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的“不甘”

参观萧红故居，最令我震撼的是她临死前的一段留言。1942年1月16日，刚刚苏醒的萧红深知自L的生命即到终点，于是在香港玛丽医院写下了这样几句话：“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     

心灵的对话 生命的契合——评单元的《走进萧红世界》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萧红研究可谓方兴未艾,但是综观这方面的研究著作,我们发现传记类颇多,评论类较少,而兼取评传与论述所长的则是我最近看到的单元女士的<走进萧红世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版),但是该书感动我的还不仅仅在于它独具特色的体例,更主要的是那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心灵契合,或者说正是由于研究对象的独特人生经历和独具风姿的文学作品对研究者的深切感动才造就了该书的独特体例.著者以女学者特有的思维方式、理论触觉和艺术敏感去理解、把握萧红及其作品的魅力,与萧红的心灵进行对话、交流,所以感情与理性的高度结合是本书的最大特点,在充满感情的描述中不乏理性的批判,而在理论阐述时又融入了浓浓的情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书是论者与论述对象一起完成的,在许多章节我甚至感到著者似乎把自己当作了萧红,与她一起歌哭,一起体验欢乐和痛苦.而这种情与理的交融则是通过以下几方面来实现的.     

关于萧红研究的几个问题

我在一九八○年第一期《学习与探索》上写过《漫话写萧红》;在同年第一辑《文学论丛》上又写了《论研究萧红》;现在又写这一类的文字,就萧红研究中有分歧的地方,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大家共同商讨. 一、萧红的身世萧红是不是张家的人?在这一问题上存在两种意见:一派说是,一派说不是.我是     

一枝永恒美丽的花朵——试谈萧红研究的四个“死角”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持续不衰的"萧红研究热",是萧红作品的经典意义被重新认识,同时,也与萧红本人曲折哀婉的人生经历不无关联。然而,对于萧红的生平研究,至今存在许多难于通过的"死角",尤其在事关萧红生活几个重要方面,研究者遇到若干众说纷纭的萧红生平史料。如,萧红父亲是否"夺人之妻、杀人之夫"?谁是萧红的"始乱终弃者"?萧红萧军分手诀别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如何评价萧红与端木蕻良的婚姻?等等。钩稽梳理对萧红生平特别是婚恋史的不同说法,可以为突破萧红研究的某些"死角"开辟一些通道,有助于恰当理解萧红思想情感经历,这是深入地研究解读萧红及其创作的基础。     

抗战语境中的儿童书写——析萧红在重庆创作的三篇儿童题材短篇小说

抗战时期,萧红在陪都重庆创作了《孩子的讲演》《莲花池》和《山下》三篇儿童题材短篇小说。这三篇小说不仅在小说背景中展现了不同的区域性抗战语境,还巧妙地投入属于萧红个人特色的儿童书写。虽然较萧红其他小说作品来说不足甚多,但其中所蕴含的抗战语境与儿童话语,不仅体现了萧红以笔作为武器参与抗战生活的文学目的,也给重庆的抗战文学留下了宝贵的研究资源。以这三篇小说作为文本基础,从抗战背景与儿童书写的写作缘起、不同区域中战时儿童形象的塑造、个人经验与时代环境的汇聚与融合三方面来进行分析。     

选择与疏离——论萧红小说叙事策略的嬗变及其思想意义

本文通过对萧红小说创作的纵向考察认为,萧红的小说创作采用了"障眼法"叙事策略,深入地表达了女性的生存经验和生命价值。这一叙事策略在三个时期的不同运用,则反映了萧红与主流话语逐渐疏离、女性意识逐渐觉醒成熟的思想发展过程。     

《呼兰河传》与《城南旧事》在女童视角中的比较研究

萧红的《呼兰河传》和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是两部采用女童视角的自传体小说。在女性视角和儿童视角的融合中,萧红更多地介入了成人化的思想,使得其视角缺少像《城南旧事》中的成长感,这也同时让《呼兰河传》的视角更为静态,更为客观。而同样是视角的变迁,萧红在作品中采用的是多视角合一的手法,林海音则选择了单一视角的视点转换来实现。通过女性话语、女性意识的融入,两位作家在作品中营造出了不同的“阴性”空间。     

论张爱玲、萧红小说的女性意识及现实意义

张爱玲和萧红是较早关注女性命运的作家,两人有着相似的经历,因而在小说中赋予女性主体的地位,同时对男权社会中男性神话和男子汉形象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消解。不同的是,张爱玲小说中的许多女性因为走了女结婚员的道路而一步一步走进没有光的世界,萧红小说中的女性虽然难逃悲剧的结局,却总怀着美好的希望进行了抗争。这对时下女性思考个人命运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我与萧红之缘

弹指一挥间,1911年出生的萧红,到2011年有100岁了。为了纪念萧红百年诞辰,黑龙江准备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当年掀起"萧红热"浪潮的领头人王观泉先生,嘱我写篇文章,以示记念。     

试论《小城三月》的叙述技巧

萧红的《小城三月》被誉为她生命的最后绝唱。这是萧红一生中最后的一部小说。小说以一个少儿“我”的视点,来讲述“我”的一位姨——翠姨短暂而悲剧的一生。本文拟从叙事学角度入手,探讨作者对这篇小说叙述方位的选择(即叙述人称、叙述角度的搭配)及一些叙述技巧运用的成功之处。赵毅衡将“叙述者”与“叙述角度”的配合称为“叙述方位”。“叙述角度是事件被感知的具体方式,叙述者却是叙述信息的发送者,这两者可以重合,但不一定完全重合。用热奈特的话来说,区分叙述角度弄清‘谁见到?’区分叙述者弄清‘谁说话?’”。罗钢指出:“叙述人称…     

爱在社区医院里涌动

又是一个平凡而忙碌的上午,社区居民杨阿姨踏着沉重的步伐走进上海市嘉定区真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补液室。她一看到护士长就激动地哽咽道:"护士长,我家老王昨天上午没了。"说着不禁悲从中来,"我今天特意来和你们说一声,感谢你们这么长时间的关心,虽然还有很多事没来得及处理,但我得先来这一趟,我觉得你们这几个小姑娘     

萧红作品与抗战文学

萧红的创作生涯内嵌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她的作品和抗战文学的关联是一种内在的关联,抗战对于萧红作品而言不是外在的偶然,而是内在的连续性的存在,是萧红作为一个作家一系列有意识的创作活动中决定性因素,“抗战文学”既是萧红作品的主题,也是理解萧红作品的方法,可以藉此整体地理解萧红全部作品——从《弃儿》到《马伯乐》。     

房产专家,笑得好开心

我以为20万元人民币很多,为了攒它们我花了12年的时间。当我信心十足地走进售楼处,售楼先生满面春风向我递来别墅宣传单时,我当然不客气地接来看了。     

萧红剧本初探

萧红的主要成就在散文和小说创作方面。许多人致力于她的散文和小说研究,无暇或不屑研究她的剧本,我以为这是不公平的。为了"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文章试图对萧红剧本《突击》、《民族魂鲁迅》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作一粗浅评析。     

永远的故乡风云——萧红、迟子建乡土小说比较

萧红和迟子建这两位来自北国的作家,她们共同关注着家乡的景,深爱着家乡的人。她们笔下的景与人的相同之处来自于地域因素,不同之处则体现了各自的创作追求。萧红关注这片土地上的蛮荒和苍凉,启蒙是她高扬的旗帜。迟子建则更多地展示这片土地上的爱与善,对乡土的温情缅怀给了我们一份心灵的安慰。     

张民达将军故居行记

8月初,我来到梅州出差。刚被接待单位安排到梅州宾馆,就被告知:梅县县委统战部受梅州市委统战部的委托,明天将到梅州宾馆来,迎接我到梅县桃尧参观张民达将军的故居。诧异之余,涌起一阵感动。虽然我曾想静悄悄地去,不惊动任何人,但这份盛情实在难以推却。很少有人知道,张民达就是我的外公,而他是梅县桃尧镇石螺江人。梅州和我血脉相连...     

论萧红诗歌的美学特色及其创作转向

从萧红自传体小说《呼兰河传》描写萧红儿时跟随祖父学习《千家诗》的视角切入，探索萧红的诗歌与古典诗词之间的内在联系。将萧红的诗歌创作带入新诗时代语境，在古典与现代之间，挖掘其诗歌的叠词美、意象美、色彩美、图式美等美学特色。从其诗歌中个人情感的弱势抒写、现实关怀的相对不足、高远境界的升华不足等方面，分析其诗歌存在的缺陷，考察其创作由诗歌转向小说、散文的内外之因，以及这一创作转向后她所取得较高艺术成就的原因，从而更好地全面把握萧红创作的美学特色与艺术追求。     

从《受戒》、《呼兰河传》看散文化小说

“五四”以后新小说的散文化,从鲁迅开始,经过郁达夫、废名、沈从文、萧红更新变异,逐渐成熟,而后中断,到了80年代汪曾祺又将这条中断已久的线索延续下来。本文试图以萧红、汪曾祺的作品为例来探讨这种文体与作家个性的关系,及这种文体在文学发展上的价值。     

萧红思想意识探源

萧红的思想意识领域博大渊深,这是使萧红成为20世纪杰出女作家,写出具有经典品格的创新之作的重要因素。在萧红的精神构架中,仁爱思想是她道德意识的基石,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是她政治意识的基调,文艺启蒙和女权意识是她创作活动中的重要内容。这些意识的形成,固然是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大背景使然,而在她的生活和创作道路上,对萧红思想意识产生直接影响的几个重要人物是:萧红的祖父;萧红所钟爱的萧军:伟大的鲁迅先生及萧红其他文友。     

萧红小说中的忧伤情感底色

萧红是一个身心俱受摧残的不幸女性,一个被家庭、爱情和社会所放逐的灵魂。在悲壮而又充实的悲喜岁月里,萧红用文字倾心地演绎自己的悲喜人生,犹如杜鹃啼血,无怨无悔地完成她那短暂的生命绝唱。如果说萧红的文字如一幅画,那么忧伤就是它的底色。萧红小说中的忧伤情感体现在流浪的坎坷中、在沉寂的土地上、在农民的苦难中、在女性的苦根里。