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民族关系演变

中国的城镇人口已经超过总人口的50%,标志着中国的城镇化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与此同时,全国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其中相当比例的人口跨越了省、自治区这级行政边界。其中有三个迁移潮流与我们所关注的国内族际交流密切相关:一个是汉族劳动力从我国东部沿海和中部省市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流动,一个是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在西部地区内部从农村牧区向当地各级城镇的流动,一个是西部的少数民族人口向我国东部沿海和中部省市的流动。在人口迁移研究中,人口普查数据提供了各普查年份我国各民族人口中城镇人口的规模和比例,是本文研究人口城镇化水平和分析我国人口跨省区流动演变态势的重要数据来源。本文考察了我国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这三个主要少数民族的跨地域流动情况,最后对新形势下我国城市民族工作的新任务进行了讨论。     

西北民族地区城市区域系统的流态研究

本文探讨了西北民族地区———宁夏、青海、新疆、甘肃四省(区)城市区域系统的人口流动、物质流动、技术流动、信息流动、资本流动的现状及其对西北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影响问题,以期通过对此五种要素的流动形态的分析研究,寻找民族地区顺利实现城市化及现代化的最佳途径。     

鄂西北少数民族“流移迁”现状调查

当前,鄂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呈现出三种具体形式,一是来自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流入城市,二是因水利工程建设而形成的少数民族移民村,三是城市发展带来的少数民族社区拆迁。应对人口流动所带来的挑战,需要提高民族事务治理水平,建设各民族共有文化,加快社区内外部环境建设,增强流动人口的家乡认同,特别是应当明确不同民族之间、民族与社会之间是同构共生、互构共变的。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培育和壮大特色产业可以实现经济的共享发展,进而实现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共享发展。     

清代广西少数民族的户口统计与汇总制度研究

在清代不断加强对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背景下，广西许多少数民族被纳入王朝的户籍管理系统，官方根据少数民族的住居形态和编户形式分别采取了不同的统计和汇总方式。在桂东地区，有将少数民族与民户混合统计者，有以族别为单位进行统计者，但最后在汇总方式上都将少数民族人口数据汇入民户的人口数据。在桂西地区，尽管改土归流地区和许多土司辖区都对少数民族进行了保甲编户和人口统计，但在少数民族人口汇总方式上则略有不同：改土归流地区从乾隆三十二年(1767)开始，其人口数据被汇总纳入民数黄册一体造报；而土司辖区的人口数据则因未纳入民数黄册，没有成为每年一次督抚上报朝廷的民户数据。     

东北边疆地区朝鲜族农村社区变迁的特点与推动力研究——以黑龙江省鸡西市永丰朝鲜族乡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朝鲜族居民依托开放的政治经济政策,开始了以劳务输出为主要形式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尤其是他们凭借东北地区的地理位置、族源关系以及语言优势,打开了对韩劳务输出的市场;在此背景下,以黑龙江省永丰朝鲜族乡为例,从社区的人口、经济、家庭结构等要素变迁的分析入手,研究了东北边疆地区朝鲜族农村社区变迁的特点及动力机制.     

依法行政:浙江城市民族工作的“秘诀”

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人口的流动与迁徙，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是民族散居形式的人口流动现象。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权益保障，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民族工作面临的新问题。     

人口流动对基督教全球传播的影响

基督教流动人口是基督教在全球传播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在基督教存在的前五个世纪,广泛的人口流动将基督教变成了全球化的信仰。广泛的人口流动在其它主要的世界宗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就基督教来说,流动可能是这种信仰固有的因素。基督教超越罗马帝国成为全球性信仰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包含许多不同类型的人口流动。跨国界的领袖们、俘虏、难民和流浪者、商人是人口流动的四种主要类型。虽然,东部教会传教的成功是短暂的,但是东部教会在第一个千年形成的移民传教模式无疑为21世纪的基督教提供了典范。基督教在过去的两三个世纪里再次全球化,基督信仰作为新的中心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某些地区出现,表明"人口流动"在基督教全球传播过程中的作用比以前更加明显。当代基督教的全球化与早期基督教的全球化在发展道路上有很大不同,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即基督教的全球化仍将主要依靠流动者的行动和决策。     

木雅地区社会组织“居巴”的开放性与各民族交融的社会基础

文化交融和社会交融发生于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善于处理人口流动，能够提供更多融入机制的社会组织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可以促进社会交融发生。文章基于对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雅地区的调查，认为青藏高原的人口流动是一种常态，因而讨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时，需要重视基层社会组织如何根据外来人口的来源和流动方式提供融入机制。木雅地区处于青藏高原交通要道，人口流动频繁，为了加快外来者融入当地社会，其社会组织“居巴”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处理原则。首先，“居巴”在当地被表述为一个血缘亲属团体，但“居巴”的双边继嗣特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其血缘排斥性，从而有效扩大亲属范围。其次，基于“居巴”形成的“亲戚”,是一个以姻亲关系联结的亲属网络，它通过对“居巴”继承关系的肯定和与新建“居巴”形成姻亲关系两重方式，将外来人口继承或者新建的“居巴”完全接纳到“亲戚”群体中，以完成外来者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总体而言，“居巴”是既能吸纳外来人口加入，又能持续保持社会稳定性的社会组织，在这一意义上对外来人口具有开放性，利于不同来源、不同身份的外来人口融入，是促进当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基础。     

人口流动是怎样重新发生的──都市人类学的解释与比较

本文认为我国城乡人口经历了自由流动－中止流动－重新流动的过程，明显区别于西方国家。这并非自然规律所然，而是与我国国情有关。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的停止是我国政府实行严格控制城镇人口规模的政策所致，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而当前人口流动的重新发生，是政府相关政策调整的结果。改革开放为人口流动发生提供了机制，人口流动与市场经济变化密切相关。作者从都市人类学的角度对我国人口流动中断的原因、人口流动发生的条件、发生机制、发生原因等进行了论述。     

中国朝鲜族人口流动与社会问题

民族人口的发展和流动,是民族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社会现象。民族人口的地域流动,除了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拒的因素外,它是民族发展进程和程度的一种标志。自然经济形态下的农耕民族,地域稳定,流动甚少。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在工业化社会中,民族人口的流动较多。这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普遍现象。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发展很快,社会的人口流动现象增多。中国朝鲜族在中国人口流动大军中占有显著位置,其人口流动数量大并具有鲜明的特点,也引致一些社会问题。本文将着重分析中国朝鲜族人口流动状况和特点,以及随之而来的一些社会问题,意在正确解决这些影响朝鲜族发展的社会问题。     

少数民族欠发达地区劳务输出的困境与出路——甘肃积石山县保安族等少数民族劳务输出发展状况的调查

劳务输出是经济欠发达地区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有效途径之一。然而在部分少数民族欠发达地区劳务输出正陷于困境之中 ,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阻碍因素。文章对此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对策     

彝族民间德古调解在劳动争议纠纷解决中的适用研究

彝族民间所形成的选择控制者的规范首先指向德古调解。在现代劳务输出的背景之下,彝族人口与其他民族于外民族地区发生的劳动争议日益增多,在劳动争议这一具体的纠纷解决中,可能会形成新的选择控制者的规范。彝族民间德古调解这一非正式社会控制方式在劳动争议纠纷解决中的适用可能会丧失其传统的比较优势,法律体系适用的可能性会增大。     

扩大劳务输出 加快脱贫致富

当前,各地为了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都在千方百计扩大农村劳务输出。贫困地区更要从自身的实际出发,把扩大劳务输出当作脱贫致富的重要措施来抓。　　一、劳务输出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相对一般农村地区而言,劳务输出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１．劳务输出是贫困地区农民就业的主要渠道。贫困地区大都人多地少。我省１０个国定贫困县,人均旱涝保收农田只有０．３３亩,比全省平均水平少０．２４亩,其中桑植县只有０．２亩,仅相当全省平均水平的１…     

略论元代屯田与民族迁徙

本文通过对元代屯田的考察 ,论述了元朝境内大量的人口流动、民族迁徙———包括汉族向边疆民族地区迁徙 ,少数民族向汉族地区迁徙 ,以及少数民族之间的迁徙。虽然元朝的统治者实行屯田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军粮、开垦荒地、发展农业 ,但在客观上促进了人口的流动、民族的迁徙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民族的融合     

人口流动与河西走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为例

文章梳理了位于河西走廊的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不同历史时期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基本特征和对民族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河西走廊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的人口流动与人类社会群体的整合,在一定层面上促进了该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进程。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多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为肃南县内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历史与现实基础。改革开放后,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进一步增强了各民族之间更深层次的交往交流交融。对于河西走廊自古至今人口流动的关注,能够帮助我们深刻认识到我国民族关系发展主流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厘清民族交融的真正内涵。     

研讨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与新世纪

为了加强流动少数民族，尤其是城市少数民族的研究，中国都市人类学会和国家民委政法司于２月３－４日在京举行“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与新世纪”学术会议。在“数字化”的新世纪，少数民族的整合方式已发生了变化，流动人口越来越多，流动范围越来越大，给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与会专家学者就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与法律保障、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与文化互动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研讨。研讨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与新世纪@远程     

谁来关心留守儿童

这是一篇关于湖南湘西苗族土家族自治州古丈县留守儿童教育情况调查，它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今部分民族地区农村因劳务输出产生的一个问题。这种现象不仅在古丈县，在很多民族地区也普遍存在。作者在文中提到的问题都关系到农村儿童的成长和未来农村的发展大计，应加以重视。     

关于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模式多样性的思考——基于对彝族、回族、撒拉族和壮族的调查

改革开放后,大量来自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前往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务工经商,从而出现了规模化的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和迁移现象。根据珠三角四川、云南彝族务工人员,青海海东回族和撒拉族"拉面经济"从业人员、广西德保壮族务工人员的田野调查表明,传统"推拉力"移民理论和"理性经济人"概念难以对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模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进行深描,流动人员的民族类属也是其中重要的影响因素。     

喇嘛教与藏族人口

宗教是一种意识形态,它由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对基础起反作用。因此,喇嘛教作为一种独特的地方形式的佛教,对藏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在藏族人口问题上亦同样如此。研究喇嘛教与藏族人口的关系,是宗教学与人口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并具有典型的意义。     

山外精彩又无奈——鄂西南下打工潮

一、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出现了一次规模宏大的人口大流动,数以百万计的人口,沿每一条南下的路,穿过五岭山脉,涌向珠江流域,形成了持续近十年的人口流动潮。这是一次没有人组织,并非出于军事和政治意图,而纯出于经济目的人口大流动,在这点上,倒更像当年美国拓荒西部的淘金潮! 鄂西人也挟卷进了这股大潮:300多万人口的鄂西,据初步统计有4万人外出打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