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监管领域政策扩散的路径与机制研究——基于轻微违法行为免罚清单的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升政府精细化监管能力。为了避免执法环节出现“一刀切”,地方政府聚焦企业关切,开启一系列为市场主体“减负”的政策创新活动,其中市场监管领域轻微违法行为免予行政处罚的政策在不同地方政府间形成扩散。研究发现,市场监管领域免罚政策扩散是“启发群体—集聚地区—治理目标—政策网络—激励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市场监管领域免罚政策扩散经历三个阶段：两地初步探索阶段、全国复制推广阶段和纳入法律强化执行阶段;在空间维度呈现区域集聚和邻近扩散特征;免罚政策通过“自下而上”推动和“自上而下”执行两条路径扩散;模仿、学习和竞争机制在过程中发挥显著作用。     

突发事件情境下地方政府政策响应的异质性研究——以中小微企业支持性政策扩散为例

研究突发事件情境下地方政府政策响应能为优化政府应急决策提供重要参照.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出台的131篇中小微企业支持性政策文本为素材,通过基于内容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政策扩散研究,揭示在中央政府精神指引下地方政府政策响应的异质性逻辑.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关于中小微企业支持性政策的响应过程经历了顶层设计、逐步推进与平稳实践等三个阶段;相关政策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表现为自上而下扩散和跨层级扩散两个特点,且均呈现以金融扶持为主线、以财政政策为抓手、以政务服务为保障的价值取向;在地方政府之间则表现为扩散时间的S型分布和扩散动力来源广泛等特点,且存在"东重西轻"的差异化响应和模仿趋同嫌疑.     

府际关系视角下中国政策扩散的运作逻辑——以城市人才引进政策扩散为例

中央政府通过权威调控促进府际学习并推动政策扩散,但其趋同与趋异并存的政策扩散结果背后的运作逻辑尚未得到充分探讨。“行政集权—财政分权”的制度结构塑造了政策扩散的多重机制：在纵向上,中央政府整体性调控使各级地方政府对标对表,地方政策呈现趋同现象;在横向上,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关系使后发追随者基于“恐后”心理学习先进地区,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趋同,而竞争取胜者为保持先发优势,通过深化政策创新,使得政策结果趋异。“制度结构—府际关系—扩散机制—扩散结果”四个环节形成了中国政策扩散的逻辑链条,多重扩散机制在府际关系塑造下并存且共同发挥作用。与西方政策扩散逻辑不同,中国政策扩散多重机制与异同并存的结果源于行政集权与财政分权并存的制度背景。     

清代乡村治理多元协同模式的建构及其得失

在清代,乡村治理被视为国家有效治理的重要基础,关系到国家治理的全局,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清代乡村治理是一个从中央、地方到乡村社会的全方位的多元协同共治模式.首先,统治者强化中央集权,由国家政权掌控并制定乡村治理的相关政策、法规.其次,建立了一套成熟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体系,尤其重视发挥州县在乡村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再次,清王朝还积极利用乡村社会的乡里制度、士绅、宗族等地方性资源来推进乡村治理.当然,乡村社会在国家治理进程中并非完全被动,而是利用 自身特色积极回应并参与其中.清代乡村治理的研究可以为当前乡村治理以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益借鉴.     

略论民国时期奉天省农村基层政权建设

近代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清末民初,尽管政权频繁更迭,但对农村地方基层政权的建设一直十分关注。中央和地方政府都企图将其权力伸入到社会基层以有效地控制乡村社会资源。民国时期奉天省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是通过推行区村制度来实现的。其实质是省政府努力将其权力在乡村中扩散,从而推进基层政权建设的早期现代化。     

激励相容视角下乡村治理政策运行偏差及防范策略

乡村治理政策运行存在着激励相容约束，激励相容是实现农民群众个体目标与政策预期目标双赢的必然选择。激励相容性不足使乡村治理政策运行出现诸如政策冲突、政策多余、政策负效力、道德风险以及政策问题选择不当等多种偏差。因此，乡村治理政策运行必须充分考虑地区差异、传统习俗、群众诉求等因素对政策激励相容的影响，在切实保障农民群众政策主体地位的前提下，赋予政策足够的时空弹性，因地制宜，循序渐进。通过立法或建立诱导性的激励机制，规范利益主体行为，将其行为引导到预期的政策目标上来；建立完备的乡村治理政策评估体系，对乡村治理政策运行过程及包括激励相容性在内的政策效果进行全方位评估，以最终实现乡村治理政策激励相容。     

多类型政策试验的运行机制研究——基于四项教育改革的案例比较

政策试验为理解并解释中国的改革创新与治理模式提供了独特视角，但既有研究对改革中不同类型政策试验的具体过程与运行机制缺乏深入探讨。本文基于政策试验的差异化类型属性特征探究其运行机制，并选取教育领域的四项试点改革为经验案例展开比较研究。研究考察了不同类型政策试验的启动机制、行动者角色及关系、扩散机制及约束条件与作用机制，指出行动主体的能动性与制度环境的高异质性在启动政策试验中的重要作用，政策行动者多样化的角色与关系塑造了边界模糊且高度权变的互动空间，由此达成的改革共识通过强制性、规范性或模仿性压力的交织驱动实现创新扩散，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过程模式。     

简析政策执行失效的制度因素

本文认为,确保宏观政策和地区发展政策目标的有效执行,必须依赖于中央政府的制度供给和创新。但在转型中国,确保政策执行的制度供给过程,是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中,确定了地方政府作为主导型制度供给的主体。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主观需求,主要是在地方行政主导的格局下,创造地方行政政绩,为地区发展政策提供制度支持;而促进社会协调发展的宏观政策,则因为缺乏执行政策的制度支持,从而不能完全实现政策目标。因此,必须通过纵向政府间权力制约的制度安排,来维护和加强中央的权威,以创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正向互动的统一关系,为宏观政策的顺利执行奠定制度基础。     

我国地方政府政策主体地位实现的重要性——以山西省左权县扶贫移民的政策过程为例

地方政府在政策体系中既是中央政策的执行者,又是地方具体政策的制定者,承担着将贯彻中央政府大政方针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有效整合的责任,地方政府政策主体地位实现的重要性因此而愈发突出。山西省左权县扶贫移民政策推行过程中的政府作为说明：地方政府政策主体地位的实现有利于切实贯彻中央政策、有利于实现政策创新、有利于对已有政策的优化。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主观偏差行为的博弈分析

在贯彻中央政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执行政策的态度以及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策略互动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策执行的效果。本文从博弈理论的视角出发,通过分析地方政府主观偏差行为的表现形式及两级政府策略互动的博弈机理,探讨实现有效博弈均衡的参数条件,并就提高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绩效提出制度创新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