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铁路交涉中的基层地方官——以高密路案中的县令为例

1899-1900年，山东高密因修筑胶济铁路发生持续不断针对德资胶济铁路公司的民众暴动。因处置不力，一年有余的时间里高密县县令几易其人。权力有限的县令在处理与外国人有关的事务中，角色尴尬，虽居于交涉前端，面对外国人与民众的冲突时难以满足当地绅民的利益诉求，也无法以传统治事方式化解民官之间的矛盾。当清政府高层既要屈从于列强的强权，又要追究地方骚乱的责任时，县令自然就不能安于其位。县令在对外交涉中角色定位模糊当是清季处理铁路交涉问题时政府权力运作最为底层的一面。     

清末铁路交涉中的法律技术与政治策略

在对外交往中,清政府极力回避铁路等具有商务性质的事项列入条约,一旦入约,则谨慎履行条约义务,并使用严格解释等法律技术限制己方条约义务、驳斥列强约外特权。晚清各界还试图通过区分契约与条约、商务与外交,将铁路交涉限定为商务范畴,避免中外政府间的正面外交冲突。清政府甚至以国内舆论及督抚权力划分等内政因素为外交斡旋的砝码,虽能一时拖延交涉却又往往在内政处理上受其所累。总体上说,清末各界大量援引国际公法、私法的规则和技术,并策略性地利用内政因素,试图寻找外交活动中的平衡与突破,虽不能根本改变弱国外交困境中的被动地位,却推动着中国逐步认知和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     

陈璧与中国铁路

陈璧是清末任期最长的邮传部尚书,对近代中国的铁路事业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他任邮传部尚书期间的主要政绩有四:一、"定法"邮传部,规划全国铁路轨线;二、主持京汉铁路的收回,为中国挽回了部分利权;三、提拔重用了一批铁路管理人才,为中国的铁路事业培养了一批骨干;四、支持商办铁路,为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     

胡栋朝对中国近代铁路与工程教育的贡献

胡栋朝是我国早期铁路工程师以及铁路工程教育的先驱。晚清以来,他先后参与了川汉、江浙、闽粤铁路的勘测工作,担任广九铁路管理局局长,整顿广九铁路的营运,维护了国家利益。他为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今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岭南大学等校铁路工程专业的创办及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国家培养了一批铁路工程后备人才。     

从贵阳教案“八议”的适用看咸同政局的内外变迁

贵阳教案是《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发生的一起标志性案件,延宕数年之久,最终以“八议”结案。清代“八议”制度虽明载于《大清律例》,但适用范围极为有限,近乎具文。贵阳教案以“八议”结案这一不同寻常之处,展示出司法交涉过程中交织着复杂而隐蔽的权力较量。权力较量的背后,是咸同之际内外政治局势的变化。内部军功阶层的兴起,中央权力与地方督抚之间围绕贵阳教案展现幽微而丰富的权力关系。中央权力在面对某一位督抚时仍然具有绝对性优势,但是中央权力一旦面临军功阶层因阶层认同所形成的复杂权力网络时就会大打折扣。“八议”的适用,是对传统儒家式君臣关系短暂的复归,对军功阶层的优待,适应了政治格局的变化。清廷恩威并施,体现出富有弹性的统治策略。中法围绕“国体”展开的合法性争夺。法方试图以国际条约体系解决教案,但又以殖民话语否定清廷的主权。清廷则试图把儒学原则扩大到国际交涉,使对方的权力被包容进皇帝的统治之中。双方均试图通过持续性的话语操作将对方纳入自身的权力体系当中。在这个过程中,清廷的国家观念、交涉方式均向现代国家转变。     

铁路与近代社会力量的成长——以粤汉铁路建设的体制和机制为切入点的分析

清政府在甲午战后筹建芦汉铁路的过程中酝酿筹建粤汉铁路,其最初的体制和机制与芦汉铁路是一致的。"商人承办,官为督率"的体制确认了社会力量在铁路建设领域的应有地位和作用。在这一体制之下,在官商合作的粤汉废约运动中,社会力量的作用得到突出的体现。但是,在废约运动之后,这一体制发生变化,张之洞提出了"官商合办"的体制构想,意图在社会力量与政府力量之间找到平衡。但在张去世之后,清政府推行干线国有政策,社会力量加入民主革命洪流,最终埋葬了清政府。从近代铁路建设进程的全局来看,铁路引发社会力量的成长是近代历史的一种必然现象。     

清代河道总督与地方督抚河务职权关系及其演变

清代为治理黄、运两河专设河道总督,但是,河道总督与两江总督以及河南、山东巡抚等地方督抚职权存在重叠,客观上形成了清代河务的复杂管理体制。清初,河道总督专理河务,地方督抚有兼管之名,而权力较小。雍正以降,地方督抚在河务中的权力增大,甚至一度凌驾于河道总督之上。嘉道时期,治河难度加大,官员动辄得咎,双方互相推责。这种职权体制的存在对清代河务产生了消极影响。     

试论晚清的商办铁路政策

甲午战后,清政府开始大规模修筑铁路,其铁路政策也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在官办与商办之间摇摆。经过多年实践,清政府对铁路的认识逐步深化,最终在1911年中止了商办铁路政策,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可行性。     

邮传部与清末电政利权回收

清末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小黄金期,这其中,邮传部领导的、包括电政业在内的交通利权回收是不可忽视的因素.邮传部对清末电政的利权回收之推动集中体现在中俄、中日交涉及中国与德国、英国、意大利、法国等国的交涉,除此之外还进行了进口替代生产,这极有利于该领域的近代化.以往学界仅仅关注民间的利权回收运动,而对政府部门多所忽视,此乃革命史范式在作祟.     

19世纪后期晚清外交体制的重要特点

19世纪晚清政府的外交体制改革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起步和必经阶段 ,其重要特点有四 :其一 ,集中表现为把洋务活动作为其运作的中心内容 ;其二 ,在权力运作上 ,清廷以军机大臣兼任总理衙门大臣 ,从而使总理衙门在相当长时期内地位凸显 ,权力顺达 ;其三 ,晚清外交强烈依赖于地方督抚 ;其四 ,海关道成为清政府对外交涉的重要渠道。这些特点表明 ,晚清政府已开始努力摆脱“天朝上国”的心理 ,按照国际关系惯例来改变自己 ;同时说明 ,在封建旧体制内部进行的改革 ,具有与身俱来的局限和缺陷 ,从而成为 19世纪的中国始终不能融入国际社会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