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提供中的协作治理:一个研究框架

在公共服务提供中,与政府路径、市场路径以及第三部门路径等三种传统模式相比,协作治理模式在公共服务提供中具有更好的绩效。协作治理的有效性主要受参与者结构、制度平台、动力机制、相互作用类型以及关键影响变量等五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在公共服务提供中,协作治理模式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也具有一定的限度。     

论社会治理中的协作与合作

合作是人的社会实践中的普遍行为,在每一个时代,人类的共同生活都会造就出一种合作精神.但是,工业社会把人类的合作异化为协作,官僚制就是典型的协作体系.在20世纪后期以来的"人类合作治理"模式的成长中,提供了人类合作精神再度出现的契机.未来的社会治理将是一种"合作治理".     

协作治理:党群工作与社会管理创新

新时期的党群工作建立在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上。本文结合浦东新区的"走千听万"活动,剖析了在党的群众工作与社会管理创新之间的关系与挑战,指出浦东新区的"走千听万"是推动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效路径。党和公民之间不是简单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浦东新区通过"走千听万"逐步实现了党与群众之间的相互理解,增加了党群之间的互动,符合公共管理理论中所强调的协作治理原则。强调与党共享价值观,共享社会发展与社会管理创新所带来的利益与成就。党通过服务来引领群众,通过服务和作为奠定其作为执政党的地位。通过"有为"而换取"有位"。当然,本文也指出党群关系的改善目前还存在着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     

社会组织“悬浮”社区的治理进路：从脱嵌到嵌入

“悬浮”的社会组织难以在社会治理中有效发挥“社会协同”功能。模糊性行政发包对组织公共性生产的弱化、追逐市场分利导致的对地方治理网络的游离、复杂的街区权力关系对组织专业承诺的消解、陌生人社会与自治困境对关系构建的挤压是社会组织“悬浮”社区的主要诱因。社会组织“回归”社区必须因应现实,实现双重嵌入。要上下统和促进社会组织的结构性嵌入,在政策组合上给予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更充分的支持,并注重地方政府治理理念与行为的调试和优化。要内外联动推进社会组织关系性嵌入,通过社区场域的协同再提升充分释放社会组织专业活力,并推进社会组织自治的再完善以不断提升扎根本土情境的能力。     

社区民警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

在基层社会治理的格局中,社区民警扮演着异常重要的角色。在强调将警务工作重心下沉社区的大背景下,社区民警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显得格外重要。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特殊身份的拥有者,社区民警嵌入基层治理的路径具有多元性。社区民警通过基于个体治理行动的关系嵌入,在街居空间普遍建立起警民间的信任关系,构建起了社区警务互惠规范,有效破解了基层社会治理难题,实现了社区平安治理目标。如果说关系嵌入往往呈现出个体性特点,那么组织嵌入则多是依托于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安排而展开的,通过对社区网格绑定性参与、党员社区民警在社区交叉任职等组织嵌入方式强化了社区民警的社区嵌入。与此对应的,基于特殊视角下的空间嵌入则使得社区警务室作为一种特殊的治理空间形态嵌入城乡社区中,并呈现出一种新的空间治理格局。这些嵌入方式既相互联系又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区别,构成了社区民警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多维嵌入体系。     

从机械嵌入到有机嵌入: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及路径探究

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新时代,社会组织嵌入城市社区治理对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义重大.本文以嵌入理论为基础,从嵌入主体、嵌入手段和嵌入后的状态三个角度出发,认为社会组织在城市社区治理中面临着机械嵌入的困境,表现为社会组织建设薄弱、项目制缺乏理性以及社区信任和参与不足.因此,本文提出有机嵌入...     

第三方治理：粤港澳大湾区社会组织跨区域协作治理研究——以Y青年总会为例

粤港澳大湾区是跨境区域和跨制度合作区,面临不同区域、不同制度、不同关税区的磨合以及多核心城市协调等社会治理难题。基于该区域社会的复杂性及公共领域合作的困境,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治理需要建立起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协作治理机制。本文以协作治理为理论视角,将Y青年总会作为个案研究对象,着重从领导体制、协作机制以及会务活动三方面对其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协作治理的实践进行考察。研究表明,Y青年总会在参与大湾区治理中发挥独特作用,在凝聚、动员和整合社会资源,促进粤港澳三地交流与融合,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增强港澳青年国家意识以及维护区域稳定和国家统一等方面取得初步成效。     

市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边界与治理的经济学分析

在市场失灵的条件下,相对于营利企业,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具有相应的市场交易优势.但考虑到组织内部的治理效率,营利企业更具有竞争力.两难冲突的结果是:三个部门共存于同一经济体中,但在不同产业中的分布存在差异.不过从动态的观点看,组织之间的边界还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社会工作视域下的社会治理创新

社会工作与创新社会治理关系密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工作体系是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宏观社会工作可以为社会治理宏观目标的实现提供行动、政策和理论支撑;微观社会工作可以通过嵌入社会微生活而推进社会治理中微观目标的实现。创新社会治理是为了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社会治理失灵问题,而造成社会治理失灵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失灵、社区失灵和志愿失灵。要解决这些失灵问题,需要完善和发展社会工作体系,以宏观社会工作应对政府失灵问题,以微观社会工作应对社区失灵和志愿失灵问题。     

通过社会工作的情感治理:70年情感治理的历史脉络与现代化转向

情感治理不只是社会治理的一种维度,更是社会治理的目标、方式和手段的结合。从情感治理的视角考察新中国70年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到,基层社会的治理实践中,情感治理并不只作为一种新近出现的治理维度,而是有着由来已久的历史传统和丰富独特的实践内容。中国特色情感治理与中国历史文化一脉相承,与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国家治理进程相互交织,与社会管制、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三阶段演进同步发展,从对情感进行管控,走向依情感的治理,最后回归治理的情感需求本身。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下,传统的情感治理表现出内容与形式、主体与受众、评价与效果等诸多困境,社会工作因其可以提供更加个体化、精细化和多样化的专业服务,全方位满足人民在追求美好生活愿望过程中的情感需求,进而适应情感治理现代化转向,最终实现现代情感治理的社会功能和综合效果。这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的实践发展找到新的功能与定位。     

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

搞好社区治理,必须发展社会工作的专业介入,有效搭建新型社区服务平台,统筹协调社区合作网络的复杂关系,坚持用专业理念、程序和方法来持续提升工作效能.当前,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是:确立战略理念,坚持社区本位;发展专业队伍,完善服务岗位;采用专业方法,提升工作效能;倡导多元治理,建构合作网络;建构长效机制,实现持续创新.     

社会工作机构参与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研究

社会工作机构通过承担政府的部分服务职能为社会公众提供社会服务,在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发挥协同性作用,对于实现协同治理的社会管理目标具有重要的推动性价值。但是,当前我国社会工作机构参与协同治理的整体能力尚有待提升。只有加强以推进社会服务专业化、加强服务平台可视化、提升社会管理科学性、构建协同剩余多赢局面等为抓手的运行机制建设,才能为社会工作机构参与协同治理提供专业支撑、精准方向、资源保障、科学依据和评价体系。     

社会工作协同城市民族事务治理:逻辑生成与路径选择

城市民族事务治理是新时代城市工作和民族工作的基本任务和重要内容。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城市社会结构的变迁,城市民族事务也越来越多地分散到城市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城市民族事务的治理既需要适应城市整体社会结构的变迁,更需要适应共建共享的城市社会治理新格局。社会工作与城市民族事务治理在理论基础、价值理念、治理目标、运行机理上具有高度契合的协同治理基础,社会化治理、法治化治理、社区化治理、专业化治理成为社会工作协同城市民族事务治理的应然选择。     

新中国70年国家治理格局下的社会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

新中国建立70年在国家治理格局下进行了社会治理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探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稳定和建设政权,国家治理覆盖了社会治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激发了社会生产力,也导致了独立的社会力量的产生,社会治理成为必要。市场化、城市化衍生了以民生为主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新时期和新时代下政府通过建构新的社会治理格局,尝试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结合起来,基层社会治理成为实现有效社会治理的基本领域,这也需要对多种社会治理方式进行整合。     

都会区公共财的提供:多层级治理模式

本文以台北都会区的大众捷运系统为例,就大都会区的地方治理模式与公共财或服务的提供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文章认为,大都会区的公共财或服务,有的适合以第一种多层级治理来提供,有的则适合以第二种多层级治理来提供,特别是具有外溢效果与规模经济的公共财或服务.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现代国家治理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社会管理是在我国社会发育滞后于市场发展、发展时间短、发育水平参差不齐等背景下的现实抉择。虽然经过近十年的社会管理理论创新与实践,我国形成了各具地域特色的社会管理模式,同时在推动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的结构性前提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但是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国政府依然面临诸多挑战。在这种背景下,推动国家治理手段由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转型,顺应了我国新时期的新特点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因此,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是对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社会矛盾的准确把握与及时纾解,是现代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路径。     

准市场还是准科层? ——基于上海、北京的中国公租房提供模式研究

以租购并举为背景,本文探讨租赁部门建设中相对被忽略的公租房部门的长期可持续运营问题。鉴于英美国家在政府直接提供公共住房失败后,都转向了多元主体竞争的准市场模式,本文重点分析中国公租房提供中最具有制度创新性的城市——上海和北京。结果发现,两地均形成了单一国企地域性垄断,此特征更加符合准科层而不是准市场模式。竞争和自主性的缺乏,使该模式存在一定的效率损失,对公租房部门的长期可持续运营造成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