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停废与清末政情

清末新政时期的停废科举 ,从戊戌的变科举发展演变而来 ,由维新派主导转为疆吏与朝臣唱主角 ,经历了三个阶段的递进。其决策过程 ,反映了清末政情的一个重要特征 :各项新政虽自上而下地通过朝廷政令颁行 ,其决策过程却往往由地方促动中央 ,即疆臣互相串联沟通 ,自下而上地提出议案 ,并以各种手段权谋 ,设法联络及鼓动枢要。由疆臣合力而枢臣同声 ,成为新政改革的重要模式之一     

陈其美与黄花岗起义

1911年同盟会发动的黄花岗起义,极大地震撼了腐朽的清王朝。陈其美虽然没赶上这次起义,但他在起义失败后所进行的各种努力在辛亥革命史上起了显著的积极作用。     

民国时期黄花岗起义纪念与国民党政治诉求的表达

黄花岗起义纪念日最终被国民党制作成"革命先烈纪念日",由一党之纪念日建构为"国定纪念日",纪念仪式亦被固定下来。随着纪念日的确定和纪念仪式的程式化,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根据其政治诉求和时代变化对纪念意义不断作出新的阐释,突出黄花岗起义的重要性,塑造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革命精神,从而为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源。     

清末湖北财政危机与武昌起义的爆发

100年前的武昌起义在开风气之先的内陆省份湖北发生,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新政改革措施不当所导致的财政危机,即在短期内将过多的财力投到编练新军上面,同时又道德化地快速禁烟,使地方财政失去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导致湖北财政陷入严重危机.在财政危机的情况下,依靠湖北地方政府财力支撑的湖北新军军费投入的削减则助长了新军士兵的不满,促成了武昌起义的发生.     

从丁未黄冈起义看清政府的危机应对

丁未黄冈起义尽管历时仅仅数日,然而却暴露出清政府在危机应对方面的种种不足,这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一、预警机制的缺失.二、社会控制能力弱化.三、对舆论宣传控制不力.四、人事协调能力弱化.总之,面对黄冈起义,清政府在危机应对上存在诸多方面的问题.清廷最后走向灭亡,上述因素值得深思.     

"子夜宣言"与太原辛亥起义--文物、文献与史实之互证

"子夜宣言"为新发现的辛亥革命太原起义文物资料,它不仅从形制、内容上可以坐实和纠正回忆类文史资料的记述,而且与新发现的其他文物(<军法令>、<告民众书>等)形成关联性、互证性实物资料丛,对于太原起义日期、起义军活动、起义军司令任职情况等重要史实的订正提供了重要史证.     

萨镇冰与武昌起义

萨镇冰之所以在武昌起义中对革命军持相对同情态度,此中因由,就外部而论是列强干涉及革命党的策反,就内部而言乃所属官兵的异动及其本人对清政府的不满。其中,内部原因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此外,袁世凯作为革命派与清廷之外的第三种势力,企图渔翁得利而制订的有关计划,也对萨镇冰产生了相当影响。     

唐才常与自立军起义

整整１００年前,１９００年８月,在湖北、湖南、安徽等省,爆发了一次震惊中外的“自立军”起义。这次起义是在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之后,中国民族危机愈加严重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与维新运动不同,它试图将挽救民族危机与推翻清朝反动统治结合起来,并且走着一条自下而上开展武装斗争的道路,因而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由改良走向革命的历史转折中的重要一环。它的主要领导人,就是早先在湖南维新运动中崭露头角并作出卓越贡献的湖南浏阳人唐才常。 （一） 唐才常（１８６７——１９００）,字伯平,号佛尘（也作丞、级丞）,别号 。他…     

青年孙中山的革命想像——1895年广州起义再探

青年孙中山有着在青年时代特有的想像气质,不能完全以成年孙中山大义凛然、目标明确、志向坚决的革命家形象来投影.本文即欲通过对1895年广州起义之再探,发覆钩沉.1895年前后,革命的社会条件尚不具备,但孙中山捕捉到了一些隐约可见的新动向,并欲将其提前引爆.此时他只有革命的理想,还未形成成熟的革命思想.他为广州起义设计的方案亦不无粗疏、大意和主观臆断.这次举事只是一次纸上谈兵的\"头脑革命\",但却促成了孙中山个人身份的根本变化,使他从醉心于革命的想像者,逐渐转变为真实的革命者.     

试论郭嵩焘与太平天国起义

郭嵩焘力促曾国藩、左宗棠出山 ,并用“创业垂统”观构建不同绿营制的湘军体系 ;又最早倡议建立水师 ,成为太平军的克星。郭奔忙于高级战将之间 ,出谋划策运筹帷幄 ,被湘军集团公认为“高参” ;最初想出开厘筹饷之计并付诸实施 ,郭嵩焘实为始作俑者之一 ,厘金成为湘军的主要饷源 ;他又因时度势征盐税和关税 ,再开两道财源。郭调兵遣将剿灭农民武装 ,将其残部镇压在血泊之中。心忧时局的郭嵩焘及时反省这种血的教训 ,企盼为延缓清王朝的土崩瓦解作“资治”的“通鉴”。     

清末广州的戏剧消费与新闻话语的扩张

清末广州戏剧空前繁荣,看戏成为民众普遍喜爱的消费方式。剧院作为清末社会十分重要的公共娱乐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众日常生活情趣。它为报纸提供了十分丰富的新闻题材,同时,报纸作为新闻媒介极大地推动了戏剧消费的普及和流行。     

资政院与清末的制宪活动

清末设立的资政院是清政府在仿行宪政过程中设立的一个重要的立法机关。虽然资政院院章 规定该院没有制宪权,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资政院在实际运转过程中,由于清廷不断发布上谕而逐渐 获得了制宪权,参与了清末三部宪法文件的制订,从而成为清末最重要的制宪机关。     

晚清传教士生存状态分析——以林至诚牧师为例

林志诚从一个普通的农家孩子,到后来通过自学并接受了基督教学说,再自觉地在家乡传教。作为一个农民,他成功地培养了包括林语堂在内的八个子女;作为牧师,他表现出对基督教文化的虔诚膜拜。他以他的魅力感染、教化了身边的每一个人。     

迟到的清末立宪——清末立宪的回眸与反思

“万事开头难”,清末立宪开创了我国百年立宪的先河,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然而无论从人类宪法史还是中国近代史、中国宪法史来看,清末立宪都严重“迟到”。“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严重迟到的清末立宪在遭受难产之痛后很快就走上了“早退”的不归路,且清末立宪的“迟到”是其“早退”或者说“短命”的重要原因。当代中国社会有强大的宪法需求,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状态,努力实现从世纪宪法到宪法世纪的飞跃,是对清末立宪开创的百年立宪之旅的最好纪念。     

晚清政治改革中的经济制约

晚清史上政治改革的呐喊不断激起千层浪 ,改革运行中的经济因素却在顽强地制约着改革的烈演 ;并不彻底的经济改革则又导致了政治统治秩序和政治格局的变动 ;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需要财政经济的支援 ,更取决于清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中国近代化研究中的模式化倾向不足以涵盖晚清改革的整体性特征     

粤汉铁路与晚清湖南政治变迁

晚清时期,粤汉铁路作为近代湖南最大的实业,在其建设过程中,湖南省内各种政治势力如以湖南巡抚为代表的官方势力以及维新派、立宪派、革命派等都曾深度介入其中,试图使粤汉铁路湖南段的建设能够沿着各自政治力量所希望的方向发展。湖南新政是湘省铁路事业的最初原动力,陈宝箴主持的湖南新政,打破了近代湖南的保守风气,铁路等实业受到了湖南绅商的重视并借粤汉铁路筹建之机,积极延路入湘,为湖南的发展奠定了一个长远的基础。粤汉铁路定线湖南后,围绕着粤汉铁路的建设,湘省官、绅、商等各方势力均积极介入,他们既斗争又合作,由此对粤汉铁路的建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清末报刊立宪动员与政治变迁

清末报刊立宪动员对政治与社会的冲击,其力量来源于立宪民主理论与报刊媒介本身.立宪思想通过报刊宣传改变了传统的话语体系,从理论层面瓦解了专制制度赖以依存的伦理基础;报刊传媒以立宪理论为武器,从实践层面发起了社会动员,培植了挑战现政权的社会力量,有效地推动了清末政治变革.不过,由于立宪宣传和动员阶层的局限,清末政治变革并未完全达到报刊立宪动员的政治目标.     

清末铁路交涉中的法律技术与政治策略

在对外交往中,清政府极力回避铁路等具有商务性质的事项列入条约,一旦入约,则谨慎履行条约义务,并使用严格解释等法律技术限制己方条约义务、驳斥列强约外特权。晚清各界还试图通过区分契约与条约、商务与外交,将铁路交涉限定为商务范畴,避免中外政府间的正面外交冲突。清政府甚至以国内舆论及督抚权力划分等内政因素为外交斡旋的砝码,虽能一时拖延交涉却又往往在内政处理上受其所累。总体上说,清末各界大量援引国际公法、私法的规则和技术,并策略性地利用内政因素,试图寻找外交活动中的平衡与突破,虽不能根本改变弱国外交困境中的被动地位,却推动着中国逐步认知和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     

晚清满汉关系与新伊分治

文章从晚清满汉关系的大背景着手,认为新疆建省时期,正值满汉博弈的关键时期,新(新疆)、伊(伊犁、塔城地区)分治局面的形成,是满汉官僚调和矛盾、互相妥协的产物;新、伊分治造成了巡抚、将军的并立局面,两大不容,权力掣肘,事实上削弱了新疆的防务体系和行政的统一性,是新省体制中的不和谐音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