾关系中达至统一。     

行政决策的程序价值及其制度设计

当前,行政决策程序的机制尚不健全,行政机关违法决策、随意决策问题时有发生。加强行政决策程序建设,是推进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的内在要求。在行政决策过程中,程序参与性、公开性和及时终结性是行政决策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要求。行政决策应以"行政参与"与"行政公开"的程序理念为基础,以公众参与、专家咨询、可行性/不可行性论证、合法性审查等程序制度为核心,建立具体的正当性程序规则。     

协商民主理论的决策合法性构建及其批判

代议制民主的决策合法性危机引起了协商民主理论的反思。协商民主理论通过对公民平等而直接参与的诉求、决策程序正当性的制度设计、公共理性的运用和对共识与公共利益的价值追求,从价值和程序两方面来努力重建决策的合法性。协商民主理论关于决策合法性构建的这些努力同样也遭到了当代现实主义、社会选择理论和差异民主理论的批判,它们抓住协商民主理论中的内在差异与共识、合法性与合理性两对矛盾对其决策合法性的构建功能质疑。虽然协商民主理论的决策合法性构建还存在有待完善的地方,但与代议制民主的决策模式相比较,协商民主理论无论从程序上还是从价值上,都为决策合法性注入了更多的活力。     

民意：地方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逻辑起点——以“番禺停建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为例

是,作为利益主体之一的社会民众,能否通过一定的渠道直接或间接地向政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然而,现实条件下,存在着诸如决策信息封闭、民意表达渠道不畅、政府回应机制不健全和保障民意表达的法律、制度缺乏等问题,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政府与民众间的良性互动。为此,地方政府必须建立一套在程序、制度、理念及方式上相对完善的民意表达机制,进而提高地方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质量和效率。     

完善科学化民主化决策机制

决策是政府实施公共管理的重要途径和维护公众利益的主要手段,行政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是制定正确决策的关键环节,直接关系到政治、经济、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本文旨在以党委和政府的重大事项决策,特别是行政决策的一般规律为对象,通过分析决策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决策的组织系统、决策制度以及决策程序,对如何完善科学化、民主化决策机制进行探析和思考.     

我国行政决策程序立法中的公众参与规则评析——以若干地方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文本为研究对象

公众参与是行政决策程序的重要环节,是保障行政决策科学性、民主性的前提。目前,中央层面有关行政决策程序的立法缺失,更无具体的公众参与相关规则。地方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中虽对公众参与进行了些许规定,但总体上重视重大行政决策程序中的公众参与,忽视日常行政决策的公众参与,且立法内容较为原则和雷同。各地出台的行政决策程序立法虽然也规定了公众参与机制,但存在公众行政决策启动权缺失、公众参与方式有限、听证制度回馈机制建立不足、决策后评估阶段公众参与规则匮乏等问题。为了推进我国行政决策法治化进程,我们应认真梳理总结地方公众参与立法中的问题与不足。     

我国跨界水资源管理协商主体研究

随着我国政治民主制度的完善,协商理念逐步被运用到跨界水资源管理领域,各主体之间形成了特定的协商结构和行为机制;政府承担协商平台和渠道的提供与构建责任,地方政府进行基于决策的协商,其他主体进行基于沟通的协商;地方政府主要运用行政机制平衡协商中的政治利益,并辅以市场机制平衡经济利益,其他主体则通过利益表达驱动地方政府进行协商,但并不能直接参与决策。我国政府应从制度的供给、维系和变革三个方面构建跨界水资源管理协商制度。     

论社会转型时期的我国行政听证制度

行政听证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也是我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它的目的在于尽可能获得与某项行政性决策有关方面的社会各方的利益表达和对决策的意见反馈,以便作出尽量合理的决策。在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现行的行政听证制度面临着种种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转换政府体制,树立民主程序观念,加快行政听证制度程序立法,则是完善这一制度的必由之路。     

地方政府公共决策中的互联网民意价值考量

随着我国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络不仅是地方政府问政于民和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窗口,而且在推动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方面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从网民的结构特征、网络民意表达对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的影响以及网民参与民主决策等方面阐释和分析网络民意对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的价值。地方政府制定公共决策,必须从构建有序的网络参与决策平台、网络民意评估、网络民意回应和政府与网民对话互动机制诸多方面理性进行考量网络民意对决策的应用价值,从而实现地方政府制定公共决策的最优化目标。     

我国重大行政决策权划分边界研究

对“中央缺位,地方先行”的重大行政决策权问题研究,必须厘清重大行政决策的事项范围和权限划分.地方政府重大行政决策权边界问题不仅仅是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分权多少或分权事项范围的问题,而且是关涉到我国重大行政决策权的法律属性和决策权行使的法律基础和法律属性问题.本文从重大行政决策的行政法语涵及其学理规范入手,以省市地方出台规章文本和实证经验为要件,将“行政三分权”理论展开在对重大行政决策的事项范围与权限划分边界问题上研究,归结重大行政决策的行政法之独特的法律特征和其权力必当受限的宪政本质,抑或边界即为限制.     

试论我国市对区县有关财政管理体制性文件的决策和执行方式

市对区县财政管理体制性文件是划分市政府与市辖区、县（市）政府财政管理权限,奠定市与区县两级政府权力与利益格局的规范性文件。目前市对区县有关财政管理体制性文件的决策和执行方式在法理权威、制度化程度和执行效率等方面存在一些缺憾。可以通过进一步完善法制、加强市人大与区、县（市）人大地位和作用、改进公民参与等措施,以改进现有决策与执行方式,提高决策的执行效率。     

中国公共政策模式的变迁——基于利益集团的分析视角

中国公共政策的制度结构建构了利益集团影响公共政策的行动舞台。传统的公共政策主体主要由体制内的"决策核心圈"组成:中共、人大和政府,这种官僚垄断的"单一决策圈模式"近来出现了新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利益集团的成长壮大并介入和影响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国公共政策模式逐步由官僚垄断的"单一决策圈模式"向官僚主导、利益集团参与的"复合决策圈模式"转变,《劳动合同法》的制定过程就体现了中国公共政策制定领域的这种最新变化。     

农村选举中的资源竞争与制度供给

当前一些地区的村委会选举中发生各种违规行为,甚至出现严重的暴力冲突事件。要分析其中的关键因素,可以从建立理论框架着手,依据共有资源竞争与制度供给相关理论,结合我国农村地区在取消农业税之后的治理结构现状,对村集体资源的竞争在何种情况下可能出现"失序",并进而导致暴力和冲突的发生进行分析。集体资源的收益大小会显著影响选举冲突的发生及其激烈程度;但其背后的关键作用机制,则是制度供给不足导致的基层治理能力弱化。要改变这种状况,除了需要鼓励乡镇一级基层政府更多地承担监管责任外,也应加强村庄内部的决策参与机制建设。     

中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中的几个问题

中国目前党政之间、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行政机关内部机构之间职能交叉、重叠的现象依然突出,行政机关内部的层次有待进一步减少;应加快专门行使出资人权力的地方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的建设,使政企之间真正脱离关系;重建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指标体系;设立政策规制委员会,逐步实行行政决策与执行分立的政府体制。     

生态治理中地方与中央政府的“智猪博弈”及其破解

在生态治理中,地方政府面临着高成本、低收益的问题,导致其缺乏执行相关政策的积极性,从而与中央政府形成了经济学上所讲的"智猪博弈"的局面.破解"智猪博弈"需要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生态治理上的事权财权,全面引入"绿色GDP"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逐步实现"区域限批"制度化,不断完善生态治理问责制度,进一步健全生态补偿机制.     

转型期地方政府行为失范与社会冲突衍生的关联性研究

转型时期,某些地方政府的行为动机发生了变异,出现了行为失范的现象。这些失范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社会冲突的"诱发剂"。冲突发生后,地方政府行为再次失范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加。化解社会冲突,不仅要周密地设计转型和发展的路径,进行必要的政策解说工作;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须矫正地方政府的行为方式,将其建设成为贴近民众的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     

中国政府投资体制改革的反思与对策

中国政府投资体制改革已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仍存在决策随意化,实施无人监督,绩效评价政治化、个人化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进一步深化中国政府投资体制改革。中国政府投资体制目前存在诸多问题的核心是缺乏透明度,因此,深化改革的着眼点应该是提高其社会透明度,尽快完善相关监督机制。     

宋朝逃田产权制度与地方政府管理职能变迁

比起唐朝五代 ,宋朝逃田产权制度变迁的特点 ,一是更加法制化 ,制定了“逃田法”、“远年无案籍逃田法”、逃田“请佃法”之类的专项法规 ;经常以诏敕的形式对这些“常法”作临时调整 ;官府在处理逃田产权时 ,更加注重以法律文书或者官府文书为据。二是制度更加细化 ,对逃亡原因不同的逃户的土地所有权的保留期限、复业后的收益权等作出不同规定。三是制定和调整政策时的财政考虑更加突出 ,更多地采用田赋减免措施 ,调整逃田收益权在官民之间的分配。四是南宋进一步加强对“请射”或“权佃”逃田者的权益保护。同时 ,中央对地方政府实施逃田产权制度的职责规定更加明确。但是 ,受地方官员考课制度的影响 ,加上南宋以来财政困难加剧 ,地方官员上供财赋的压力增大 ,地方政府在处理逃田产权中存在着申逃不实和非法赋敛等诸多弊端 ,大大削弱了逃田产权制度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的激励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