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党政治到以党建国：孙中山政党观变化的原因分析

民国建元之初,孙中山信奉自由主义政治,主张在宪政框架下开展政党政治活动.后来,孙中山放弃了自由主义的政党政治观念,主张"以党建国"或者"以党治国".孙中山政党观念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的原因在于近代中国国家建设的主要任务决定了这个时期中国不宜开展政党政治活动;直接的原因是民元之初的议会政党政治试验的失败使孙中山对自由主义政治产生的怀疑;而苏俄的影响则是孙中山政党观念变化的外在因素.     

从“宪政”到“党治”——孙中山“再造民国”思想转换透视

本文是对有着国父之称的中华民国肇创者孙中山为什么在创立民国后会逐步离弃其原先创建议会制民主政体的理想和诉求,进而效仿苏俄体制,发起以建立党国政体为目标的国民革命,实现其民国再造思想变化演进的一个初步透视和探析。孙中山思想转换的过程划分为:(1)二次革命,重举革命大旗;(2)东京组党,舍民主向往集权;(3)结束护法,走向师俄之路;(4)联俄容共,践行以党造国四个阶段。文章分别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对孙中山本人的思想演进过程和主要特征,以及在这一时期各个阶段中对国家政体的重新思考作一厘清。孙中山在早期从事反清斗争时,把在中国实现英、美等国议会民主制作为奋斗目标。然而,民国以来的政治现实的黑暗,不仅把孙的梦想击得粉碎,也使孙中山改从集权政治中寻求新的出路,而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榜样效应,更使孙中山直接走上了以党造国、以党治国的社会改造路径。     

1922至1923年间的古应芬与孙中山

1922至1923年间,古应芬由一个原本离孙中山革命中心稍远的人迅速成为孙的重要助手。在"六一六"兵变前,古应芬积极协调孙(中山)陈(炯明)关系,支持孙中山北伐主张;兵变后摒弃与陈炯明的私交,坚定支持孙中山,联络讨陈;1923年又先后在广东的西江和东江流域组织、参与系列军事行动,协助孙中山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陆海军大本营。这一关键历史阶段的古、孙关系,对于古个人取得孙中山的信任,走进孙中山领导革命的政治中心,极为重要;而古应芬在此过程中,也帮助和影响了孙中山,为后来国民党内政治格局的演变预埋了伏笔。     

"联俄"与"容共"——1920年代大革命前中国政局的再探讨

"联俄"与"容共"虽是在1920年代先后发生的两件事,但却实为一体.因为联俄容共政策的确立是为孙中山与苏俄追求不同目的的一种利益结合.孙中山为了苏俄的军事财政援助做出了两难的抉择:"联俄"亦"客共";苏俄为了苏维埃革命在东方的实现,以"共产主义不能在中国"而"联孙"的同时,推出了"斯内夫利特战略",将其对华的双重策略以国共合作的形式巧妙地结合.于是,"客共"成为了双方相互考量、目标实现与否的关键所在.而联俄与容共之间的这一微妙关系则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1920年代大革命前中国政局的发展.     

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与不平等条约——基于孙中山革命理论和实践的探讨

民族主义概念的出现要早于不平等条约,孙中山早期的民族主义可以用"革命排满"来概括,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虽然该口号很大程度上具有狭隘民族主义的成份,但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动员效果,并引导了辛亥革命顺利进行。"五四"以后,孙中山力图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并致力于为其民族主义注入新的内容,以图在中国寻找到一个可以广泛动员民众的口号,不平等条约概念应时而出。当三民主义被解释为是为了打倒不平等这一层面,而民族主义专是"对外打不平",废除不平等条约与民族主义的结合就水到渠成了。苏俄与早期中共在促进孙中山将不平等条约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过程中亦是一个重要因素。苏俄将民族自由与废除不平等条约相结合的宣言无疑给孙中山以启迪。孙与苏俄的合作所求的不仅是外交,而是舆论和人心,争取的是寄予苏俄无限希望的国人。     

孙中山晚年的和平思想主张

孙中山晚年为实现和平救国救世的理想 ,提出了两大思想主张 :一是以和平手段收革命之功 ,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事 ,使武力变为国民之武力 ,铲除帝国主义与军阀相勾结的土壤 ,以便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 ,进而建设新国家 ;二是以中国的王道文化为基础 ,以民族主义为依归 ,联合一切被压迫民族共同反对列强的侵略压迫 ,谋求各民族的独立解放 ,进而实现亚洲乃至世界的持久和平。这些和平思想主张 ,不仅是孙中山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也是他在政治理论方面的重大贡献之一 ,今天对我们仍有借鉴与指导作用     

严復思想的分析批判——戊戌变法时期及其前后不久“西学”与“中学”的斗争

严复(公元1853-1921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戊戌变法时期,他是自由派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其政治主张和康有为等基本上是相同的。我们要了解戊戌变法时期改良主义者的社会思想,除必须对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思想进行研究外,对于严复也不能忽略。     

“中华民国”国号考

1894年兴中会创立时,第一次提出了"创立合众政府"的政治主张;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之际,孙中山最终为未来新生的共和国确定了"中华民国"的国号;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创立,宣告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诞生。"民国"与"共和国"的本质是一致的。孙中山心目中的共和国与欧美并不完全相同,他认为应该创造性地学习西方,要避免欧美诸国的弊端,而在国号之中以"民"字直接表示民权,比"共和"之意义更为积极和鲜明。     

论康有为与吴佩孚之交往

民国时期,吴佩孚和康有为这两个有着不同文化背景、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的名人,在张勋复辟事件中由对立而相知。康之所以对吴极力拉拢、借重,一是希望借助其军事力量实现他君主立宪的美梦,二是由于两人都对儒家文化情有独钟,三是康认为与吴有一些相投之诉求。吴对康若即若离的原因,一是对当时局势有着清醒认识,二是对康的政治主张不敢苟同,三是借康＂文圣人＂的名望装点门面。康、吴二人冲破文人、军人之界域践行理想,尽管均以失败告终,然其中所昭示的借鉴意义和价值,如吴佩孚的一统主张、康有为的军权认知等等,都在历史演化之中成为隐含的积淀,合力铸就民国进程。     

略论章太炎与西南军阀

章太炎是我国近代一位“有学问的革命家”,从辛亥前夕起,他与中国近代史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几乎都有密切关系。他一度是革命的领袖,与孙、黄并称;晚年则落在时代潮流后面,成为拉历史倒车的人物。一九一四年以后,章太炎渐渐脫离政治,但其间也有变化,袁世凯死后,章捐弃前嫌再度与孙中山合作护法,反对北洋军阀,因而与西南军阀发生了关系。第一次护法失败,在五四运动革命潮流滚滚向前之际,章的政治态度从反对军阀割据转向拥护军阀割据,鼓吹“联省自治”,进而反对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显而易见,一九一四年后章太炎的这一思想变化和     

民主革命家马君武

马君武在世近60年,前40年的大部分时间是以民主主义政治活动家的面目记载于史册青年时期曾十分赞赏康梁变法维新.后来积极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活动,赤诚地利用笔杆子宣传科学、民主、爱国思想;首先提出团结统一的反满主张,解开了"反满"历史死结,为民国的建立尽心尽力,建树了爱国爱民的崇高功德.     

略论孙中山辛亥革命后探索救国真理的继续与深化

孙中山从＂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以及＂护法战争＂等长期艰苦实践中不仅对中国政治现实及其国际背景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同时还丰富了革命阅历,积累起具体而鲜活的政治经验。为此,孙中山从西方民主、法制的阴影和幻想中走出,实现了政治思想的第二次重大超越。他认识到,中国在完成＂推翻帝制,创立共和＂的政治目标之后,历史实践又提出辛亥革命未完成的重大任务就是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建设一个真正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这是把彻底解放斗争置于高度民族自信、自立、自强的基础之上的理性思考。孙中山从民国历史的演变中深刻感悟到：共和国生存及其健康发展,必须彻底清除＂旧制度＂赖以存活的土壤。历史证明完成这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必须依靠全体国民参加的＂国民革命＂。孙中山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对原来提出的建立＂民族的国家＂、＂国民的国家＂及＂社会的国家＂的革命战略经过历史的检验,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进一步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提升了三民主义理论的水平,进而显示强大的政治生命力。     

孙中山与中国法制现代化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驱,也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开创者之一。在四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孙中山不仅提出了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国的主张,开创了中国政治法律制度变革的新时代,而且围绕巩固共和政体提出了一系列法治与民主相结合的法制思想与主张。他所规划的"五权宪法"的法制蓝图及推进法制变革的一系列主张与实践,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发展。     

析孙中山与陈炯明对国家结构形式的不同选择

从理念上看:孙中山主张"以党治国",陈炯明则赞成"联省自治".从方式上看:孙中山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陈炯明则主张"粤人治粤".从手段上看:孙中山主张武力北伐,统一中国,陈炯明则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谋求统一.从目标上看:孙中山主张实现"民生主义",陈炯明则力图建设"模范省".     

对康有为后期策动武装勤王的再评价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拒绝与孙中山革命派合作,以保皇为职志,发动了一场武装勤王斗争,欲再次利用光绪皇帝的力量以行维新,在中国实现君主立宪制度的事业。然而康有为的努力破产了,因而招来了时人和后人的诸多指责。究竟应该怎样评价康有为这些作为?笔者不揣冒昧,提出粗浅想法。一、对保皇要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戊戌政变刚刚发生,孙中山即把康有为、梁启超视为改造中国的同党,派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和平山周,分别前往香港和天津,营救他们脱险。陈少白还在台湾组织兴中会员,为谭嗣同等人的死难举行追悼会。康、梁等人到日本后,孙中山他们更是一再努力联合反清之事,陈少白亲到康有为住所,痛言“满清政治已不可救药”,     

李大钊的民彝政治观

辛亥革命以后,对于怎样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一时众说纷纭。康、梁等戊戌改良志士主张先(君主)立宪、后民主(共和);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则坚决主张先摧垮专制政体,建立民国,再通过“训政”方式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素养,最后“还政于民”。结果,前者因封建统治者的顽固而失败,后者因北洋军阀的强暴而流产。究其     

民国时期唐继尧地方实力派与西南军政府的关系

民国初期云南地方与中央关系,其实质即唐继尧地方实力派与西南军政府之关系。以往由于简单地将唐继尧归为军阀一类,对其与孙中山处同一阵线进行的西南护法、对孙中山西南军政府的支持及相互关系等有关问题的研究显得不足。作者在文本及档案资料基础上,通过对该时期史料的重新梳理与进一步解读,希图更全面地揭示出当时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复杂与多面性特征。     

孙中山与西南军阀

孙中山先生在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时期,曾经多次对西南军阀的头面人物们,抱有过不同程度的幻想。这些幻想,曾经使孙中山先生进行的民主革命斗争得到虚幻的力量;然而,每一次幻想的破灭,却又迫使孙中山先生去作沉痛的思考。一次又一次幻想的破灭,使孙中山先生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这种绝望,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孙中山先生晚年政治思想转变的契机。因而,探讨孙中山与西南军阀的关系问题,就成了近代政治史研究的课题之一,并且构成了评价孙中山晚年历史地位的一个侧面。     

孙中山与军阀——兼答胡显中同志

1918年5月,滇、桂军阀为了排斥孙中山,改大元帅制为总裁合议制.孙中山愤而辞职,通电指出:“南与北如一丘之貉”.一般论著都以此作为孙中山对军阀本性认识发生“质变”的标志和根据.这一概括是否符合实际?孙中山是否在自己的政治行动中如同宣言那样实行了依靠工农群众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政策?是可以研究的. 笔者坚持认为,虽经共产党人的帮助,孙中山晚年的政治实践、革命战略的重心,仍然是依靠军阀反军阀,而不是、也不可能是依靠工农群众反军阀.他仅能做到他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所能做到的这一步.超出此点,即意味着世界观的根本转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中山本人是“终身不悟”的.我们不是看他说过什么,而是看他做过什么.现就一些重大战争问题看孙中山与军阀的关系,再述管见,求教于胡显中同志与学术界研究者.     

合法性与"孙中山"政治象征符号的建构

合法性是夺取政权与实施统治的重要基础,民国时期,国民党曾竭力建构“孙中山”政治象征,以此寻求夺取政权与统治的合法性。政治象征是指具有政治意义的象征符号,同时也包括仪式行为与话语等,它们是政治意义、价值观念与社会情感的表现形式。国民党塑造、建构孙中山政治象征以服务于其政党需求,这是一项繁复的工程,本文仅就国民党对孙中山生前的神化及孙逝世后的官方定位展开考察,从孙中山定位的转化看国民党运用政治象征符号来寻求合法性的权力技术,以深化民国政治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