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权式治理何以形成——对粤、川、鄂、鲁、湘六类村庄的观察和研究

随着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农村村庄治理结构出现了一种分权趋势,即在原有的"村支两委"共治下出现了监事会、理事会、股份社、经济合作组织等新的组织。这些组织参与村庄治理,分享村庄治理的权力,形成了分权式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主要源于村庄的经济发展、农民参与以及政府引导。不同类型的分权与民主的关联程度有所不同,经济分权、社会分权有助于民主的成长,行政分权有助于制衡,但其对民主的作用暂时没有显现。     

革命中的乡村——土地改革运动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

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中叶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既是生产关系领域的一次重大变革,也对乡村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土地改革运动,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建构了乡村社会的基层组织网络,扩张了国家权力的组织边界和功能边界,重塑了国家与乡村社会间的关系,改变了乡村权力结构及其运作方式,形成了运动式的乡村治理模式,发明了种种动员技术和治理手段,使国家权力真正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乡村社会治理,也为20世纪后半期中国乡村"有计划的社会变迁"奠定了坚实基础。     

“公地悲剧”中的伦理治理

社会的公共品供给向来是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领域的难解之题。近年来,"小悦悦事件"等典型地反映出当前我国社会伦理生态大环境中的公共品难题。在关涉公共伦理领域中"真"、"善"、"美"的各个价值层面,都以引起极大关注的典型事件呈现出"公地悲剧"的蔓延态势。当前我们需要从维护伦理正义的制度治理,综合运用多种社会治理手段,树立美德个案的典型治理等方面拓展有效伦理治理的思路。     

论我国经济开发区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以天津市滨海新区为例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开发区的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日益凸显。社区是社会管理的落脚点,社区治理的优化与创新关系到社会管理的发展和社会公共服务的实现,更影响到经济开发区的可持续发展。鉴于此,以天津市滨海新区为例,选取"泰达模式"、"新港经验"、"寨上做法"、"胜利特色"、"中新生态城模式"五个典型案例,采用嵌入性多案例比较的方法 ,从社区治理结构、社区治理工具和社区治理方法三个层面评估社区治理实践成效、总结社区治理发展战略,探索经济开发区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即发展社区社会力量,提升社区自治能力,实现社区善治,建设"大社区、强社区、好社区"。     

当代中国转型社会的"关系"式利益联结及其政治影响分折

在中国文化与社会场域中,"关系"作为一种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人际互动模式,衍生出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式利益联结.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关系"式利益联结对政治领域仍有较大侵蚀.编织、维持与公权力掌握者之间的私人性关系成为社会主体争取利益的便捷途径,其中不少商企群体借用"关系"资源与权力掌握者之间建立了亲缘式、熟人式等多种形式的利益联结通道."关系"式利益联结运行中的特殊主义、隐蔽性、非规则性等特征对现实政治带来消极影响,需根据其具体的发生领域和影响范围进行有效治理.     

动员式治理:当代农村社区建设逻辑及后果分析

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代农村社区建设被赋予了多重功能与价值,它是一场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动员式治理"运动。国家通过动员治理,释放社会能量,形成全社会的参与意识与集体行动意识,增强民众的国家认同感,实现党和国家对政府内部系统的调控与社会的高度整合。然而,农村社区建设过度动员治理极易引发诸多社会问题,影响国家政权稳定与社会和谐发展。为此,必须处理好社会动员与政府引导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应形成"上下联动"的农村社区建设推进机制,将民众满意度作为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考核指标,注重农村社区的"内涵与质量"建设,切实保障广大农民的合法权益,坚持系统治理与整体推进的战略思维。     

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探索与启示——基于福州市鼓楼区的实践分析

持续推进城市社区治理创新,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效能,不仅是改善民生的基础环节,而且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关键步骤。社区治理是治理理念在"社区"层面的实践,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探索形成了多层次、立体化的研究格局,其实践亦成为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前沿领域。面对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体制与日新月异的社会面貌之间存在的"堕距",福州市鼓楼区着力推行"135"社区党建工作模式,创新"135"城市社区工作机制,是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突破口,探索其做法与启示具有重要意义。     

从社会管制、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变迁

针对"法是怎么适应社会需求、解决现实问题"的历史命题,以1978年以来的"第三次法律革命"为时代背景,对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变迁历程予以回顾,按照理想类型的方法可归纳出"社会管制""社会管理""社会治理"这三种国家治理模式。"拨乱反正"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管制"模式,强调法治的价值启蒙,以"压制型法"为手段、追求政治领域的稳定;"促进经济发展"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管理"模式,强调法治的制度设计,以"自治型法"为手段、追求经济领域的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治理"模式,强调法治的实践关切、以"回应型法"为手段,追求社会领域的共建。中国经历35年的现代法治建设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成就,但仍没有完全实现现代法治建设所追求的"法治秩序","社会治理"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理念。     

论合作治理的生成:从控制、竞争到合作

合作治理模式是社会治理系统在后工业社会不断自我建构的必然结果,是一种对传统社会治理的控制追求、"分工-协作"逻辑、科层制垂直组织架构以及"中心-边缘"结构全面扬弃和超越的治理模式。传统社会治理出现失灵的主要原因在于控制追求的二律背反以及在治理领域中竞争逻辑的自我否定。因此,实现"善治"需要从多元合作的维度去重构一个行动化而非制度化的社会治理网络,建构一种弹性迅捷、相互信任、资源共享、平等协商的合作治理行动者系统,共同应对不断涌现的复杂公共问题。     

新常态下我国治理模式的转型

我国现有治理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各级政府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引下,通过"中央集权"和"地方竞争"的制度安排,采取"政府主导"和"贤能治理"的方式,利用"投资驱动"等具体手段来开展在经济领域的治理。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运行层面的全面调整,对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型提出迫切的要求。"治理现代化"是新常态下我国治理模式转型的总方向。要遵循现代社会治理的一般规律,形成界限分明的各社会领域和权责明确的各社会主体,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和政资分开。新常态下我国治理模式转型的主要举措包括:一是从"政府主导"转向"政府引导";二是切实加强民主参与,完善官员的激励机制;三是推进中央地方关系调整,形成"权责明确、法治调节"的中央地方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